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译】科学传播再思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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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新闻的挑战
媒体不仅影响公众的观念,还会塑造和反映政策辩论。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在不考虑媒体的情况下很少做出政策决定。鉴于媒体的角色和影响，人们一直以来都很关注在生物医学领域和生物技术领域中媒体报道的曲解和夸张。在国际上，很多科学家、论理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官员把媒体夸张的倾向看作是媒体的主要缺陷。
一般来说，在生物医学领域和生物技术领域的媒体报道方面有一个可靠的基本标准。大读书新闻所获得的的关注度受到一小部分著名且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驱动的，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这些媒体报道有自己的框架。无数的关于媒体报道内容的研究表明报纸中有关科学的报道是相当精确的，只是存在着少部分的记账式错误。然而，对媒体报道中的单一研究进行准确性评估并不能解决媒体的报道是否符合下面这种情境，即通过和其他研究或者专家的观点比较来观察这项研究适合一个正在出现的知识体。因而，作为一个警示，报道中的精确性和高质量证据的传播并不必然是意思相近的。
在对媒体报道的观念方面，不同于传统的智慧，一些研究持续地表明大多数科学家对媒体有关他们研究的报道感到满意，他们也更有可能对媒体的报道吹毛求疵。类似的研究还表明对生物技术相关的媒体报道的偏见会与利益相关者同该议题的关系以及个人对该议题认同度的不同而不同。
研究也表明媒体的夸张很可能是源于研究人员在描述有关重大突破的时候喜欢用比喻的手法，而实际上他们的研究只是一项复杂科学事业的一个增量部分。在公众对某项研究的结果具有积极或者消极的期待的时候，顶尖科学家的作用十分重要。很多评论家表示媒体，科学家，公众和其他利益群体可能会在制造一个“夸张的周期”中产生共谋。这个周期受到下面一些因素的驱使：激进的研究人员需要面对来自研究机构，经费赞助人以及工业领域的压力；科研机构和科学杂志扩大其名誉的欲望；利益导向的媒体；个体的科学新闻工作者界定某个事件具有新闻价值的需求等。研究表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科研项目的积极成果很容易被发表出来，而早先被拒稿的研究成果很难再次引起关注。比如，《自然》杂志刊登了有关发现“同性恋基因”的一篇论文，并且获得了极大的媒体关注，但是反驳这些研究成果的研究却只获得了有限的媒体关注。
另外一种形式的夸张存在于媒体的遗漏偏差—也就是媒体避而不谈的问题。这存在着有关研究经费来源、潜在利益冲突、公众对研究可信度进行评估以及应该相信哪一拨科学家的必要信息的缺失。公众舆论调查表明对公众对一般科学家，特别是大学里的科学家信任程度较高，但是当公众被问及他们对工业领域科学家的印象是，这种信任程度有所下降。公众对技术的满意度随着公众对权威以及政府的信任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实际上，除非一个科学议题受到“对立面的”文化权威的挑战，比如宗教或者政治领袖，否则公众倾向于十分顺从大学和政府部门的科学家。
有关研究方法的细节，研究的设计（特别是医学实验方面），风险和研究收益扩散的时间表都没有被充分地报道。有关研究的风险通常在报道中被弱化，因为在传播盖然性信息方面存在着困难，在这方面大多数科学新闻记者和公众都没有充分地理解。然而，不仅媒体对盖然性风险轻描淡写了，任何有关研究的社会和伦理方面的风险的广泛的讨论也被媒体弱化了。同等的关切是缺乏有关研究前期阶段中阐述的收益扩散的实际时间表。忽视掉时间表会给公众这样一种印象，即重要的疗法已经即将出现—公众和专家对时间表有不同的看法。这对于干细胞研究来说特别危险，因为在这项研究中人们对干细胞疗法或者说“灵丹妙药”的期望近乎疯狂。
有关这些前述的内容分析研究的警示就是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纸媒方面，并且主要是针对科学的采访，而忽视了媒体从来就是同质的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方法忽视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当地和国内电视新闻广播，特别是互联网，已经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研究还倾向于把焦点缩小到关注科学新闻记者方面，但是当他们从对专家的报道转向政治新闻记者，评论家和权威人士的时候，科学辩论获得了他们更多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形象从关注一系列发现转变为关注冲突以及有关风险和伦理的主张方面了。
观念的不同，源于遗漏偏差和媒体框架的夸张有可能给个体和社会带来危害。公众可以从市场上直接获取商业化的遗传测试手段，这种测试以盖然性风险因素的形式为消费者提供健康信息，并以很低的法规标准为公众提供法律上尚未许可的干细胞疗法。这提出了一个有关媒体角色和责任的重要问题。
媒体角色和责任
很多学术文章，社论和报告都聚焦于遗漏偏差以及精确性方面，以便为新闻记者提供最好的实践和核对一览表。但是这些努力是否与科学新闻的现实以及其他记者采访区相冲突。最重要的问题也许并不是内容，而是如何给这些研究设计框架。在这方面，理解塑造媒体报道中占主导地位阐释的因素是重要的。
首先，通常在科学家和科学记者如何解释和阐述研究过程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断层。比如，科学论文是“冷冰冰的”量化的，而媒体文章通常以人文为视角并同普通公众联系在一起。科学论文的受众是“一小撮”专业人员，而媒体文章则以广大的公众为受众。结果，科学媒体上的文章通常基于研究者个人或者从研究直接受益的个人提供的奇闻异事来做文章，比如受影响的个人或者受影响的家庭成员。没有二者之间的关联，在媒体激烈竞争的今天，科学故事不太可能得以发表。
