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中国社科报》约我写的稿子，让我写个二千多字。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记者他们肯定“嗅”到了什么。尤其是本届政府大力提倡“信息消费”的国策。所有这些都与信息哲学有着很大的关联，作为社科院的报纸，肯定希望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而我又在社科院工作，于是便找到我，希望采访我。还预先给了采访提纲。我想既然如此，就写吧。好赖这个领域我还有点儿发言权。自己给它起了个题目，算是个访谈录吧。当然，最后出来是个什么德行，还看编辑的了。

问：请您介绍一下，信息哲学的兴起与问题意识背景。信息哲学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哪些？有学者将其称为哲学的“信息转向”，您认为，信息哲学的研究进路与关注领域对与传统哲学研究范式和问题域有着怎样的关系？

答：信息哲学始于信息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这也是它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重要条件。1948年美国的香农提出了信息论这个科学的理论以来，西方哲学工作者便对其进行了研究。毕竟，香农提出这个信息论是个关于数学通信的自然科学理论，可他却没说清信息是什么，作为严谨科学理论，这是不行的。因此就引起哲学家的质疑。从这个方面讲，国外早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对其进行研究了。所以，到了本世纪2002年当国际信息哲学的创始人弗洛里迪（L. Floridi）提出所谓哲学的“信息转向”时，就有人提出，信息转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

我国开始对信息的哲学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不过，我们并没有从信息论作为开端，而是从控制论开始的。由于控制论涉及到了哲学社会问题，且当年在前苏联被当做“伪科学”来批判。自然也就引起中国的重视了。那时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组织翻译了一本《控制论哲学问题选辑》，于 1965 年作为内部读物出版。该文集的重要意义有二个方面，它首次在我国集中地介绍了控制论这门新兴的学科。其次，就是首次将“信息”这个概念引入中国。因此，我们对于信息的哲学研究始于控制论的译介。

我个人认为，信息哲学最重要是其研究进路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某位哲学家的哲学理论为导向，这是与传统哲学所不一样的。因此，信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而言，有很强的生命力。从其研究范式来讲，也有个比较大的转换，我们通常将哲学分为古典、现代和形式三大传统。那么，信息哲学之所以能导致哲学范式的转移，在于它更强调形式传统，其所涉及的问题也基本围绕着形式传统展开。由于信息网络的出现，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从单世界的世界观转为多世界的了，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从现实世界转向可能世界。这可是是个巨大哲学范式的转移。

问：信息哲学作为新兴交叉性学科，自兴起以来，国内外的突出研究成果有哪些？它是如何回应信息化时代的新事物对人类生存的影响，诸如数字化、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的信息技术的出现？对于人类认识信息技术时代有什么价值？对于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有什么价值？

答：的确，由于以问题为导向，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归纳起来可以有五个大的方面，首要的就是信息这个概念，至今有关信息的概念有上百种，但是能否将其统一起来，是需要哲学家要达成一致的。目前似乎很难完成，问题太大，今后会有很多争论。其次就是围绕着信息这个概念展开的另外四个方面，即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当下大家主要把研究力量聚焦在这四个方面。信息哲学的特征就是信息语义学，这与人类知识的形成以及认识论有很大关联。英国著名哲学家达米特曾说，在研究知识之前要先研究信息，因为信息要比知识更基本。智能研究即涉及到有形的智能机器人，又涉及到无形的计算机程序，例如网络病毒就算一种无形的智能“施动者”。自然研究首先就涉及到信息的本体论问题，按照传统二分法，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信息属于哪一边？如果不让信息“选边站”那么，三分法是否可能？三分法若成立，整个哲学的格局会是什么样的？最后，价值问题似乎成为信息哲学的重中之重。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西方就开始研究计算机伦理学，现在将这个概念拓展为信息伦理学。目前已经从问题分析转向具体的实施的层面了，如职业操守、技术标准、法规立法等等。这些工作都需要信息哲学家参与。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专门设有信息伦理委员会。

 

问：信息哲学这一研究领域，也不乏一些争议性问题。尤其面对传统哲学的拷问时，如如何看待信息哲学中的方法论、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等问题。对于信息哲学的这些争议，您怎么看？

 

答：信息哲学是个新兴的哲学领域，对其有着这样或那样争议并不令人奇怪。我个人认为，正是由于这些争议，才使得它能不断完善自己。当年美国科学史学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后，便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但是，就是在批评的过程中，该书却成为经典，使得科学史登堂入室，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现在用的“范式”一词，已经深入人心，这就是库恩的功劳。那么对于信息哲学而言，情况或许也同样如此。当然，这还要看哲学的格局是怎么变化，如果还是根据以往的二分法来看信息哲学的话，似乎很难有创新的成果。如果换一个角度将信息哲学视为元哲学，那么就会避开许多没必要的争论，由于信息哲学与计算机网络不可分离，那么其在方法论、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等诸多领域都提出了新的问题。可以这样讲，没有计算机，信息哲学便成不了气候，尤其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信息网络的发展比以往任何一个领域都要快得多。现在又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诸如大数据、云计算等，这些均对哲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愿不再局限于以往对信息这个概念在哲学上的争议。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似乎才是正确的方向所在。我个人更注重信息哲学在方法论上的突破，计算机成为研究哲学的工具。这是以往哲学研究所没有的，现在哲学也有了自己的“思想实验室”，那就是计算机。

 

问：您如何看信息哲学的发展前景？目前学界以及您本人在这方面主要关注或从事哪些研究？信息哲学未来在方法论和研究问题域方面，亟需开展哪些推进或创新？

答：我个人对信息哲学的未来还是充满期待的，毕竟作为新生事物，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国内已经有些大学和个人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但我认为，国家应在这方面予以重视。而且希望更多有志于信息哲学研究的年轻人加入到信息哲学的研究行列。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发展壮大，首先就是要有人参与其中，这样才能探究各种新的问题。由于我的专业从大的范畴讲属于科技哲学，有它的特殊性，既要求懂科技又要求懂哲学，所以我真心期望学习计算机和逻辑的年轻人加入到信息哲学的研究行列。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信息哲学是个“富矿”，许多地方都需要开采，在这个时期进入，肯定会有大创新性成果。

作为我个人的研究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参与了信息高速公路对社会影响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曾呈交给中办，为我国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二是第一个将信息哲学介绍到国内，这是由于我长期关注国际哲学界的动态的结果；三是自己的创新工作，具体说来就是在我专著《信息哲学探源》提出了“模态信息论”和“计算结构论”这二种理论。此外，我所译介的《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上下册）已经成为国内信息哲学研究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通过学术交流，与国外学者产生了积极的互动，2005年曾应邀赴瑞典参加国际会议，并做了一小时的题为“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的大会报告。2008年，又邀请弗洛里迪来华访问。今年10月在西安要召开“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届时又能和弗洛里迪见面。我的论文“信息哲学与未来中国科技哲学的基础”被俄罗斯学者译成俄文，发表在由俄罗斯科学院主办的著名期刊《哲学问题》上。俄罗斯科学院信息科学研究所曾对我的工作进行过比较详细的介绍。我的工作在俄罗斯产生了一定影响。那么我想下一步的工作还是继续拓展和完善以前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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