科学：一条通向自由的隐秘之路

李 侠

短短三十余年的改革，经济上去了，文化衰落了，这是一个很违反常规的奇异现象。这期间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以见证者的身份，我们目睹了与经济起飞同样震撼的整个社会大范围失范现象的蔓延，痛定思痛，举国上下都意识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是，文化建设要比经济建设困难得多，也缓慢得多，对此，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由经济强国到文化强国的道路还很漫长，远不是搞几次大的文化战役可以解决的。当下我们遭遇到的文化认同危机与疏离感开始逐渐从隐性转变为显性，在经济上，我国已名列世界第二，可谓是一片繁荣，但在文化上却出现了大范围的荒芜与贫瘠迹象，文化，作为社会黏合剂已经开始失灵，时时涌现的撕裂感正在威胁着社会秩序的有序运行，此时此刻，寻找重建文化的合适切入点就是当务之急。毋庸讳言，中国当下正在遭遇的文化整体衰落与荒芜现象与政治不作为有直接干系，这种症状可以从群体思潮的暗流涌动上体现出来。当下的中国，由于整个社会公平维度的过早失落与沉没，导致利益分配格局的长期扭曲，造成社会群体分层与流动呈现出非竞争性的特点，中国的群体心理呈现为高度的异质性。究其原因，抛开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因素的掣肘外，至少还存在三种影响越来越明显的文化思潮：犬儒主义、颓废主义与虚无主义，这些群体思潮展现出的高度异质性，使群体很难形成一个有普遍共识的价值体系，这种状况引发的后果就是在社会多个层面出现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文化共识是修补社会断裂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纵观当下中国的各文化要素，只有科学文化才具有这种高度共识，因此，从科学文化入手，才是重建文化的最佳切入点。

1 科学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内在结构上的契合性

科学作为舶来品，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扎下根来，其原因无非两点，其一，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现代科技给当代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进步，每个人都在获得了科技进步带来的额外收益的前提下，由功利主义价值观导引开始信奉科学，这是一种信念投资。这种转变从最可见的层面为科学的传播做了一个有形的广告；其次，科学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它在结构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与同构。基于对科学知识从功能角度的考察，我们可以把西方对科学知识功能演化的路径梳理出一条完整的认知链条：知识、美德、幸福、力量再到权力。从获得知识开始，这个链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知识、美德到幸福的环节，这是古希腊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功能观。它揭示出我们获得知识所具有的功能性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一个人拥有了知识也就同时拥有了美德，而美德对于幸福来说是充分的。这个阶段对应着人类发展的童年阶段，当把知识与美德、幸福这样一些人生目标结合起来的时候，它提供的指向作用非常明确，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人类历经千年的曲折历史却一直没有把对于知识的热爱抛弃。第二个阶段，即力量到权力阶段。自十七世纪以降，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完成，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兴起，一个新的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这个时代的代言人非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莫属，而培根最著名的一句名言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把知识与力量直接挂起钩来，培根以他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未来世纪发展的动力之源。在一个勃兴的时代，这句箴言，也在向所有近代人布道：知识是让我们获得解放的一种力量。这个观念一直延续至今，随着十九世纪末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的充分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再一次感觉到知识的功能又悄然地发生了改变，没有人可以躲得过去。为此，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另辟蹊径，他在对规训与惩罚的技术变革的研究中，石破天惊地指出：知识就是权力。换句话说，拥有了知识不但提升了自己的力量感，更为重要的是，拥有了知识，也就同时获得了相应的权力。众所周知，在社会生活中，权力是生产性的，它时刻再生产权力自身。通俗地讲，表面看来，权力的实现主要通过支配与控制来完成，而知识恰恰提供了支配与控制的技术基础。所以，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说，在一个脱域的社会（主体可以不在场的社会），维持社会秩序有序运行需要两套系统：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这两类系统之所以能够存在与运行，是因为其背后隐含的知识与权力二重性的辩证法在起作用。然而，这里却出现一个悖论：随着高度分工与专业化社会的来临，表面看起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了，其实，恰恰相反，今天社会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联系都要紧密：我们一刻也离不开别人的工作，从衣食住行的所有方面都离不开象征标志提供的质量保证与责任背书，也离不开那些未曾谋面的专家系统里的各类专家提供的服务，相应地，这些机构与专家也就具有了无可替代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社会是一个依靠信任机制来运转的社会，由于其中诸多环节之间的纵横交错以及无法切割的特性，导致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社会也被称作风险社会。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需要多元化的监督体系来监督由知识带来的各类权力的衍生品，以此捍卫脆弱的信任机制。

