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测度体系（节选）

 Eliezer Geisler著，周萍 等译，武夷山审校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

 

前言

“如果某事物不能测度，那么它就不那么重要”，威廉?汤姆逊?开尔文勋爵（1824-1907）所说的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测度我们身边的物体和事件，不仅在科学上是必要的，也是把握自然现象复杂性的手段。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地测度周围的事物，我们测度时间的推移、气温、经济状况以及我们所接触到的其他一切事物。

在组织科学与管理科学中，对现象和事件的测度对于了解与研究它们至关重要。与物质科学不同的是，人类知识的这些分支不那么精确，数量上较难测度。技术、技术成果、开发出技术的机构以及技术所影响到的事物等，都属于此类知识范畴。

本书的目的

本书介绍了评估和测度科技及其成果的测度体系。该书并没有简单罗列目前所用的测度方法和手段，而是在更广泛的测度概念框架内，概述了科技测度问题以及用于评估我们通常归之于科技旗号下的诸般活动的方法。本书通过将构成了技术成果和进步的背景与测度它们的现有努力相结合，以全面展示我们过去和现在通过测度技术成就的定性和定量属性来表现这些成就的尝试。

不过，仅方法和测度本身不足以描述关注技术的成果、产出和影响之识别的大量活动，有必要把所有这些都置于科技如何与社会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大背景中，而本书满足了这一需要。

本书旨在帮助读者理解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最重要的是，本书详细介绍了我们拥有的用于评估和度量这种关系的测度工具。

读者面

《科学技术测度体系》针对几种读者。第一类读者是在各种实验室（私人实验室、企业实验室、政府拥有或管理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本书为他们提供了分析其成就的平台，指出了评估其业绩的现有工具。

第二类读者，是企业和政府机构中研究开发和技术的管理者。长期苦恼于评估自己所负责的这些活动的技术管理者将会发现，本书不仅提供了评价方法和手段，更重要的是，本书还是他们的活动领域与社会和经济更大图景之间的纽带。

第三类读者，是技术管理和创新过程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将发现本书极为有趣。由于对最新发展水平和相关文献状况的综合描述，本书定位于理论和实践的最近发展上。

另一类目标读者，是企业、高校和政府的决策制定者和政策制定者。历史、方法及其应用之间的界面的真实性为这一类目标读者提供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工具，这些工具可能在他们制定科技政策时提供极大帮助。

最后，本书也面向普通大众。任何对如何评估我们身边技术进步感兴趣的人，都会被本书所吸引。本书的大纲对于偶然阅读此书的读者很有帮助，它提供了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以帮助读者掌握学习所需的用语和概念，这类读者将因此从现实生活应用的启示和例子中受益。

成书经过

《科学技术测度体系》早在我事业之初就开始了，当时我在一家研究机构的管理班子工作。有关研究与开发（R&D）结果的评估之概念和想法已经开始在我的心里凝聚。在那段时期，我建立了技术成果的进行中评估和周期性评估方法与程序。与这些工作相关的成功与失败使我思考了很多，促使我对自己的信念进行了重新评估。

后来，在从事学术和管理咨询的多年中，我曾与数百家企业和研究/技术机构一起工作。各色人等对他们的技术成果的评估、监督和测度没完没了，其间的重大问题很多，但提供的建设性或可行解决方案却微乎其微。

因此，我的经验、我自己的研究与我测试过的模型以及这一工作目前的前沿述评等的幸运混合，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此书的编写。构思此书时，我仔细考虑了论题的复杂性和读者的多样性。

本书采用的方法

作为专门研究技术管理的组织科学家，我的兴趣在于技术体系和组织。因此，本书是适应我的个人偏好的，把重点放在技术成果的构建上，无论技术成果是转移到社会和经济子系统中，还是被社会和经济子系统所吸收。

