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1892-1982）江苏常州人。清光绪十八年壬辰九月十四日（1892年11月3日）生。当时祖父在河北一带做官，所以赵元任出生在天津。据赵元任自己说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31代孙，六世祖赵翼（号瓯北）是清代著名史学家和诗人，对赵元任很有影响。他说：到我六世祖瓯北公，因为他做过许多事，到过许多地方，著过许多书，所以我们家里总拿他当个榜样。赵元任出生时家里三代同堂，祖父赵执怡（号仲固），清同治举人。父亲赵衡年当时忙于读书准备考试，后来中了举人。母亲冯莱荪（又名妮芬），据赵元任《早年自传》中回忆说：“母亲是那时有点才的女人，能写诗，能填词，写得一笔好字，还有昆剧也好，又能唱歌。虽然母亲教过我昆曲，可是我想我后来喜欢弄音乐多半是从母亲传下来的。可是吹笛儿倒是我父亲教我。”

语言神童赵元任

赵元任对周围的所见所闻很敏感。他注意到所接触的多种不同方言，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留神听各种不同的口音，并跟着学，家里原籍江苏常州，但是住在北方得说“官话”，可是他对北方的官话很有看法，尤其是他把老北京市井的“土话”，叫“老妈子话”。所以他最早是带常州口音的官话，自己说的也就成了一种不很纯粹的京音。他天生有副好耳朵能够分辨声音极小差别，他还会有副最会模仿的发声器官，什么声音都能学会。赵元任跟带他的周妈学会说保定方言。为了跟表弟一起玩耍，他跟表弟学会了说常熟话，还跟家乡请来的陆老师学会用常州会念书，后来回到南京，到什么地方学学什么话，他年龄还没满12岁就已经会说北京、保定、常熟、常州、苏州等地方言，并且长大后也没有忘记。

在北方这些年，由于祖父的差事经常变换，赵元任小时也就的跟着不断搬家。这也为他掌握方言和以后研究方言奠定了基础。他生在天津，第二年就搬到北京，不久又到保定，接着搬到磁州。这些当然都是别人告诉他的，4岁起自己也能记忆起一些，他记得：

三岁住磁州

四岁住祁州

五岁住保定

六岁住冀州

七岁住保定

八岁住冀州

九岁“回”常州

虽然赵元任9岁前没有到过常州，但是上辈子都是常州来的，所以跟着说“回”常州了，毕竟常州是赵元任的老家。收拾东西，搬家这一切他从小就习以为常了。如果把这辈子跑过的地方按时间、地点、路线记录下来，那可不是三页五页能写得下的呢。可是回到常州后不久，他母亲便去世了，他也被外婆接到了苏州。

在苏州，他经常能和表弟表妹玩耍，跳绳、玩皮球、还学会玩麻将牌。在苏州那年他跟表哥庞敦敏学会用反切说话，不懂反切的人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后来进一步用倒转反切说话，这样熟悉反切说话的人也不容易的懂。学习不同的方言似乎是赵元任的生活乐趣，这种乐趣。这种乐趣丰收了他一生的事业，赵元任女儿曾问过他为什么研究语言，他回答说：“好玩儿。”他或许没有想到，这句“好玩儿”却为赵元任赢得“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地位。

赵元任在大学选修的课程领域很广泛。从大学二年级选修的课程来看，选修了现代哲学发展史、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课堂讨论、仪器的设计与制备、实验物理的近代发展、力学热力学、有限群理论、系统心理学、语音学等。他曾说在大学时，并没有打算什么都学，只是觉得不只限于学习少数几种科目。他在大学几年选修的课程从哲学、心理学、语音学到音乐等等，学一样，钻研一样，并没有因为是选修课而马虎。甚至老师的教学方法都引起了他的注意。例如他选修德语课作为规定的外语学分，另外还在宾州一个国际函授学校学习法语。法语函授采用“听说”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一套录音蜡筒（当时还没有留声片或磁带录音设施）听课文，学员的作业也通过蜡筒录音寄给老师，并由老师纠正发音。这种教学方法赵元任非常欣赏，相比之下，德语老师虽然是德国人，可是一个学期下来没有听老师说过一句完整的德国话。课堂里不是老师用英语讲解课文，就是学生将德语课文翻译成英语。虽然学的课程是德语（外语），学生大部分时间听的却是英文（学生的母语）。对此，他很不以为然，他没有管这一套，自己跟读私塾的办法一样，大声朗读和背（德语）课文，最后他的考试成绩获得优秀。从他的外语学习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多么广，学习是多么认真，同时又有主见，学得主动灵活。他后来从事语言教学工作，始终坚持这种“听说”教学法。

赵元任对语言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业余用英文编写了一个独幕剧《挂号信》，讲述一位中国留学生英文说不好，想发一封挂号信闹出了好多笑话。在中国留学生活动中曾多次演出，博得观众的欢迎。这也可以说是他对语言兴趣的一个表现吧。那个年代正是世界语运动的早期，这自然很快引起一个对语言感兴趣人的注意，他说自己也算一名参加世界语聚会的活跃分子吧。在哈佛大学研究学习时，有幸认识了《基本英语》作者之一、语言家里查德。回国后曾编制基础英语录音教材加以推广。里查德的学术思想对他后来研究中国的通字方案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

给罗素做翻译

1920年8月赵元任应清华学校的聘请回到中国。到清华学校报到之前，首先到南京出席中国科学社第五届年会。他是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对科学社的活动从来都很热心。会上他作了一个有关太阳系的科普报告，并会晤很多老朋友，如任鸿隽、杨杏佛、胡适、胡敦复和胡明复等。三位胡先生透露梁启超、张东荪领导的进步党拟请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中国做一系列的学术演讲。因为罗素讲学涉及高等数学、逻辑学、哲学等，不易找到能胜任翻译工作的人，他们认为赵元任担任这项翻译工作的最佳人选。赵当然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为罗素做翻译。他早在读书的时候就阅读过大量罗素的著作，认为对自己在哈佛的学习很有帮助。赵元任到清华大学上课没有多久，“讲学社”的蒋百里就和清华学校金邦正校长交涉把赵元任借走了。赵元任陪罗素讲学近一年，辗转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北京、保定等地，主要在北京。赵元任陪伴罗素到各地演讲做翻译时忍不住试试用当地的方言翻译，他最得意的是在长沙，刚才旅途中跟一位长沙人学的长沙话，做翻译时用上了。讲完后一位学生跑上来问他：“赵先生，是几时回省的？”这位学生以为赵元任是湖南人，国语说的不太好，却不知道赵元任原是说国语的，而说不好湖南话。他觉得这件事非常有趣，很爱讲这段故事给亲友们听。罗素在华演讲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哲学、社会改革、教育等方面。

赵元任说，当好罗素的翻译确实不容易，为难之处倒不是讲演内容高深，而是罗素性情幽默，喜欢用诙谐的双关语，很难翻译，罗素曾经写过《物的问题》和《心的问题》，其中涉及唯物与唯心问题。例如，有一次罗素突然开玩笑： “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 What is‘mind’? It doesn’t matter!”。语虽简单，但巧妙双关，不但在台上演讲时难以用中文译出，就是事后冥思苦想，也难得到令人满意的中文翻译。当时只好说，那是一种英文文字把戏。由此可见二种语言在不同文化的背景下，其不可翻译性是多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