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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按:
如果《钱学森全集》中没有收入此文,则该文可以补遗。
1986年4月,我在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第22组(科技界政协委员组别中的一个组)当简报秘书,负责在委员们讨论时做记录,并撰写简报。钱老不参加在人民大会堂的大会,只参加了小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钱老发言很精彩,希望整理打印出来。我就迅速整理了一下,请钱老审定,他大致扫了一眼整理稿,问我:“是你整理的?”我说“是的”,他说“挺不错嘛”。我猜测,表扬我的原因之一,是我把他背诵的《大观楼长联》中的句子给记下来不少。可惜我不会背,否则就给补全了。
我发现,钱老非常谨慎,他在发言时说:“不要那么担心人才外流嘛。现在出去的这些人,以后回国了,他们也是钱学森嘛!”但在他审定后的文字中,将这些话都删了。
后来,我们将其审定稿打字油印出来,大家各自珍藏了一份。最近我由于轮岗,在收拾办公室时总算发现了藏在某个角落的这篇东西,赶紧与大家分享。)
钱学森委员在1986年4月3日政协会议
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这几天听了各位委员们的发言,受到不少启发。形势的确大好。对此,外国人也看到了,有位英国朋友说:“19世纪是英国的,2 0世纪是美国的,2 l世纪将是中国的。”今年3月9日和10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美国小说作家戈尔·维达尔在伦敦发表的一篇演讲,《参考消息》上的标题是“太阳再次从东方升起”。大家知道,文艺家有时对周围的形势很锐敏。他说,英国、法国,德国都从世界舞台上退下去了,美国现在也不行了,其经济实力就要被东方赶上了,将来的希望在东方,在亚洲。他特别提到,中国很了不起。但他提的建议是很荒谬的,根本不可能实行的,他要美国、苏联联合起来对付新兴的亚洲!
—方面是形势大好,另—方面,委员们在交谈中、发言中都透露出一些耽心。年纪大的人最怕心里有事放不下,这是妨碍身体健康的。我们委员们中,年事已高的有不少,所以我想能否帮助大家消除这些担心?下面我就讲讲让我们站得高一些,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一看。
历史的发展有必然性,如今出现的好的现象和存在的问题也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我们中国在一万年前就开始了农业、畜牧业时代,从前我称此为第一次产业革命。随着生产的发展,进入了奴隶社会,在三千年前,那时出现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这可以叫第二次产业革命。然后转入了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特点是,封建时期非常之长。最近有的历史学家将中国封建社会划为唐朝前与唐朝后两个阶段,后一阶段是以租佃制为特征的。租佃制一发展,中国封建制度变得很强大,很坚固,是中央集权的,即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以,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萌生。西欧封建势力比较分散,力量较弱,在十六、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就发展了起来。到十八世纪末就兴起了我称之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工业革命。在中国,明代后期才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这个萌芽在明末(约1630年)被压下去了,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未能成长起来。明末知识分子感到封建的老—套难以维系了,但又看不到出路。于是,明末出现了感伤文学,因为他们非常痛苦。大家读过《儒林外史》,书的最末,吴敬梓写了一段“长歌”,最后几句的情绪很消极,“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说世间无望,炼丹拜佛吧。昆明大观楼长联的下联也反映了这种情绪.“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衮衮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书簾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真是绝望的呼声!后来,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许多学者只好钻古书,搞起考据学来。内忧未解,外患又来,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民族存亡到了紧急关头.一些仁人志士于I898年发动戊戌政变,但很快失败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了,但这是资本主义式的革命,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1919年开始了五四运动,请出了德先生、赛先生,但政治方向仍不够明确,
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才真正找到了方向。从1630年到1921年,用了290年时问才找到出路。又用了28年时间,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才完成了推迟了两个世纪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这之后又几经曲折,因为认识客观事物不是那么容易的,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接见一位英国贵宾时还说:不知道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方向,又经三年在农村工作中实践,才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建党以来6 1年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找出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1983年6月召开的六届人大和六届政协会议,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方针。这几年,又提出了2000年时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方针。据王纪宽在《未来二十年谁跑得最快》(北京日报出版社,l 985)的82页上讲,有些外国人估计,翻两番的目标可以超过。他们估计,到2000年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可达1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小一些,约为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外国还估计说,照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速度,只要搞得好,完全有可能十年翻一番。若真能这样,2050年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4 8万亿美元。为计算简单起见,假设那时人口仍是IO亿,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8000美元。那就很了不起,大概真正算得上人均生产值的世界先进水平了。要知道我们的人口比苏联、美国,日本的人口总和还多!