显然，技术评估与测度的文献和现有方法与手段，在本书中都有详细介绍。但总体方法是将这种评估及评估工具放入产生了技术和受到该技术冲击的组织的更大框架内。

因而，本书采取了跨学科的立场，将评估和测度的技术方面与组织和管理方面相融合。本书集中在工程与管理两个学术领域的交叉点上，从两个领域吸取了营养。

本书的内容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期，技术导引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并显著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一直对我们构成了挑战的也许最关键的问题是，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更确切地说，我们怎样才能（或我们应当如何）测度这种影响？本书小心翼翼地试图评价我们目前所知的东西，以便回答那些问题。为此，本书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股力量的技术长期以来的演化及技术所起的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行了历史性纵览。本部分关心的是技术如何从古代发展成为当今的重大力量。我们如今讨论技术及其影响时非常流行的许多概念、术语和观念，都有其历史渊源。因此，本部分追溯了人类事务中技术地位上升的主要历程。

第二部分介绍用于评估研究、开发、技术和创新的概念和方法的理论背景。这一部分建立了本书关注的不同概念，如创新连续体、技术与技术体系以及研究与开发（下文中有时记为“R&D”）活动等。此外，本部分勾勒和描述了测度和评价R&D和技术的理论背景。为什么评价这些活动的某些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合适？什么是评价复杂现象（如技术及其成果）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介绍了技术评价领域。为技术及其成果的评价活动划定了范围，描述和定义了这种活动特有的观念、概念和方法，还探讨了技术评价在管理学科中的地位。最后，第三部分还谈到了应用。这一部分是就在选定的技术形成和技术应用领域中的应用而设计的，采用与说明性案例相似的格式，讨论了测度体系在工业企业、公共技术研究所和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应用。此外，本部分还探讨了测度体系在联合体和跨部门技术合作中的应用。

正如任何复杂现象之处理一样，本书只是一种开创性尝试，试图凝炼关于技术成果的测度体系的知识现状，使管理者、学者和普通大众更容易理解这一领域。本书采取了尚无人尝试的风格，将历史、理论、测度方法和应用熔于一炉。我希望类似的书将会陆续出现，使技术管理的其他关键因素更直观地呈现于广大读者面前。

致谢

本书是多年研究、经验和思考的产物。许多人对于我的观点的形成和书中散布的点点滴滴的知识做出了贡献。尽管我本人对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负全责，但仍然要深深感谢同事、朋友、导师、批评者和我的家人的帮助，尤其要感谢以下人员：西北大学的阿尔?鲁本斯坦（Al Rubenstein），查尔斯?汤普森(Charles Thompson)，赫布?程(Herb Cheng)，以及唐?佛瑞(Don Frey)；海军研究局（Naval Research Office）办公室的罗纳尔多?考斯托夫（Ron Kostoff）；米尔特?格雷塞（Milt Glaser）；杰拉尔德?霍夫曼（Gerald Hoffman）；埃德?曼斯菲尔德（Ed Mansfield）以及贝拉?戈尔德（Bela Gold）。

感谢伊利诺伊理工学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斯图亚特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齐亚?哈桑（Zia Hassan）院长和乔尔?戈尔德哈（Joel Goldhar）。还要感谢比尔?桑德（Bill Sounder），法鲁尼?森（Faluni Sen），耶尔?巴巴德(Yair Babad)，阿龙?辛哈（Aron Shenhar），塞缪尔?布尔马西（Samuel Bulmash），纳瓦?普里斯金（Nava Pliskin），汤姆?布拉莫斯基（Tom Bramorski），邓达?科考格鲁（Dundar Kocaoglu），伊夫?罗杰斯（Ev Rogers），约翰?埃特列（John Ettlie），沙尔?卡西齐（Sul Kassicieh），穆罕穆德?多格罕姆（Mohammed Dorgham），以及比尔?麦克尔维（Bill Mckelvey）。

我尤其感激Quorum书局的编辑爱瑞克?瓦伦丁（Eric Valentine）的支持及其对本书的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编辑凯特蒂?切斯（Katie Chase）。

