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年先生是中国真菌学界的老前辈，在真菌学多个领域都颇有成就，著述颇丰。余先生是国内学者研究我国水生真菌的第一人，在40年代已经有关于我国水生真菌研究的论文。余先生在卵菌方面的研究也是在我国就有奠基地位的，并著有《中国真菌志.霜霉目》。余先生在文学上也颇有造诣，其诗词选编有《余永年文集》。

    余先生如今已经90高龄，疾病缠身，然而他的科研工作却始终没有停止。余先生几乎经历了我国现代真菌学从开创到现在的所有时期，其对我国真菌发展的了解和把握是我等晚辈所不能及的。因而，余先生也希望将中国真菌近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汇编成一部书籍，而我则有幸参与了该书《水生真菌》部分的编写工作。正因为去余先生家交稿以及讨论该书的编写事宜，才有幸一度余老风采。

   余先生家在科学院南里的一个小区的一层，房子很小，估计60平米左右，摆设极为普通，一台电视，一个茶几，几张沙发，周围是书架。阳台不大，放着洗衣机等日用生活物品。我们进去的时候，余先生的爱人热情接待，请我们入座，余先生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们握手。先生身材高瘦，和蔼可亲。我们在余先生家坐了约2个小时，谈及了许多真菌学老前辈，包括戴芳澜，王云章等。先生对以前的一些事情还是记得非常清楚的，包括真菌学会的创立以及理解理事会和负责人等。在提及真菌物种中文名称时，先生对目前真菌物种汉名的混乱较为不满，希望我们这些晚辈能在汉名的统一规则上做一些工作。然而，对于汉名热衷的人太少，现在许多文献提及真菌物种名称时也只写拉丁名，根本不写汉名了。并且国内的刊物上，好的真菌学论文也为数不多了，大家有好成果基本都投到国外的SCI刊物上去了，纯英文的，也没人考虑汉名了。因而，统一汉名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对于急于评职称和养家糊口的年轻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了。

    余先生是比较健谈的，在约2个小时里，余先生几乎都在说话，逻辑也非常清晰，其对真菌学研究的热情可见一斑 （我想对于一个90多岁的老人，疾病缠身，连站立都很吃力，这种长谈的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从余先生身上似乎看见了书籍中描写的民国文人学者的影子。他是非常儒雅的，待人和蔼，没有任何架子，分析问题客观理性，对于问题没有焦躁不安，一直保持着平和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