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逻辑学家的“中国逻辑”

　　从定义的角度看，第二种是三种“中国逻辑”中最为靠谱的。刘邦凡在《船山学刊》2005年04期发表了“什么是中国逻辑”的论文，这是逻辑学学者的研究结果。他检索CNKI收录的1994-2005年发表的论文，以“中国逻辑”为篇名或要害词的文章只有23篇。他总结说，我们所谓的中国逻辑，就是指“中国古代逻辑”，指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传统的西方逻辑传入中国之前，未受其影响的中国传统逻辑。具体地讲，中国逻辑是以“墨家逻辑”（《墨经》中的名辩逻辑思想与方法）为主线的，同时包括先秦其他诸子百家的逻辑内含，也包括先秦以后中国文化典籍中一切有关逻辑的思想与方法。不过，“中国古代逻辑学思想的发展，到了《墨经》，就同登上高峰一样”。“假如说西方传统逻辑是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代表的话，印度逻辑是以因明为代表的话，那么，也可以肯定地说，中国逻辑以墨家逻辑为代表，墨家逻辑是中国逻辑成就最高的主体部分。”
　　他引用温公颐先生话来说：“中国逻辑与西方三段逻辑和印度三支逻辑既有相同的方面，又有不同的方面，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中国的名、辞、说（说辞），有一般逻辑的特征，但不能和古希腊、古印度等同。……从逻辑的总的性质来看，西方推论三大类属为依据，可以说是外延的逻辑，这与中国的三物逻辑有所不同，我国古代的三物逻辑重在内涵，‘类不可必推’、‘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类’，即应作为推论的依据，又不能完全依靠。公孙龙曾注重内涵的分析，我姑且名为内涵的逻辑，这是中国逻辑的一个特点。”
　　具体地说，他赞成刘培育先生的观点：“‘名辩学’与‘中国古代逻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名辩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建构的一门学说，主要研究正名、立辞、明说、辩学的方法、原则和规则。这门学说的核心是逻辑学，但也包括熟悉论和论辩术等内容，与政治和伦理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逻辑学是名辩学的核心，并非名辩学就是中国古代逻辑。名辩学在中国逻辑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也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
　　他在文章中还讨论了墨家辩学与逻辑之间的关系：第一，墨家辩学不能简单地与逻辑画等号，就整体而言两者不是一回事；第二，由于墨家辩学也讨论了推理，所以墨家也有自己的逻辑思想和学说。因为墨家辩学以言谈论辩为对象，讨论了涉及言谈与论辩的诸多内容：语言的本质与功用，语言的特征与组成，言义关系，语义与语用；论辩的界说、性质与功用，论辩的认知基础，论辩的诸种原则与要求，论辩中立辞的根据与组成，论辩的诸种方法与谬误等。就整体而言，墨家辩学与逻辑的研究对象、目的不尽相同。墨家辩学以言谈论辩为对象，以“取当争胜”宣说墨家“义事”为目的；逻辑以推理为对象，其目的既涉及语言交际行为，更要为科学认知提供工具。同时，墨家为使自己宣说的义事获得他人赞同，也为了使论辩胜败的判定为他人认可，必然要讨论“立辞”。《大取》所谓“立辞”，是指命题的成立。墨家辩学主张，任何一个命题的成立，都要有相应的理由和根据。假如一个命题没有其赖以成立的理由，就是荒谬的了。这就是《大取》所说，“夫辞，以故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墨家用做提出理由以成立命题的基本方法是“说”，即《小取》所谓“以说出故”。这表明，墨家辩学的“说”，是提出理由（“故”），以成立一个命题（“辞”）的过程，即推理（论证）过程。所以说，墨家辩学虽然以言谈论辩为研究对象，但同时也涉及了推理。

　　我认为：（1）严格地说，逻辑学只有一个。尽管从人类推理、思维角度看似乎有一些联系，如果追索逻辑学的源流，印度的“因明”与中国古代的“名辩学”可能很难有亲缘关系。我不是逻辑学专家，不敢肯定现代的逻辑学中是否有某些理论来自于古代印度和中国的某些逻辑思想；如果没有的话，“中国逻辑”或“印度逻辑”根本无从谈起。这与医学不同，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无论中国古代医学或印度古代医学是否对现代医学有所贡献，他们都有自己的医疗实践，也可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因此也有自己的医学。

　　（2）“中国逻辑”等于“中国古代逻辑”，这个说法不太妥当。试想，如果存在一个“中国古代逻辑”，那么就会有与之相应的“中国现代逻辑”。显然，所谓“中国现代逻辑”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基础学科——“逻辑学”。因此，从分类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逻辑”不能等同于“中国逻辑”，而仅仅是中国古代的一些非系统的逻辑学思想。

    以上说法，是否妥当？特请教于相关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