简?戈兰松（Jan Goranson）从头到尾参与了书稿的准备工作。没有她的努力和专业知识，该书将只不过是许多则笔记的汇集。在此我深表谢忱。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贝茨（Betsy），在我经年累月的写作过程中，她与我合作并给予我支持。在此我向她表示诚挚的谢意。

第一部份

历史的回顾

如果人类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该多好！但激情和派别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经验之光是船尾的灯，只照亮我们身后的波浪！

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1

在美国，人们在针对研究开发和科技评价进行研究时，会习惯性地提到二战后这些领域出现的进展¹。对研究与开发（R&D）和技术史无前例的私人和公共投资，使20世纪下半叶成为真正不同凡响的时期。由于世界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竭尽全力地扩大其科技储备，也许将这一时期冠以“技术时代”很恰当。

然而，正如罗森伯格(Rosenberg)（1984）所准确观察到的那样，技术进化史与人类历史的进步紧紧相随²。如果不拘泥于技术的精确定义，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断伴随着技术的突破和开创性成果。类似地，如果我们将技术视为独立的概念，就能够通观人类历史来回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在一篇有趣而研究得很深入的文章中，德理（Derry）和威廉姆斯（Williams）(1961)识别出5个重大领域为人类活动的关键领域，这些领域中的技术成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位置³：（1）食品生产，（2）金属的萃取冶炼和锻造，（3）交通运输模式与手段，（4）能源的生产与使用的模式和方法，（5）通讯和记录保存的方法。通过回溯这五个领域中每一领域的发明、创新和突破的历史性发展，作者编制了一幅奇异的技术成就镶嵌图。他们的技术定义强调的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掌控。

加里森(Garrison)(1991)也采取了类似的进路，他依据希腊语所谓“技艺方法”来描述技术的发展⁴。加里森重点关注建筑学和工程学的各种领域（如军事工程和机械工程）的发展。

然而，这种根据技术发展来叙述历史性事件的文章，很少关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它们关注的重点是技术本身。看来，这种流行的方法也比较容易描述和学习。因此，历史上一项具体的发明和创新就很好定义，而且也容易研究⁵。

通过关注个别技术，历史学家就能够描述和解释这些技术的发展，但却没有提供分析和测度这些技术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的相对影响的方法。尽管如此，这种研究仍旧揭示了有关技术开发参与者（发明人、赞助人以及发明的使用者）的大量知识。这种研究还识别出了某些人类活动领域中某些类型的发明同这些发明被采用、被增添到人民和国家的技术储备库中去的速度这二者间的关系⁶。

本书着重介绍对科技影响的测度和对科技融入经济社会之过程的理解。因此，在以下的历史叙述中，至关重要的是探讨社会对科技的接受程度的历史解释，以及社会从科学技术活动中获取利益的程度。下面的文字回溯了科技与支撑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

技术与社会：开端

社会（通过其社会政治制度）同技术活动之间的合作关系源于中世纪后期的一些欧洲国家。这种合作关系被严格定义为觉醒中国家的统治者和制度对技术的正式“拥抱”。对技术和参与技术者的积极态度已经超出了单纯对大学和图书馆提供支持。

航海家亨利（1394-1460）是葡萄牙王子，是国王约翰一世的第三个儿子。亨利王子创建了第一所航海学校，促进了船舶新技术和新设计的发展。后来，哥伦布做出其地理大发现所使用的轻快帆船，就是亨利在萨格勒斯（Sagres）的学校所设计的创新产品。

使亨利的努力不同凡响的是，他号召当时的“技师”加入他的学校，向他们布置任务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由于吸引了欧洲当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亨利的计划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20世纪60年代的登月计划不无类似之处。地图绘制员、造船专家、天文学家以及各种企业家云集萨格勒斯。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由葡萄牙王室促进并支持的一项开发航海技术的宏伟计划⁷。

