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追问，进行《伤寒论》内在逻辑体系的方法论研究，并为从思维能力和认识高度上俯视它打下基础。本文拟从物理、逻辑演绎的尝试，定量、量化思维、实证，文本阅读的尝试三个方面分别阐述及评价相关研究文献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伤寒论   逻辑演绎   量化思维   科学实证   文本阅读

    《伤寒杂病论》不仅是当时有关传染病和杂病相关的论著，更是在精神上摆脱阴阳五行和五运六气绝对化影响，思维上强调体系化和范式化的杰出医学著作。如同罗马人盖伦之后一千年中欧洲没有创造性的贡献一样，张仲景之后，很少有能从精神和思维上全面突破的医学著作了，更多的只是医学技巧的完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奇怪的医学现象呢？从逻辑学的角度，对疾病的外在表现作为一种存在的事实，因为缺乏更好的或进一步成熟的逻辑演绎方式，使得张仲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只能成为两千年来被崇拜的“医圣”。最近四十年，从逻辑层面研究《伤寒论》的文献越来越多。这四十年，有积极的思维探索，有值得商榷的观点，有不合实际的设想，也有满足于现状的消极。下面，作者将选取有代表性的立场，从三个方面分别论述。

1   物理、逻辑演绎的尝试

1.1  周建英

    周建英^[1]提出从“熵流学说看仲景治疗观”。作者认为，生命体内的嫡值(ds)由两部分所构成,即ds=dis+des (其中dis是人体内部本身的不可逆过程所产生的嫡,其值始终为正；des是由于人体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所引起的嫡流,即向环境输出嫡,因之为负值)。若某种原因导致总嫡值锐增,超过一定的闭值,即可能破坏机体高度有序性使生理机能陷于紊乱,从而引起病变的发生。如果从治疗的角度，熵流学说确能阐释仲景的治疗观，但我们能否扩大此学说在《伤寒论》中的应用范围呢？比如，通过熵值界定“三阴三阳”的临界值，运用熵流学说诠释《伤寒论》中有关本证、兼证、变证和类似证的条文。甚至，通过熵流学说来体现《伤寒论》的三阴三阳辨证体系。也许，真正将物理学概念的“熵”融入到《伤寒论》的条文中，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甚至可能是失败的。但周氏通过动态的角度来看待方与证的关系，则在某种意义上跳出《伤寒论》注释的窠臼，从而提供“动态”的解读《伤寒论》的思维视角。

1.2  贾春华

    贾春华在《〈伤寒论〉反事实条件句分析》^[2]一文中认为，反事实条件句也称虚拟条件句，又可以称之为反事实蕴涵。即这种条件句的前件不一定是事实，但可反映前件与后件的关系。反事实条件句在《伤寒论》中多以若、假令、设表示。而对于《伤寒论》中出现的反事实条件句，加强前件律、传递律和易位律等经典逻辑定律可能失效。此观点容易陷入为逻辑而逻辑的思维死角，从而忽略《伤寒杂病论》自身逻辑体系的研究。贾氏的观点亦反证，单个的逻辑定律无法准确阐述《伤寒杂病论》内在的逻辑演绎。同时，这篇文章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何巧妙运用现代的逻辑演绎方式去“打开”隐藏于《伤寒杂病论》内部世界逻辑性意义的锁。这不仅是把西方思维的帽子直接戴在中国语言的头上。毕竟，中医语言和日常生活用语（逻辑学家通俗诠释自己想法的常用方法）存在很大差别。遗憾的是，贾春华先生没有就此问题展开论述，又从新的角度出发，譬如负概念^[3]、“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4]。然而，它们都缺乏更加详细的，系统的论述，只能成为“摇篮里的火光”。从积极的一面，则是贾先生思维轨迹的展示，如同哲学家探索终极的意义，贾先生亦在追求那把打开原文的“锁”。在另一篇文章《〈伤寒论〉方证理论体系框架》^[5]中，贾先生也许是受到清代名医徐大椿的影响，果断的抛弃了以前的尝试，将方证理论体系通过逻辑演绎贯穿于《伤寒论》，以单一方证、类方证和合方证构成方证体系。这无疑是接近原文的又一种尝试。不足的是，其临床诊疗思路图和方证研究方法依然停留在理论阶段。众所周知，方证的研究必须以（无论动物或临床）实验为论证依据。否则，只能是空谈。通篇而论，贾先生尽管走出了为逻辑而逻辑的思维怪圈，却又走入了另一个怪圈，为方证而方证。研究方证固然是务实的，但对条文与条文之间（包括方证相关和非方证相关）的关系重视不足，无法客观演绎和评价《伤寒论》内在的逻辑体系。

