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上回说到要求各室上报重点学科的项目，以及院重大课题项目。就靠我这篇论文？我自己心里都在打鼓。估计够呛。可是不报又不行。这是院里派下来的硬性任务。必须要填写相应的的材料。是报重点学科还是院重大项目？哲学所大概有10多个研究室，有二个是马哲室；一个中哲室；二个西哲室。一般认为，它们是红花，其他的如我们的科技室等都算绿叶。因此，自然不要想红花的之所想。红花们肯定是既能拿到重点学科又能拿到重大课题。而绿叶呢，似乎只能二选一，即便如此，也未必就能如愿。

这要交代一下自然辩证法为什么改名的背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下属的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中，有29个国际科学联合会会员。其中一个就是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国际科学史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of Science）成立于1947年。国际科学哲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1949年成立。这二个联合会于1956年合并，成为IUHPS（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前者为IUHPS的科学史分会；后者成为IUHPS的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分会（DLMPS,Division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sophy ofScience)。中国的科学史学会加入了前者，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逻辑学会则加入了后者。科学史与逻辑学相对单纯，也无需改名称。可是自然辩证法却不同了。它有二大传统，一是从1950年代延续下来的自然辩证法传统，二是新兴的科学哲学传统。自然辨证法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但由于始终面向自然科学，因此比马哲界要更开明，有“开明马学”之称谓。科学哲学实际上隶属于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开明马学”和“现代西学”这二个传统倒也能和平共处。

由于自然辩证法一开始就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本应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学科，加之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按照我国自然辩证法的开山鼻祖于光远的本来意思，它应该成为与哲学并列的一级学科（理由是它是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座桥梁）。1977年的学科规划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自然辩证法研究所就是一项尝试。当时如果这件事办成了，自然辩证法就会自动成为一级学科，因为1980年代初的学科设置基本上按照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所级建制而创设。由于研究所没办成，只能成为哲学所的一个研究室。顺理成章，自然辩证法就成了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哲学二级学科。

在国际上，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都并列的。但是在国内，却存在着二套传统，这必然产生“名与实”的冲突。也就是说，国际上的方法论与科学哲学，无法替代国内的自然辩证法这项严肃的政治事业。传统的自然辩证法不单纯是一个学术性的学科。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的任务很明确，是要联系科学家，并指导他们的科学研究，管理他们的思想的。1978年后，科学家不愿意受制于所谓的哲学家，而且形式对科学技术有利，而不利于自然辨证法。那么从事自然辩证法的学者就要另谋出路。

作为学术共同体，总要有学术刊物发表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例如，科学史学界著名的《爱西斯》（ISIS），国内的《自然科学史研究》等。可是自然辩证法这个传统就没有那么单纯，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一份刊物，名《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待1979年，创办了《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加了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杂志”标定了这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囊括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1985年创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并没有副标题，但于1988年也加上了“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的副标题，强调学科的哲学性质。从这二份刊物的名称的副标题看，就体现出这个学科在研究范围内未达成共识。到了1995年，《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副标题又改为“自然哲学、科技哲学、科技与社会”，加上了科技社会学的内容，依然没有科学技术史，研究范围还是没达成共识。相比而言，刊物的名称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其所涵盖的研究范围还算明确。然而，就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可就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从南水北调到量子力学，从供电体制改革到哥德尔定理证明，从煤炭经济到维特根斯坦。总之，让外界看着眼花缭乱，不知这些从业者在干些什么。

为了与国际学术界接轨，造成了国内学科传统的分裂。老一辈的学者憋着一肚子气，纷纷转向不说。新一代的也是越来越青睐于科学的社会研究。同时这个学科还担负着各个大学理工医农硕士生的必修政治课（现改为必选课）的教学任务。毕竟，传统上它还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中的一员。正是这个课程的设置，让“自然辨证法界”和“科技哲学界”结为一体，使其成为仅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由于绝大多数人供职于教学单位，“研究”似乎只属于业余活动。那么从研究的角度看，只要课程设置在，这二种传统就能存在下去。

上面大致讲了一下科学技术哲学的情况。由于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与教学的根生发于哲学研究所，而老先生基本上都是沿着自然辩证法传统走过来的人。到了我这一正，正好青黄不接。同时由于哲学所不是教学单位，也养不了那么多的人。在人少的情况下，如何生存就成了摆在我室面前的一个问题。与我室比较类似的逻辑室也面临同样情况。大凡学逻辑的，都跑到IT界就业了。逻辑研究同样也受到影响。逻辑室在哲学所可是金字招牌。当年金岳霖先生在中国筚路蓝缕，从西方引入逻辑学，成为逻辑学的鼻祖。我所三位最重要的创始人，金岳霖位列其中之一。金岳霖不仅自己的学问好，他所培养的弟子如王浩等在国际上也是大名鼎鼎。所以在中国金岳霖有“金逻辑”的美名。逻辑室在学科建设上相对单纯，逻辑哲学、哲学逻辑。八个字，就够人家吃遍天了。更不用说IT界的逻辑人才了。所以逻辑学界的学生不愁没没饭吃。