大约同一时期，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 1389-1464）是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企业的管理者和这个富裕的意大利城邦的实际统治者。作为有名望的艺术赞助人，科西莫也支持军事技术、运输和建筑学领域的学者和创新者。除了兴建大图书馆，科西莫还创立了支持有志向的技术人员的财政机制，其形式与现在的政府科研补助金类似⁸。

一个更著名、更有影响和更广泛的国家行动可以归功于红衣主教阿尔芒?让?杜普莱西和德?黎塞留公爵（1585-1642）。作为法国事实上的统治者，黎塞留创立了法国科学院，鼓励科学并调动国家资源为技术活动提供支持⁹。

这种汇集国家资源支持广义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除了对艺术的传统支持之外）的传统在拿破仑一世（1769-1821）统治时期的欧洲得到了延续¹⁰。拿破仑创建了高等教育培训计划，向每位合格的候选人开放，而不考虑其血统、家族和宗教。此外，拿破仑还建立了支持杰出科学家的基金。

在英国封锁期间，拿破仑为一些技术突破（如以商业化规模从甜菜中提取糖的生产工艺）提供奖金。德国化学家安德烈埃?西吉斯蒙德（Andreas Sigismund）于1747年在甜菜中发现了糖。可惜，另一项著名的重大技术突破未能引起拿破仑的注意。后来推出第一艘高效蒸汽轮船的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1765-1815)演示其潜水艇模型的举动不很成功。1800年，富尔顿的潜水船“鹦鹉螺号”在鲁昂进行了试验，它可以潜入水下25英尺。而法国军队却不感兴趣，谢绝了富尔顿的发明。

在美国，公共机构对科技的参与可以追溯到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作为一名科学家，富兰克林本人发明了富兰克林电炉、双焦点眼镜和避雷针。他在创建费城公共图书馆（1742）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¹¹。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成就和他所创立的机构为更重要的传统做出了贡献。他向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灌输广义而言的科学尤其是技术的重要性。他的政治影响力加上他在国内的学术地位，起到了将“小打小闹”的发明和技术活动提升到了更高的体面层次的作用。富兰克林还对政治和技术本质上互补，以及公众支持科技使双方都获利这样一些观念做出了贡献。

虽然上述历史人物代表的是将技术与社会相联系的一些孤例，但这些事例是如今在政府、技术活动和机构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的先行者。当然，在过去200年中，还有其他个人为技术获得正式支持做出了贡献。本章的重点是识别出国家将科技作为有益活动、值得为之提供持续的公共支持而将其正式接受的历史背景。

公共支持的理由

为什么政府要向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提供支持？除值得尊敬的科学家（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影响以外，技术应获得公共接受和支持的理由是多种多样且目标明确的。

与对绘画、雕塑和诗这类“美好艺术”的支持不同，技术活动在值得公共资助的活动的舞台上出现得很晚。在欧洲，艺术首先跟植于宗教激情，后来又受中世纪末的文艺复兴的影响。艺术成果展现在小教堂、大教堂和广场中。相反，技术成果是专注于较窄的领域的，理解它们还需要了解一些科学原理。对艺术品的欣赏是一种天生的情感，即使随便进入一座新兴城市中的未受教育的欧洲流浪汉也不例外。他们可以欣赏教堂建筑的美丽与宏大，圣徒和君王的塑像，以及表达宗教情感的绘画。

技术很神秘，它隐身于非常孤傲的极少一群人的著作中。而且，技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并不引人注目，在欧洲的建筑和战争中开始流行起来的一些发明和创新也如此。与此相似，在中国、日本和印度，技术也只是少数人所专有，而与大多数人隔离甚远。

当克里斯多佛?雷恩 （1632-1723）设计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穹顶时，他已向伊萨克?牛顿、伽利略和当时其他伟大的科学家学到了很多东西，从而创造出了一个穹顶建筑杰作，它结构完善并摆脱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穹顶的结构缺陷¹²。