科学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是因为它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功能结构相匹配。以当下国情为出发点，这种选择能以极小的阻力推动科学文化发展，并能快速展现文化变革的成效。从功能结构上说，中国儒家文化讲究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个功能结构的八要素中，前六项是指知识对于个人内在修养的锻炼，这与西方对于知识功能界定的第一个阶段几乎完全一样。中国文化中的治平功能与西方知识功能结构中的第二阶段有些差异，这反映出我们对于知识的体认仍然是粗线条的，而西方对于知识作用的揭示则要精细得多。毕竟治平理想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其运作的内在机制并不明确；相反西方自近代以来把知识等同于力量与权力，则更好地体现了知识向外扩展的具体机制与路径。正是因为中西对于以科学为代表的知识体系在内在功能结构上的高度趋同，才促成了外来的科学在中国扎根与站稳脚跟的过程并不很曲折，这也是在中国推动科学文化建设带动文化复兴的有利条件。

2科学文化：手段、目的与个体的内在自由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的，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但自由也是有边界的，正如卢梭所说的：人生而自由，然而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对于自由可以有很多分类，比如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从主体能动性的角度给出所谓的“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的分别，其要义在于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则是“去做……的自由”。因此，那些浪漫的并显得有些华丽的所谓积极自由，其实往往是不自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如果我们把自由按照行动范围来分，那么自由可以分为两种：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外在自由的实现需要一个民主机制来保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高度集权下的封建等级制，以此来划定社会秩序；而民主机制则要求分权背景下的公平、平等原则，这种本质性的差异决定了外在自由在当下的中国实行起来比较困难；而内在自由的实现相对来说约束条件比较少，只要你具有一个健全的理智与自由意志即可。从事科学恰恰是个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通向内在自由的一条阻力较小的隐秘路径。既然如此，为何科学精神在中国还如此孱弱呢？从理论上讲，当外在自由实现的阻力比较大的时候，群体转向内在自由的热情会比较高涨，这实在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在笔者看来，造成中国人科学精神孱弱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又一次以黑暗之子的方式改变了科学精神的发展路径，这主要反映在对于科学的认知模式的误构上，回到中国语境就是，对科学的定位根据庸俗实用主义的理念改变其自然的发展路径，在实践层面就是手段与目的的倒置。换言之，科学，对于中国人来讲其第一要义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目的？这个问题决定了中国人的科学精神孱弱的深层原因。

笔者以前曾撰文指出，以科学作为职业的三种境界，即生计、事业与志业。秉持前两种境界的从业者大多把科学作为谋生与换得世俗目的的一种手段，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而优则仕”也是这种类型。一旦科学沦落为片面的谋生手段，科学精神将不复存在，从业者仅仅是科学的奴仆。如果将科学定位为一种神圣的高贵志业，它所追求的的目标将不再局限于世俗目标，而是响应内在召唤的探索真理行为，那么，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科学精神将源源不断地溢出，这个时候个体将会发现那个久违了的内在自由。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多人还没有搞明白，即真理与个人存在的关系问题。换言之，我们为何追求真理？如果追求真理不能给我们一种可以感知的回报（有形的或无形的），那么把科学定位为追求真理不是很愚蠢吗？坦率地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即真理与存在者的关系问题。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此有很好的剖析，他的结论简洁地说就是：真理的本质就是存在者的自由。获得真理的过程，也就是存在者获得自由的过程。寻找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去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让存在者从被遮蔽状态中绽放出来，以此获得内心的愉悦。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对于个体的幸福也是充分的。

既然在探索科学秘密的征途上所呈现出的真理、自由、公平等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要素是所有人都渴望的，为何在相同的需求背景下会出现如此大的后果差异：西方具有比较浓厚的科学精神气质，而中国的科学精神气质一直比较孱弱呢？这也是思想史上比较有趣的话题，它的表层显现就是早些年议论很多的所谓的“李约瑟难题”。笔者认为，这里涉及到文化传统问题，西方自十六世纪以来完成了宗教改革，新教确立，资本主义萌生，由此逐步确立了科学不可动摇的地位。按照清教主义的基本宗旨：上帝是通过自然向我们传道。换言之，通过科学研究揭示自然的奥秘，这种行动是对上帝创世奇迹的真诚赞美，同时，也通过个体智力上的成就，彰显上帝的荣耀。可以说从事科学是响应上帝的召唤。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旨是实用主义的，这种实用主义观念里缺少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因而超越感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一种虚拟的可疑摆设。久而久之，我们的文化形成一种认知定势：从事科学就是为了获得具体的用，所谓“经世致用”被奉为儒家的不二法则，在入世与出世的首鼠两端中，科学精神被实用主义的剃刀定点清除了：凡是不能显现的一概不值得追求，意义，在中国文化里总是缺少意义的，这是传统文化短视的经典表征。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突破口应该定位于科学文化的建设。这种路径选择有三个好处：其一，在当下中国思想断裂的年代，整个社会对于科学文化具有高度的认同感，推广起来社会运行阻力最小，这是复兴文化的基础准备条件；其二，在推进科学文化的过程中，一些自启蒙以降得到整个世界广泛接受的普世价值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有利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改造与重建；其三，在倡导科学文化的过程中，个体通过内在自由的实现，缓解了社会在遭遇文化危机时的群体茫然无措现象，为文化从萧条、重建再到复兴预留出宝贵的建设时间。

说明：该文发表在《民主与科学》2012（1），即将出版（问过编辑）是为记！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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