1.3  孔繁鑫

    孔繁鑫在《从太阳病篇看〈伤寒论〉的逻辑思维形式》^[6]一文中，认为太阳病篇178条原文，第1条～11条为总论，后文根据总论展开论述的麻黄汤证、桂枝汤证，再到汗法为太阳表证之正治法以及汗不如法、误治、误下引发的诸多变化；从太阳之表到转向少阳之半表半里，阳明之白虎汤证，以及后文的蓄血证、结胸证、痞证等更加复杂的兼变证，无一不体现了“由总到分”的逻辑结构。孔的“提纲挈领”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把握《伤寒论》的思维框架，但无法概括《伤寒杂病论》的全貌，譬如，太阴病篇出现太阳病篇的桂枝汤证，阳明病篇出现少阳病篇的小柴胡汤，太阳病篇的麻黄汤证。这样的例子在《伤寒论》中不胜枚举。如何合理的诠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成为作者亟需解决的问题。此外，即使在太阳病篇，作者只是以粗线条的思维方式勾勒了其全貌，对于证与证之间的相互关系始终没有放在一个更好的理论框架内去解读。无论如何，孔氏的方法为我们把握《伤寒论》提供了不同于“熵流学说”的解读方式。

1.4  杨武金

    杨武金^[7]试图用墨家“三物逻辑”（故、理、类）来打开《伤寒论》的大门，但无疑把《伤寒论》的条文看的太简单了。比如，桂枝汤证之“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和桂枝加葛根汤之“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作者认为，太阳病患者在增加了“项背强几几”这个条件后，方子中就需要加入葛根。前提增加，则结论增加。结论随着前提的变化而变化，体现出逻辑推理的单调性变化。果真如此，如何解释条文“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和“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的存在？而且，桂枝加葛根汤与葛根汤药物组成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煎服方法。由此可见，墨家的“三物逻辑”是不足的。

1.5  苏   芮

    苏芮在《〈伤寒论〉研究中逻辑推理的应用》^[8] 中运用复合命题中的联言命题、选言命题和条件命题剖析《伤寒论》的思维逻辑，尤其是结合（古人的）注释，探讨伤寒论文字背后的逻辑意蕴，这无疑是一种接近原文的有效途径。问题是，古人的注释可否尽信？遇到注解有分歧的条文该如何？例如，大青龙汤38条关于“烦躁”的论述，作者在必要条件假言命题段引用万全的观点“识证之妙，在不汗出而烦躁五字，若无烦躁，乃麻黄汤证也”。实际上，麻黄汤和大青龙汤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不汗出而烦躁”，因为麻黄汤证亦表现为“发热，不汗出”。另外，非黑即白的逻辑思维也不适合《伤寒论》。仍然在3.2必要条件假言命题段，以《伤寒论》119条为例，引用柯琴的注解，认为，阳明病，因为无汗，小便不利，才见发黄；否则，汗出，小便利，所以不发黄。先不说作者少提了“心中懊恼”，就以作者的逻辑思维而论，无疑有过度发挥的嫌疑。张仲景在这里强调发黄前会出现哪些有特点的征兆，而且原文“必发黄”是不能按照现代汉语解释为100%一定发黄，而是可能性很大。言下之意，“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恼”也会出现别的临床表现的可能。尽管此文有诸多不足，但是能想到借助古人注释来诠释现代意义的《伤寒论》，这本身就是一种思维的突破。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们：从逻辑学角度考察《伤寒论》，首先必须读透《伤寒论》的文本。可惜，在从古到今的研究者中，读透者，几乎没有。据《伤寒论新解》^[9]一书描述，专门研究《伤寒论》三十多年的徐大椿却认为仲景之书只是当时的临床记录，并非有意完善什么理论体系。但这不意味着现在、将来不可能。赵洪钧先生在《伤寒论新解》一书中，认为“决定一个人思维能力的因素还不是学习逻辑学，而是看他的天赋和积极思维”。笔者以为还应加上积极的医学实践（紧密结合对《伤寒论》条文的阅读与思索是前提）。虽然天赋是个人因素，但积极的思维，结合积极的实践，无疑可以弥补天赋的不足。这“积极”二字，一定能实现读透《伤寒论》文本的目标。