因此，虽然科技是极少数人的专属领域，但对它的公共支持已开始出现¹³。以一些政治和军事统治者对科技的支持为肇端，至少有四个主要原因导致了这种发展。首先，某些特殊技术领域获得选择性的支持是由于其对国家和政府具有明确且相对说来短期可实现的效益。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运输技术和建筑技术，这两种情况中，运送军队和给养的军事必要性是促进该领域的技术知识发展与保存的重要参数。

在中世纪的欧洲，在河网本身的发展以及水闸建设和操作技术发展以前，罗马的道路和桥梁一直是运输的主干。在文艺复兴时期，商业和工业也开始涌现，它们与军事因素一道，构成了促使社会获取并保持这类技术知识的强大动力。

例如，意大利伦巴蒂联邦的几个城市联合开挖建设运河。马里亚诺?太科拉（1382-1453）是一位多产作家，他还是谢纳的一名高级政府官员¹⁴。他在作品中描述了时人对于桥梁、港口和其他运输方式的建设和运营的知识状况。

公共建设工程吸引了有志向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由此而延伸，导致统治者和普通民众支持技术开发项目并认为技术是一项有益的活动。例如法国，在塞巴斯蒂安?德?沃邦（1633-1707）的大手笔下，公共建设工程和军事考虑结合了起来，他加固了敦克尔克港，他也是法国陆军工程兵的始祖。1795年，拿破仑一世创建了巴黎理工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这是第一所工程院校，该校由国家支持并面向所有合格的报考者¹⁵。

促使公共支持科技的第二个原因是民族自豪感和在欧洲国家间出现的竞争。除了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工程外，商业和工业领域也出现了技术应用，从而为欧洲科技人员的创造才能开辟了新的领域。但一切都基于技术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活动，能有力地推动国家发展这样一种认识。一旦这种认识牢牢地附着于计较利益与成果的政治计划，政策行动便会很快跟上。

因此，为了促进本土工商业的发展，政府更加充分地支持技术人员及其活动，将其作为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手段。一个重要的公共行动就是以专利法的形式对发明者权利给予法律承认。威尼斯早在1474年就有了专利法。英国的专卖权法建立于1624年，它是欧洲最为全面的专利法¹⁶。可以将这些法律视为一整套“激励”或者促进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有助于推动技术活动与发明。

第三个主要原因是称为“工业革命”的历史现象，这里不深究其原因与结果，反正，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中期，一直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技术史学家倾向于将那一时代的技术进步归于许多个体和独立发明者的努力¹⁷。

虽然工业发展是由个别的技术贡献大潮所引发，但由此导致的“革命”却促进了公众对技术的作用和重要性的认识。这里作为原因和结果而介绍的这些事件并不是同义反复。如果我们像多数历史学家那样，认为工业机器和工厂（以及随后发生的人口构成、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变化）的迅速发展是导源于发明和创新浪潮，那我们就已经确定了解释工业革命的背景。

随之而来的就是本章的有趣主题――公共政策与技术的关联。到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增长渗透入西欧各国的经济和社会，这些国家及其统治者当时认识到，快速工业化的根本在于科技，或许更重要的是，科技人员也开始认识到自己对新型经济的影响，这就导致了他们通过知识分配和知识维护的社会化和正式化来努力巩固其权力。

因此，第四也是最后一个主要原因，是技术人员在国家中的地位通过专业机构的发展得到迅速提高。以美国为例，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852年，美国采矿与冶金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871年，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884年。

这些学会进一步提高了会员的影响和政治力量。利用这种影响力，科学家和工程师还确立了自己拥有“拿干薪”的权利，这是一种仿佛仍在持续的“权利”，而不用反复证明¹⁸。

结果、进展与威胁

政府支持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的起源揭示了一个复杂的现象，充满了评价、论证和负面反应。随着科技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活动，随着科技影响力的增加，政府加强了检查，这种检查逐渐变得更一针见血，组织化程度更强。这表明科技评估更加正式，科技评估批评家也有了发言的机会。