新媒体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传播的本质。作为公众获取生物医学信息和科学信息的主要渠道，互联网的角色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传统的网站允许新闻记者通过和研究或者患者的网站以及文章的关联把读者和信息内容连接起来。网页数目的扩张可能会解决遗漏偏差的问题，由于更多的量化信息或者盖然性信息通过花絮信息或者图表的形式提供出来，但是如果要提供这些信息也是十分耗费人力的。特定的网络评论部分也允许读者及时地修正社会中的一些信息。作为博主的科学家和科学新闻记者给读者提供了特定研究领域的一些背景材料。科学博客给读者创造了一个对话交流的机制，并且和线下的互动交流形式，比如科学咖啡馆和其他非正规场合的交流融合起来。科学博客的博主们通常会审查媒体或者政策辩论中的一些错误主张，并且作为科技新闻记者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
然而，网上的大部分信息的来源并非主流媒体或者科学家博客，所以这些信息通常在质量上是存疑的。企业信息渠道通常也只不过是产品或者服务的直销广告。比如，网络上提供的营养基因组学测试服务通常和营养品或者其他产品的销售联系在一起。只是最近企业才开始利用社会媒体的优势，并且通过特定的网站（有科学博客，科学家档案和互动版块）进入到一个和利益相关者及公众对话交流的模式（比如Johnson&Johnson’s公司博客，YouTube以及脸谱网）。其他的网站则关注特定的利益群体—并且有目的性地策划新闻报道和政策辩论。当一些著名的科学博主把科学的辩论和意识形态驱动的政治或者宗教评论混淆在一起的时候，科学博客也涉及到策略性的议题设定。这些著名的博客站点成为了强化缺失模型有关公众假设的一种回响室，把科学素养作为获得公众支持以及腐蚀宗教信仰的金钥匙。
最后，在线科学传播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到达受众的问题。在可信的网络渠道中科学信息的可获得性并不意味着公众就会采用它。和传统媒体一样，如果公众缺乏对网上科学信息的兴趣，他们依然会忽略掉。这给了公众参与科学辩论的程度一些启示。
建议和挑战
信息渠道的扩散和产业参与科学研究程度的提高夹杂在一起提出了一个有关公众信任和参与科学的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公众和私人支持的科研以及受众分层之间的混淆。因而，科学传播让然是受到科研机构，利益相关者，媒体和不同公众这种更加复杂的关系驱动的。
在这种情景下，就需要澄清科学传播的目标及其假设，意识到需要传播的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当前针对公众教育和公众参与的活动被作为民主改革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且和过去相比更加具有包含性，但是这仍然是基于缺失模型的，这种研究是不充分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对公众对话活动进行持续地投入，比如民主审议论坛和共识会议。更重要的是，这些审议性活动的焦点应该是关系和信任的建设，而不是说服，并且要有普通公众参与决策制定的机制。
当谈到和媒体组织积极合作来让关键公众参与的问题，有必要意识到媒体报道框架以及科学家，媒体记者和关键公众间不同的假设以及义务。公众信任以及媒体报道的观念会由于个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不同而不同。科学传播工作应该得到认真的公众研究的支持，比如前面国家科学院所做的进化方面的工作。这种策略并不意味着公众参与到虚假宣传或者夸张宣传中，而是参与到研究中去寻找替代性的故事情节，比喻和案例，从而更有效地传播科学议题的相关性和本质，比如人类干细胞研究。
作为未来科学机构的发言人和政策制定者，大学生们应该接受有关科学的社会情境和政治情境的内容，以及如何和媒体以及多元化的受众进行传播。后者包括强调有意义的公众对话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和记者及编辑建立联系的重要性。这种公众参与的形式已经和营销以及公关关系纠缠到一起了。
导致媒体夸大和错误（较大程度上是遗漏）的多重因素需要逐个地认清，以便让科学机构和媒体组织系统地制定出恰当的传播政策。
为了强化我们在新媒体环境性对科学传播的理解，科学传播研究的焦点应该扩这到包括网络媒体和数字媒体，同时意识到传统新闻渠道持续的媒体议程设定的本质。鉴于网络受众异质化的特性，如果某个组织在网络上“生产”科学内容的时候想扩大其受众的到达率，他们就需要找到提升即时曝光率的途径，获得在网上浏览网页当不是积极寻找科学信息的关键受众的注意。还需要有法律保护消费者在网络上不受营销健康服务或者产品的网站中那些虚假或者夸张信息的影响。
虽然我们有不断改善的关于科学的公共舆论的措施以及不断增加的调查的数据量和研究可供参考，但是还需要就新闻和文化指标的系统性追踪进行投入，当然这也包括传统的新闻出口，以及广播电台，午夜讽刺性节目，宗教媒体，网络，纪录片，以及娱乐电视节目和电影。每种媒体都会构成一个不同的公众解读科学的文化情境。
在新闻学院校和新闻组织中，应该鼓励新的“科学政策”的发展。这将会填补科普作家倾向于是有技术背景的人与政策新闻记者对于冲突的强调之间的空白，为他们提供一个就科学政策辩论的重要经历。在这种情景下，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来讨论应该包括经费结构，公共-私人机构的关系以及商业化。一个就公共-私人在科学上的分野的开放的公众讨论只会强化公众的信任。
最后，如果对科学新闻存在着主要的威胁，那它也是科学新闻记者在经济利益驱动的新闻机构中正在丧失自己的工作职位。一些建议就是作为博主的科学家可能会填补这个空白，但是基于我们以前收到的一些原因来看，这不太可能是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随着这些在线的数字新闻模式把传统的科学报道和由用户产生的内容和讨论混合在一起，我们需要由基金会，大学和政府支持的科学新闻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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