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风险的认识

对于自然界常见的瑕疵，通常的情况是，我们对于那些没有亲眼看到或者隐蔽的、未知的事情，我们会抱有巨大的信任或者强烈的恐惧。（Julius Caesar）

很少有技术不带有任何风险，无论这种风险有多小。但是，对一些技术接受与否很少取决于该技术风险的统计学数据，而更多的则取决于他们在对风险的认知以及该技术可以带来的好处基础上而做出的决定。

而评估从来不是完全客观的，因而公民的评估同专家用盖然性术语（probabilistic terms）表述的评估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人们更担心飞机失事而不是机动车事故，更担心所谓的“电磁污染”而不是吸烟所引发的危害。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个体感觉自己对某一现象所拥有的控制程度会严重地影响他们对专家们盖然性评估的观点。

在深受英语文化影响的世界中（in theAnglo-Saxon world），社会对风险的认识通常被看作是冒险的产物（科学家评估的风险）和愤怒的产物（公民对此做出反应的程度）。愤怒通常不能完全用普通公众缺乏技术知识或者媒体过分夸大恐慌以及扭曲科学事实来解释，而科学共同体通常会这么解释。实际上，文化因素，道德因素，甚至政治因素都会导致愤怒的出现。从这点来看，转基因食品相关的问题确实是一个范例。至少在欧洲，转基因食品激起了十分强大且广泛的愤怒，尽管对转基因食品开展了大量的审查，并且世界上其他地区近十年的消费也没有显示出任何消极后果。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众多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就是在食品方面有一个先验的社会表征。然后是所谓的“植根于历史、人造食品中的食物传统与对自然秩序的违反之间的象征性的捷径”，以及确保欧洲农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遗传学领域，人们发现了对知识产权管理的担心，更不要说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Frankenstein）了，这是一个当代科学和技术流行文化的极其强大的“迷思”（myth），在这个“迷思”中一个偷食了禁果的怪物介入到了生命有机体之中，逃开了其创造者的控制。因为这些因素，有关这个话题的任何公共辩论都必须在这样一个场合下进行，这是一个根基很深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并不适合对这个主题开展理性且合理的讨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另外一种社会表征才得以出现，这个表征力量较弱，但是一点也不荒谬：这个表征就是对于所谓的“预防原则”来说，任何一个新的活动或者技术都没有不存在风险的保证，至少在其更严格的解释上是这样的。在所有的这些里媒体的作用是重要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和通常所认为的是不同的。实际上，对于媒体喜欢这个话题的看法是对的，因为这个话题有意思，可以获取关注，即使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同时媒体有时候会扭曲这些信息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大量的研究表明实际情况是媒体没有告诉人们怎么想，而是告诉什么应该想什么。换句话说，它们决定了应该给公众提供/不提供什么。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似乎人们对科学风险的态度变得更加消极了，只是因为这些风险通常处于讨论之中，无论这些风险得到了强化，还是要进行再次评估。

对风险的评估是一个个人化的问题，除了对把这些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承担责任的社会成员的信任之外，对风险的评估最终要取决于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这个风险的可接受性。对风险的传播必须用可理解的语言来解释这种风险的可能尺度，如果有必要还要打消人们对风险的疑虑。但是决不能止步于提供苍白无力（nude and crude）的事实。相反，风险应该放在具体的情境下，阐释其起因、影响、意义以及利益，如果有益处的话，也要阐明，同时还要回答公众可能会提出的任何问题和期望。

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聚集在社会表征中，而社会表征也不必然是自寻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