在科技发展的早期，就浮现出了科技活动结果与内容之间的差别。其结果是在物质世界留下了印记的，如航海仪，造船技术，农业、建筑以及工业的设备及配件。科技的内容是一些理论和原理，这些理论和原理是实际结果的运行、结构以及绩效之基础¹⁹。

反对新兴科技活动特定内容范围的首批公众声音，来自那些基于宗教考虑的人士。从伽利略到布鲁诺（Bruno）到斯科皮斯审判，出现了多起宗教界强烈拒斥某些科学理论的著名案例。然而，在西欧和美国，这种拒斥反应仅限于某些理论的非常具体的内容，仅限于物质现象和生物现象的新进路。绝大多数技术成果及其对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实际上没有受到严厉的批评²⁰。只有在独辟蹊径的理论似乎要威胁到宗教界对世界的既有解释的情况下，这种反弹运动才会加剧。

对技术变革的抵抗不只局限在思想和理论上。在技术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工业革命时期，不时有一些强烈抵制具体创新以及反对这些创新进入经济的事件。从1811至1816年，英国发生了所谓“卢德骚乱”（Luddite riots），织布工人捣毁了节省劳力的机器。1826年和1830年，其他英国城市也发生了骚乱。类似反抗也在法国发生，其标志事件是，工人将木鞋（sabots）抛入机器中使其瘫痪，因而出现了怠工（sabotage）这个词²¹。

欧洲国家抵制某些发明的主要动因是技术对就业的威胁和人们感觉到的技术对其福利的直接威胁。历史学家倾向于一致认为，西欧的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一些企业和私人投资²²。例如，据报道，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只对军事技术感兴趣，而把产业创新留给了私营企业家。当对技术的抵抗导致骚乱和暴动并扰乱了公共秩序时，政府就会对其进行镇压²³。

那时和现在一样，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确定：技术的哪些成份、特性或效果该加以评估，从而确定某种立场――支持或反对技术。19世纪早期的工人把机器的简单引入视为对其生计的一种威胁，但在当时他们不能评估工业化对人口分布、社会环境以及身边的经济状况所产生的影响。政府被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弄得不知所措，他们对此的反应是集中解决由周期性冲突所引发的个别事件²⁴。

也许，在20世纪和两次世界大战来临之前的时期内，这些事件最有影响的结果是，技术成为与政治和社会相关联的问题。随着发明的增加，随着创新不断被工业企业和公共项目所采纳，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尽管技术变革的全面影响尚待评估和测度，但一系列的世界博览会公开展示了技术的进步。

世界博览会与公众意识

英国艺术学会(Society of Arts of England) 是第一个举办展览的机构，该展览举办于1756年，重点展示新兴工业的制造产品。1824年在美国建立的富兰克林学会（Franklin Institute），也开始了发明和制造品的年度展览。除这种国内展览外，国际博览会在19世纪下半叶流行起来。

首次这类博览会是在1851年的伦敦举办的，阿尔贝特王子（Prince Albert）亲自参与。随后是1883年在纽约的博览会，1855年巴黎在香榭丽舍大道（Champs Elysees）举办了第一个国际博览会。其他著名的博览会有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纪念克里斯多佛?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美洲大陆400周年展。

进入20世纪后举办的几个国际博览会非常有名。它们展示了最近的科技发明，并为观众展现了乐观的前景。193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博览会的主题是科技的进步。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以“未来世界”为主题，展示了农业、工业、城市规划和私人住宅等领域的大量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发明和创新。