1.6  孟庆云

    孟庆云在《从控制论模糊识别探讨〈伤寒论〉六经含义》^[10]一文中认为：六经为六种模糊聚类分析，每一条经都是模糊识别，六经病是热性病过程中模糊聚类的群。笔者以为模糊识别的说法似乎不太适合探讨《伤寒论》。孟先生以“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着，名为伤寒。”为例说明“或已发热，或未发热”乃模糊识别。所谓模糊识别，比如，小王长的很高。这个例子即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有多高，也没有告诉我们以什么作为衡量标准，但这个例子强调小王的“高”。可是，《伤寒论》作者的侧重点在于“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的出现，而非 “或已发热，或未发热”。而“或已”“或未”句只是一种或然概念的表达，赵洪钧先生在《伤寒论新解》^[9]一书中，即以同一个例子说明古人在做尽量精确化的努力，并认为这是有关太阳伤寒的最大似然模型或条件概律模型。笔者更倾向于赵先生的解释。

2.0  定量、量化思维、实证

2.1  杨培坤

    杨培坤^[11]认为，《伤寒论》中症状与病，症状与证，以及证与病的关系与集合论中从属关系、包含关系意义相同。笔者并不认为这种类比能带来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似乎是一种倒退。清代名医徐大椿就已将113方按12类划分，并各附有关条文进行解释。他虽不知集合论及其从属和包含关系，但已通过实际的工作实践了这种从属关系和包含关系的认识。

2.2  赵洪钧

    赵洪钧先生在《伤寒论新解》^[9]一书中，不仅仅将数学思维停留在想法的阶段，更做出了具体的推论：将阴和阳界定在﹝-1,1﹞的区间范围内，0表示死亡或变化停止。关于各经逻辑值的取舍，则按照多值逻辑的取值规则：六值逻辑应将取值范围均分为五段，加端点为六值。但生命现象不允许取两极端值，故将-1至+1区间区分为七段，加端点为八值。于是六经逻辑值便由小到大：太阴=-5/7，少阴=-3/7，厥阴=-1/7，太阳=5/7，阳明=3/7，少阳=1/7。赵先生“等分取值”的方式虽然精致，但若将《伤寒论》中涉及到的所有症、证（且不论方）全部囊括到﹝-1,1﹞的区间范围内，无疑是一项复杂的数学工程。而且，《伤寒论》非数学著作。

2.3  杨麦青

    杨麦青在《〈伤寒论〉科学实证与哲学思辨的终结》^[12]一文中，认为“《伤寒论》中一些基本概念的阐释,应尊重仲景原意依原论剖析,扬弃来自后世医家的哲学思辨,代之以科学论证,将有益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科学化进程”。笔者亦认同，古代医家通过脏腑、经络、气化来研究《伤寒论》的方法应该抛弃。但杨麦青氏认为，原文质朴无华，条文精炼，概念含义确切，层次清晰。具体医学概念界定清楚，无歧义性。言下之意，《伤寒论》完美无缺，无需斟酌。从临床的角度，也许没错。从逻辑层面，不得不打个问号。果真如此，王叔和何必整理《伤寒论》，柯韵伯编《伤寒论注》，徐大椿写《伤寒论类方》呢？足见《伤寒论》系统化、体系化工作之重要。此外，根据杨麦青氏对科学实证的表达，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临床和动物实验是两个概念。比如，杨氏在文中引用梅国强先生制成有关太阴阳虚转向少阴阳虚的实验模型的范例中，证实桂附理中汤的疗效显著。然而，临床面临的情况有时远比实验复杂，甚至不可控制。杨麦青先生在自己编著的《〈伤寒论〉现代临床研究》^[13]一书中，已明确列举了一些用方无效的案例。

