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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刚刚合脚——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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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经理是我国北方一大型企业集团的负责人。从开始只生产电视机的小厂，经过多年打拼，形成现在的集团规模，资产扩大了200倍。现在，集团以电视机为主打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到37%，每年向外出口1300万台。为什么能够成功？他总结了两条经验，到什么阶段做什么事和培养合作者。许多同行在开始阶段做得很好，却很容易犯追求高技术的错误，把技术当成一切，走技术主义路线。他们常常被高技术名片所吸引，花高价引进高端、高技术生产线。还有一些企业贪大求全，连普通的螺丝钉都要自己做，总想着多吃产业链上的收益，不会放弃不擅长的部分。
当王经理开始担任厂长时，企业效益很差，刚刚够发工资。他上台后，重点研究了企业的优劣态势。经过一年多熟悉情况，他发现重点问题是零部件成本较高。由于企业地处北方，大量配件需要从南方采购，时间和成本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由是鼓励一部分员工出去创业，生产企业所需要的小部件。后来他又淘汰了一些技术层次低的部件生产线，由自己生产转为购买，把资金专门用于销售和技术含量高的部分。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企业不再单单是一家电视机生产企业，而是成了产业群的头领，领导大量小企业共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降低了资金需求，减少了成本。
随着改革深入，社会发展，社会消费能力增强，达到小康水平。企业也面临着发展难题，产能要扩大，产品要升级，技术也要升级。当时许多同行企业根据GDP的增长来估算全国未来电视的拥有率和淘汰率、人力成本增长率。话说起来挺好，不过王经理发现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的那么简单。国内GDP与国外GDP并不相同，根据国外的经验来推论必然会水土不服。许多企业在获得初期发展后，都在规划产品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准备大干一番。他决定小步快走，跟在别人后面，继续从国外购进自认合适的低档生产线，扩大产能。随后，利用规模效应，他的企业在全国不停打价格战。许多企业刚刚购买了先进生产线，还没有开始生产，本想利用原有产品的利润进行后续的投资，还贷款。价格战使这些“先进企业”痛苦不堪，高档产品只有预期销售的十分之一，原有产品利润又被大大压低。大量企业资不抵债，被迫破产或者等待被收购。王经理当然是收购主力，许多企业甚至是零成本获得，当然以接收工人作为交换。
王经理的成功依赖于两点——与环境相适应、与自身实力相适应和以团体方式获取竞争力。从国家经济的发展来看，同样需要与环境相适应，与自身实力相适应。即到什么阶段做什么事，不搞大跃进。在建国初期，我国曾经超越自身实力，实行赶超战略，力图毕功于一役，一举超越美国、英国。最后，赶英超美不但没有实现超越，反而被对方越落越远。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努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如服务业发达、大学生人数比重高等。最终是东施效颦，不仅没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反而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为发达国家打工，人民生活始终原地踏步。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规划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多次犯了冒进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没有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反而在比较劣势上发力。在全球市场上，我国有一个定位，它也决定了我国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不考虑这些因素，盲目追求表面的东西，必然要失败。实际上，不仅中国，包括印度、南美洲的阿根廷等国都与我国一样，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他们全部希望能通过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结果全部失败。
建国初期，我国人民收入水平低，劳动力便宜，但是缺少技术和外汇。那么我国的优势应该是劳动力密集，对技术和资金需求较少的产业，如纺织、轻工业。那个时代，我国的策略是全面学习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当时情况下，我国的重工业产品没有竞争力，难以利用自身积累实现发展。轻工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却长期受到压制，产量上不去，只能少量出口。宝贵的外汇被重工业所占用，轻工业，农业得不到支持。重工业不能创造外汇，却大量消耗外汇。轻工业出口能够换取一定外汇，但是不能获得扶持。轻工业赚得钱全被重工业吸走了，而重工业自身并不能自我造血，完全依赖轻工业。当然，在当时来分析，政府希望重工业在轻工业的支持下，能够快速追上发达国家，实现自然造血，渐渐减少对轻工业的依赖。显然，目标并没有实现。
人们希望重工业能像襁褓的婴儿，能够慢慢走向独立。重工业的独立问题即是林毅夫提到的经济内生性问题。他认为某一产业的发展要依赖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依赖政策优惠或垄断实现生存。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企业要融入到社会大生产中去，从市场获取资源，而不是依靠政府的输血。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建国后我国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重工业依赖军事和航天得到快速发展。然而重工业过于依赖军事应用，不能反哺轻工业、农业。重工业产品价格高昂，轻工业所需要的设备、农业机械只能以非常高的价格来购买或从国外进口。对于一个刚刚解放的羸弱民族来说，单纯的军事应用实在是一笔太大的负担。显然，政府也希望重工业能够在民用领域做出贡献，事与愿违，他们却越来越依赖政府。不仅没有从婴儿走向独立，反而成为骄生贯养的儿子。