展望建国100年时我们将取得的成就,确实令人鼓舞。从1630年到2049年,用420年的时间,我们从茫无出路、毫无希望的状态走到世界历史前列,成为世界人民的榜样.当然,我们今年的经济改革重点是把大企业搞活,发展横向联合,而横向联合实际上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发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特点,即我称之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我们还落后大约一百年呀.更何况现在全世界正在兴起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又一次产业革命,第五次次产业革命。所以三月三十一日我在联组会上发言说,从现在算起,我们要用6 4年的时间走完先进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我们的前景是光辉的,现在大家耽心怎么才能实现这个前景,问题是那么多。确实,有很多问题使我们耽。.要认识到,我们这个社会在今后6 4年间将经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有那么长的历史,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我们要考虑怎样使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跟上去。
现有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现在似乎已经看出了一些苗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提出在农业上要把权放下去,让生产者自己负责。由于多少年来“左”的影响,农村广大干部那时根本想不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是抵触的,消极怠工。但这个措施得到农民群众支持。三中全会后两三年时间,农村面貌就变了。现在农村中的先进生产者都认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他们说科技人员是“财神爷”。多少年来,财神爷是作为神像供着的,现在他们一下子有了这个认识,了不起。近几年,农村有新发展,我们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在《人民画报》1986年三期上撰文说:他过去江村调查那一套经验不行了,农村小城镇兴起,农村入口没有涌入大城市,这是中国社会学的创举。中国的建设是城市与农村并进,不象外国是建设城市破坏农村.这是我们自己的道路,非常成功。
在此形势下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包括村镇企业)很注意科学技术。去年,国防口开了许多次技术交易会。有些同志对我说,那儿尽是芝麻大的交易,尽管成交总金额数目不小,成交的都是短平快项目。我们在座的委员们可能关心大块头的东西,但真正大块头的科技项目如何投入生产?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我们不能满足于短平快项目,总得向前走.
我觉得,根本问题在于赵总理关于七五计划的报告中再三强调的——要把大企业搞活。为什么小企业肯接受短平快项目,因为它是自主经营的,大企业都是国家包下来的,它没有多少权,它着急起来就引进国外的,找首长批嘛!大企业当然也有例外。不知在座的有没有人到首钢看过,我前后去了不止一次,它是改革试点,已放活了,这就逼着党委书记周冠五非依靠科学技术不可。科技在首钢很吃香。首钢的工艺控制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人事材料、工资、考绩记录等等的管理都计算机化了;它在生产技术上也有不少革新,都是自己干的。除首钢外,全国还有其他例子。根本的问题是要把企业放活,企业一放活,它的经营就必须依靠科技。
我在美国呆过很长时间,我感到美国的大老板对科技人员的确是关怀备至。有一个真实的笑话。不久前,一位同志在美国遇到一位老板。老板说:我对科技人员很重视,发现了能人我就挖过来。这位同志问,怎么挖过来?回答说:高薪。又问,如果不行呢?回答说:我给他盖别墅。再问:假如还不行呢?老板说:那我就把女儿嫁给他。这最后一问一答当然是开玩笑,但反映了他们的重视程度。其实,科技人员与资本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们的感情、爱好都是两码事,可是资本家知道他必须靠科技。这里有一条真理: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使科学技术发挥出了作用,科技才香。象我们现在这样光是党中央强调科技重要,不行。他反正吃大锅饭,干吗请你科技人员来。一旦企业搞活了,它们就要象一些农村中的万元户一样,把科技人员看作财神爷。那时,研究经费就好说了,数目也好商量。在美国,假如我向资本家要20万,其实我心里有数,项目本身10万就够了,赚来的10万放在资本家看不见的、而且不大支持的项目上。作为科研单位的负责人,安排课题时必然要长短结合,近期与远期相结合。这就搞活了。当然这要求科研单位负责人必须有权。总之,一方面,企业要放活。企业重视的项目尽管可能是规模很大的,但往往只能是短平快项目。另一方面,对研究单位也要放权。研究单位负责人一定要有权调动人员和资金,现在还没有多少研究单位的负责人有这种权力,这不行。中央有搞活的精神,企业搞活与研究单位搞活的前景必然会实现。再过几年,到1990年时,新制度的一套东西将初步建立起来,也就是赵紫阳总理说的:“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形势会发生很大变化,会有利于科技的发展。那时,我们科技人员耽心的一些问题可望得到解决,我们要作为工人阶级的—部分,全心尽力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至于出国留学人员不回国的问题,我们当年要回国是基于两个想法,一是报国,二是觉得中国人民在受罪,我们若在国外享福,于心有愧;回到祖国,即使做不了什么事,但能与祖国苦难的人民在一起,心也稍安。现在的情况不大一样,中国不再是苦难的中国,留学者就不会有第二种心情。确实,现在学成回国后不能尽其才的情况是不少的,真是没有办法!有人想暂时不回来,等一等,也情有可原。恐怕大多数属于这种情况,当然,不排除个别人说社会主义不好不愿回来,这样的人,将来会后悔的。
真正搞活了,我们现在耽心的问题基本上可以解决。展望前景,我是乐观的。最后,我想还是用大观楼长联上联的最后几句话作为发言的结尾!“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根据记录整理)
一九八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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