    比如，一位流行性出血热患者入院后用西药治疗不效，病情逐渐加重，加投中药，11月8日呃逆，咳血，尿闭。脉搏68次/分，呼吸36次/分，血压130/80mmHg。嗜睡，皮肤见大片瘀斑，面部及周身浮肿，四肢逆冷，口唇发绀，颈静脉怒张，两肺满布湿罗音。心音低弱、律齐，脉沉，肝肋下3cm。经强心利尿、放血，服真武汤等治疗无效死亡。杨麦青认为病在厥阴，属真武汤证范畴。结果却是无效死亡。这其中要总结的教训固然很多，譬如，对病情的解读不透彻：为何用西药治疗不效，病情加重；加投中药，病情继续加重。用了什么中药和西药（不详）。当病人出现呃逆，咳血，尿闭时，对患者病情此时的判断（不知）。再比如，辨证不精细。这样危重的病人，舌象、趺阳脉均不见查，脉象描述也很简单，脉沉。尽管书中成功运用《伤寒论》方者不下千例，但多为热证或症状典型可直接套用《伤寒论》条文者；尽管用真武汤治愈的类似患者亦有一些，却不能全中。此外，杨先生在讨论部分未从中医角度出发，是以“微循环障碍导致灌流不足”的西医思维进行分析。或许杨氏力图避开形象思维，走向西医的逻辑化、准确化。笔者不禁想问：若再遇同样情况患者，该如何应对呢？

    这一案例不仅告诉我们临床远比动物实验情况复杂，也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经验是把双刃剑：虽然可为我们点燃明灯，却无法概括所有个体临床表现的差异。此外，用西医思维方式来反思中医论治的失效，不得不令人困惑。通过此例，我们不得不思索：中医科学实证化的道路怎么走？依据笔者浅见：中医科学实证化的道路取决于对人这个特殊的生命体的研究水平和认识高度。正所谓“形诸于外而感之于内”，《伤寒论》对“诸于外”之形，临床表现，研究得相当透彻；“感之于内”，发作的机理，很模糊。《〈伤寒论〉现代临床研究》^[13]也试图从现代的视角进行解读，可一方面与《伤寒论》的结合还不够紧密，另一方面，这种解读是否科学值得商榷。即使假说也需要临床验证。现代的基因工程，生命科学，蛋白质组学等蓬勃发展的科学领域，都在努力解读人生命的奥秘，更勿论未来可能产生的其它新兴科学领域。笔者以为，通过它们及实验水平的不断提高，《伤寒论》的实证化必将是一片“希望的田野”。回到杨麦青氏这篇文章，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却坚定了中医科学实证化的道路，从实验的角度为《伤寒论》内在逻辑体系的诠释提供了基石。

2.4  龙新生、熊曼琪

    有人研究原文应用时间数字表述病势进退，虽有其意义，但刻意强调，无异刻舟求剑。何况，探究时间在现代疾病中的表达岂不更有价值？龙新生和熊曼琪^[14]先生竟把这种简单的数字有意上升到现代数学的高度，令笔者惊讶。龙、熊二位先生有关数学研究的设想与实际情况还有一定距离。比如，判断病势进退，可用适当数学方法使症状、体征等各方面、层次各自量化，再进行聚类分析，建立模糊隶属函数。再根据具体情况，修正数学方法及相关指标，臻于完善。笔者以为，从医生的角度，医院有生化检查定期鉴定病人病情，有现代诊断技术CT、MRI诊断病人体内隐匿杀手，有心电监护随时监控病人生命体征。数学分析、聚类分析是否有其意义？而且，一个医生在临床上时间愈长，对病势进退把握愈准（经验的丰富及活跃的临床思维是前提）。于其把工作做的如此复杂，倒不如积极的，有意识的去训练这种判断力。笔者甚至以为，中医诊断比西医诊断高明的地方恰在于量化诊断，而非数字化诊断。