与我国现状不同的是美国、日本，他们的重工业主要依赖民用。波音一边生产民用飞机，一边生产轰炸机、战斗机、预警机。日本的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这样的企业，主要是民用产品，对军品的依存程度很低，基本在15%以下。美国、日本等国的大企业可以一边为军队生产，一边在民用领域生产。由于在两个领域同步发展，他们自然有更多的资金保证。政府用于研发的军费同时增加了企业在民用领域的竞争力，如波音的客机，三菱的汽车等。这们实现了军工与民用的结合，大大减轻了军事研发的开支。最近几年来，我国的军费开支增长速度很快，航天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人们在庆贺成功之余，也时常有人批评政府浪费钱财。假设我们的军工和航天像美国一样，能够把技术转化为民用，人们一定会欢喜跳跃。建国初期发展重工业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企业内生性。重工业不是通过为轻工业、农民提供产品来自我发展，而是使用计划方式占用其它产业的发展资金，以致于窒息了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强占式发展方式自然不会有光明前途。
最近几年来，扶持服务业的论调又犯了类似的错误。许多人发现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所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多，由此而鼓动着政府支持服务业。从表面看，服务业对环境污染少，投资少，见效快。从表面上看，地方政府鼓励、扶持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例如最近北京的服务业GDP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占GDP比重达到了71%。北京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服务业发达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放眼全国，我国有60%多的农民，劳动力素质不高。我们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然而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是：谁来接受我们的服务，谁来提供服务。樊纲（某经济学家）曾经对此做过总结：“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3万到4万美元，90%以上的人口在城市，这种经济发达程度决定了以下三点：第一，大量家庭生活社会化，从而对一般服务业的需求大大提高。而我们城市化率还不到50%，70%的人属于低收入阶层，只能自己洗衣做饭；第二，制造业发达了，产业的分工充分，生产性服务业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还处在制造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对物流、贸易、财会、法律、研发等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本身相对较少；第三，收入高，财富多，金融资产多，对金融、投资服务的需求才会大，而我们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美元，居民人均金融资产才1万多元人民币，能有多大的金融服务市场？”我国同样缺少高端服务人才。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重达到了50%以上，有大量的金融、保险、法律的高端人才，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比？实际上，我们即不需要大量的此类服务，也没有大量的人才。日本和韩国算是比较发达的国家了，前者的服务业比重还不到70%，后者还不到60%。服务业不能代表国家发达程度。
社会需求决定了未来产业的发展，单纯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比例是没有意义的。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林毅夫先生以为建国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是不合适的，不过支持重工业发展仍是必要的。当时中国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缺少设备和机械，重工业完全有支持的必要。重工业发展了，才能为农业生产提供拖拉机、电力、灌溉设备等，为工业提供生产机械。解放初期，优先战略失败的原因在于重工业脱离了农业和轻工业，只为军事服务，窒息了其它产业。日本和韩国同样支持本国汽车、造船等企业的发展，不过他们的支持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不是照搬美国，比如日本人就没有学习美国人的汽车发展思路。美国人喜欢大车、有气势，而日本车则小巧，灵活。日本和韩国也没有着重支持过服务业，他们属于发达国家，但前者的服务业比重还不到70%，后者还不到60%。
不能因为我国重工业赶超战略出了问题，我们就不需要赶超，只能跟随。在经济发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赶超，需要政府的支持，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科研计划等。汽车、钢铁等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建设，而它们自身的积累有限，有时会跟不上快速的经济发展，比如日本、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的60-70年代。为了防止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政府及时对他们做针对性扶持，为他们建设新厂、提高产能提供必要的支持。显然，这种支持是从市场来考虑，政府支持了他们以后，随后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受到汽车缺乏，钢铁缺乏的痛苦。这种支持类似于基础设施建设，从表面上看便宜了那些企业，实际上社会受益更多。前几年，我国限制高耗能企业发展，随后发生了各省的电荒，钢铁荒。原因在于错误估计了经济发展形式。
在河水向前流动时候，小石头很容易被冲走，而大些的石块则会留在原地。我们在河流的上游看到的竟是鹅卵石，大石块，下游则是一些细沙和泥土。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也会出现类似问题。一些小企业很容易成立，然而一些大型、高技术企业由于资金、技术密集，成立却很困难，比如钢铁厂，大型化工厂。在市场中，这些企业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产业。如果任由市场来决定如何发展，必须出现小企业过剩，大型、高技术企业缺乏的局面。这就需要政府来扶持此类企业建立。如韩国、日本就采用类似策略。因此、政府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的样子来支持某一行业的发展，而是从市场实际需求出发支持某一行业的发展，促使经济和谐，避免大起大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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