每一个博览会都增加了公众对科技不仅在过去和现在，而且在梦幻般的未来将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认识。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纪念哥伦布的世界博览会，吸引了近3000万的参观者。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的观众接近6000万。因此，随着欧洲和美国成百上千万普通民众接触到了技术的威力和前景，这些博览会的国际性使观众对以下两点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科技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发明及其应用不是任何一国的独占领域；第二，各国产生和应用技术的程度各异。科技的竞争性已经成为各国公众所接受的一种观念。因此，参与工商业竞争的国家也应该在技术进步的竞争领域发挥作用。大众广泛支持科技的种子已经播下²⁵。

公众支持的基础

一小群发明者的看似神秘的活动居然获得广泛接受，这是源于欧美的某些特殊情绪。欧洲国家有一种宿命感和优越感，认为它们有义务为世界其他国家送去并传播文明。这种对欧洲文化和影响力的作用的强烈信念是与欧洲殖民国家（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甚至俄罗斯、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领土扩张一并滋长的。总之，欧洲进入二战结束之后的阶段后，处于一种近乎福音传道者的激情之中²⁶。

因此，技术成为宗教、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完美伙伴，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欧洲的外部殖民的影响力。另外，由于技术被视为一种全球现象，因而很容易跨越国界获得应用，以支持国家议程。为此，技术继续被用作执行国际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并对国内民众评估技术的正面态度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同样，在美国，历史优越感凝结了“天定命运”的美国式观念。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美国继续征服北美大陆的剩余部分，并获取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技术在实现这些扩张目标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而成为美国开拓精神中的一个热点。

与西欧和北美理性主义的兴起并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人的向西推进，对太平洋两岸的人们看待技术的正面态度产生了影响²⁷。在这一段以二战为终结点的时期内，公众把技术成就视为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必要的、极为有效且有益的手段。

在所有这些大众接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崇拜技术及其进步的潮流中，几乎谈不上什么对技术成果的可靠测度。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益处最初只被记载和分类为一些孤例²⁸。在那段时期，基本没有对技术成果的大规模测度和评估。历史学家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某些创新（如军事技术、制造技术、航空技术和造船技术）的演化²⁹。

公众对于技术的认识更多是基于信念而非基于对技术利弊的系统评估。由于在大西洋两岸广大民众的集体意识形态中已打上了技术的烙印，尤其是在20世纪早期，技术逐渐被认可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增进社会福祉的力量。因此，技术未受到大规模的批判。技术创新的益处已经成为现有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总之，这一短暂历史表明，公众对科技的接受和支持是基于工业革命的发展及工业革命的结果。由于各种科学和发明主要是非专业人员和企业家的行为，因而没有必要用大规模的测度和评价程序来证明其正确性。但是，当科技逐渐制度化并大量由企业和政府资助时，仅凭信念和公众对其奇迹及无止境的许诺的确信来证明其正确性就再也不够了。

注释

1.       Jain, R 和C. Triandis, Managemen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第二版，（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1997）; Jelinek, M和C. Schoonhoven, The Innovation Marathon: Lessons from High Technology Firm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3).

2.       Rosenberg, N, Inside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and Economi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P.3.

3.       Derry, T和T. Williams, A Short History of Technolog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D.19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4.       Garrison, E, A Histor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rtful Methods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1991).

5.       Owens, L,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Technical Systems”, Business Review, 68/4, 1991, 1002-1004.Owens在该文中回顾了历史学家Thomas Hughes所做的工作。作为一名学者，Thomas Hughes“帮助消解了这样一种神话，即认为现代技术是一个遵循内在规律而发展、不受文化或环境影响的黑匣子”。Hughes对铁路技术、电话网络、电力和网络计算机进行了考察。

6.       Pursell, C, The Machine in America: A Social History of Technolog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还有Lubar, S为该书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The Machine in America: A Social History of Technolog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0（2）, 1996, 275－277.该书的副标题有点误导，因为Pursell探讨的不是对技术的社会评价，而是某几项美国技术（如制造技术、耕作技术以及造桥技术等）的成长与发展，以及这些技术如何使城市得到发展并使该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工业化的国际强国。但是，在西欧（如英国和德国）的经济中亦可发现同样的趋势。对于美国而言，主要区别在于其向西扩张, 以及在北美大陆的西部有着等待新技术发展的众多机会。Pursell用文献记叙了这种西进的浪潮。