2.5  鲜光亚

    鲜光亚在《〈伤寒论〉量值辨证探讨》^[15]根据《伤寒论》的文字描述，提出阴阳量值辨证、主症量值辨证、相关症状量值辨证和症状量值比较辨证。并认为加强对中医四诊信息客观化、定量化、现代化方法研究,在注重中医学自身特点和规量值辨证研究的基础上，推进量值辨证学的发展。鲜氏提出的概念很诱人，但文中的表述却与作者所提的量值辨证有不一致之处。比如，作者认为，以寒热而论，太阳证侯“恶寒发热”，少阳证候“往来寒热”，,阳明证候“不恶寒反恶热”,反映出伤寒三阳证候不同量值的阳盛状况。作者所引用的文字表述并非三阳证侯寒热不同量值的表达，而是寒热类型的表达，一如西医对热型的分类：间歇热，弛张热，不规则热等。从临床出发，若将量值辨证换成量化辨证，笔者以为能更准确的反映临床实际。比如，脉诊强调三菽、六菽、九菽的力量，舌诊看舌苔的颜色，厚薄，部位、色泽，舌质的老嫩、颜色、形状、大小等等。从这个角度，作者所论述的内涵，并不新颖，依然未逃脱“辨证论治”的思维框架。但从紧密结合《伤寒论》条文出发，又将有助于诠释《伤寒论》内在的逻辑体系。

3.0  文本阅读的尝试

3.1  陈瑞春

    陈瑞春^[16]认为，《伤寒杂病论》善于运用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法、分类法、分析法、综合法、推理法。作者看似在走逻辑思维的路线，实际上是通过形象思维的探讨，去更好认识张仲景“辨证论治”的特色，从而把握临床。作者虽然不能从逻辑思维的高度去俯视《伤寒杂病论》，却也从“务实”的角度告诉了我们研究张仲景思维特点的现实意义。从时间上来讲，虽然此文和上世纪中期对《伤寒论》研究思维的空前活跃相比，顿失颜色。但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来讲，依然有着陈瑞春这篇文章所应有的时代意义。他还在《试论〈伤寒论〉中辨证法思想》^[17]一文中，从寒热的转化，病机的转变，方药的进退来说明量变到质变这一唯物主义的辨证法思想。

3.2  杂说

    单书健的《试论〈伤寒论〉中的辨证逻辑思维方法》^[18]与陈瑞春的认识是一样的。23年后在《上海中医药学报》发表的《〈伤寒论〉中相关证分析思维与反测证候》^[19]没有超过单书健的认识水平，依然是从《伤寒论》条文阅读的角度出发，而非剖析《伤寒论》。像这样的文章很多，比如，杨振华的《浅析〈伤寒论〉中常用的逻辑方法》^[20]，朱红梅的《〈伤寒论〉的辨证思维方法初探》^[21]，王荣、胡晓阳的《浅析〈伤寒论〉的辨证思维方式》^[22]，陈宝明的《〈伤寒论〉六经证治思维逻辑方法初探》^[23]，还有很多。固然，从文本阅读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伤寒论》的理解，并深化了对中医临床的认识。但从逻辑演绎的层面，它意味着我们的思维水平将永远停留在由已知走向已知，非已知走向未知。很明显，这不是我们想要的。23年来对《伤寒论》的阅读，并没有产生太多有价值的启示。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置身于《伤寒论》中，如何能够俯视它？法国后期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就说过类似的话：科学操纵事务，而拒绝置身于其中^[24]。

     综上所述，打开《伤寒论》内在逻辑体系的锁是通过科学实证和逻辑演绎两种方式来完成。科学实证要借助和生命相关的世界新兴科学领域的发展及实验室水平的提高。逻辑演绎则是通过读透文本，找出条文与条文之间的，方与方之间的隶属关系，从而以体系化的方式使《伤寒论》以更清晰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没有追问，就没有思索。笔者希望借助本文加快《伤寒论》逻辑体系研究的进程，为全面突破张仲景的思维能力和认识高度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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