情景六、一从大地起风雷

国际上科学哲学与逻辑学是平起平坐的，而在哲学所也同样。都是相同的研究室。不过，这二个研究室都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接下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四月初的一个星期二。我刚刚步入十楼走廊，逻辑室的一位同志突然从后面追上来对我说：“刘钢，上次所里不是要求各室报重点学科嘛。我想我们逻辑室可以和科哲室一起报。这样成功的可能性要比单独一个室报大得多。如果院里批下我们的计划，无论是重点学科还是重点项目，都是划算的！”他还调侃说：“批下来要是给十块钱的话，所里抽走两块，然后我们二个室再分，每家四块。你今天和你们室的人商量一下。“当然，报的时候你们室也可以挂在前面，我们在后面。这事我刚和主管我们这片的副所长说过了。你再到你们室里说说。”看来他是相当自信的。可我这里却是一头的雾水。心里就在犯嘀咕，我是初来乍到，你是黄埔一期，怎么能比？这其中有什么猫腻儿呢？我还是慎重行事吧。谁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万一是个坑，我不就栽进去了。

说实在的，所里正式下文宣布我为科技室的副主任不过一星期。回想起来，我这个副主任得来有点全然不费功夫。我是一没有去争，二没有去抢。关键是我的前任主任调走了，没有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众目睽睽之下，大家似乎觉得还是有些便宜我了。我们室的老先生中，就曾有正式表态不同意我当这个副主任。他的话按理说还应该是相当有分量的，好赖他也是当过一届室主任的人。室里的情况也就这么好，更何况外边了。逻辑室的那位同志跟我室叫板，也不是第一次。前两次开会那话基本上就是冲着我来的。这我心里都明白。可又谁让我是武大郎卖棉花——人软货囊呢。也就忍下了。这回可好，人家可不管那一套，跑到家门口叫板来了。

但是，没有办法，人家也是一本正经啊。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向室里的人通报情况。那天人还差不多都来了。我逢人便讲逻辑室的主张，征求意见。有两位老先生基本都同意逻辑室的意见。尤其是反对我当副主任的那位老先生。在他临走时我向他征求意见，他从他的牙缝隙里挤出这么一句，“我看为了实惠，还是与逻辑室合着报吧。”然后鼻子里哼了一声，拂袖而去。而我的解读却是，“刘钢，看你小子也就是耗子尾巴长疮，没多大能（脓）水，你就合吧，这室就败在你手里了！”中午时分，另一位老先生来了，我与他说了。他也同意合，并认为我们室应该在列前面。还有一位老先生没有表态。倒是几个小的，对合着报不是那么热心。

合并主要是指学科方面的。我们这个学科在国际上与逻辑有关联。但中国的哲学却不像西方。拿我们室为例，想当年在哲学所也是响当当的，最兴旺时有20多人，仅次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由于在80年代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改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使一些老先生相当不满意，直到现在还有老先生对更名一事依然耿耿于怀。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使我室的学科建设也、人员配置也、骨干去留、也都让人心灰意冷了。但是，这个摊子总还要守下去吧？有谁敢说在哲学所把这个室取消了？！当年曾有个机会，把我们这个室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史所合并，可是反对意见也是有的，这事终于没有搞成。如果搞成了，我们这门理工科大学的硕士生必修课又怎么办？所以科学技术哲学室还要继续留在哲学所扛旗子。然而现在时代不同了，逻辑呀、伦理呀，美学呀统统都上来了。就是科学技术哲学，没有一个过得硬的研究纲领，每每总是为人所诟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开创我们这个学科的祖师爷曾提出个“大口袋”的研究纲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以前还可以混，但在如今要求术业有专攻的年代，原来的“大口袋”却又分成越来越多的小口袋。

我对提出我们室应该列在前面的那位老先生颇感失望。对他说，谁先谁后的前提是合着报呀。在旁边没有表态的老先生对所谓的“牛前牛后论”哼了一声，大概是嗤之以鼻吧。当时我的前任主任倒是为我说了句话，说刘钢目前既然不想报什么重点学科，就先这样维持吧。上午的事情也就这样了。下午主张把我们室列在前面的老先生到所学术委员会开会，回来时却指着我的鼻子大叫：“你早就知道报重点学科的事，为什么不报？我们应该报，不去与逻辑室合着报。”他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化太快了。看来逻辑真是欺生，给我挖了个坑。信息不对称，我能怎么办？室里的意见不统一，外面又有压力。真把我把我逼上梁山了。报吧，没戏；不报吧，压力太大。最后，跟逻辑室一起报，他们说的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院里不批，还能把我怎么样。于是，我还是一咬牙，一跺脚，豁出去了，咱们报！

下午下班时分，逻辑室的那位同志又来了，说主管我们这片的副所长，不同意逻辑室与科哲室合报重点学科。逻辑呀，逻辑呀，你是真能搅，今天算是搅得好，把人们的心思搅出来了。应该向你们致敬。从此以后，科技哲学室与逻辑室没有什么业务上的来往了。不过到了2008年左右，我们室由于搞信息哲学，有的内容还是和逻辑室进行了合作。毕竟在国际上，逻辑学与科学哲学还是平起平坐的。而我倡导的信息哲学也需要有逻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