7.       Russell, P, Portugal, Spain, and the African Atlantic1343-1490：Chivalry and Crusade from John of Guant to Henry the Navigator and Beyond (New York: Ashgate Publishers, 1995), 尤其注意第十一、十五和十七章。

8.       Vernon, K, Cosimo de Medici (Philadelphia: Associated Faculty Press, 1970).

9.       Knecht, R, Richelieu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91); Fedem, K, Richelieu (Boston: MSG House, 1970).虽然关于红衣主教的大多数传记重点关注他的政治和管理活动, 但上述研究也叙述了他对艺术和科学的赞助保护。

10.   Draper, J, Napoleon’s Thoughts on Histroy, Politics and the Management of Man (Boston: American Classical College Press, 1980); Schom, A, Napoleon Bonapart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8).

11.   Franklin, B,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再版, 1997); Anderson, D, 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s of Benjamin Frankli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在该书中, Anderson批判地考察了富兰克林发表于1751年的引起争论的文章“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在富兰克林的众多文章中, 该文突出地表明了富兰克林关于科技在文明社会中的作用的观点。

12.   Sekler, E, Wren and His Place in European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4).

13.   此刻在进行历史回顾的时候, 科学技术这两个词可以互换使用。本书在后面会提供这些术语的更为简洁的定义。

14.   Pager, F, “A Manuscript of Taccola Quoting Brunelleschi, on Problems of Investors and Builder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CXII, 1968, 130－135.

15.   Garrison, E, 1991, op. cit, pp. 129-133.Garrison还列举了仿照巴黎理工学校建造的其他工科学校：苏黎世理工学校（Polytechnium of Zurich）, 1855; 德尔夫特理工学校（Polytechnique of Delft）, 1864; 麻省理工学院, 1865; 以及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in London）, 1828 (p.130).

16.   Gille, B, Engineering of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 Daumas, M （Ed）, The Origins of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69).

17.   Mokyr, J, The Lever of Rich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Ashton, 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18.   Ridgway, R, “The Modern City and the Engineer’s Relation to It”, Transa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88（2）, 1925,1239－1248.

19.   Nelson, R,Understanding Technical Change a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ers, 1987).

20.   Jones, E, The European Mira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1.   Bailey, B, The Luddite Rebell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Harrison, M, Crowds and History: Mass Phenomena in English Towns, 1790-183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2.   Mokyr, J., 1990, op. cit., pp. 232-235. Klemm, F., A History of Western Technology (Cambridge: MIT Press, 1964).

23.   在英国，议会通过了几项保护工业产权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对任何恶意破坏私营工厂和机器者处以死刑。

24.   Caldwell, D., The Norton History of Technolog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5).

25.   Cardwell, D., Turning Points in Western Technology: A Study of Technology, Science, and History (New York: Neale Watson, 1972). 关于国家的技术领导地位的有趣的循环理论，参见Brezis, E., P. Krugman, 和Tsiddon, “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5), 1993, 1211-1219.

26.   关于这一点及相关主题，有多种文献。参见Adas, M.,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Ithaca, 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还有Blant, J.,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zing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New York: Guilford Publishers, 1993); Cain, P.和A. Hopki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175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系列二，33（4），463-490。

27.   Schluchter, W., 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28.   请注意，本段落所指的时间是从19世纪中期到二战末。

工业革命和20世纪早期这一时期抓住了欧洲和美国许多历史学家的想象力。他们主要将技术视为交通和战争艺术领域中工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Mumford, L.,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York: Harcourt Publishers, 1934); 还有R.,和H. Oram, The Marine Steam engine (London: Longmans, 1917): Jackman, W.,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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