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适逢梁任公先生逝世八十周年，八十年前事禁不住让人再度回首。

1926年初，身体一向强健且很少生病的梁启超，因肾病尿血加重住进医院。当时的20年代前后，围绕经验与科学、中医与西医的科学性及其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正在引起中国学界与社会的关注与热议。医学家余云岫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科学家杜亚泉发表《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等文章，各界文化人士多参与进来展开激烈的论争。梁启超的病况使原本执著于科学文化传播的他自然而然地参与到体验医学的行列，试图通过自身的医学案例，为他长期思考的科学文化向公众和社会提供更具说服力的有益导向。

基于此，首先在选择治疗方案时，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中医药物稳健安全的保守疗法，而甘于冒险特意选择西医手术，惟希望借自己的名望和社会影响力，通过手术的亲身实践，为西医和科学获得中国社会公众的普遍接受开道。此时，病情的严重程度与治疗方案的安全系数之于他的本意显然已经退居其次。正如他的胞弟梁仲策所言：“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病床日记”，《大公报》1929.1.21.)吊诡的是，被名医误割右肾的手术结果完全出离他为西医和科学开道的良苦用心。

对于西医不慎导致的医疗事故，社会舆论群起谴责质疑之声：陈西滢发表“尽信医不如无医”，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我们病了怎么办”，质疑、批判西医的声浪一时涌起。此时病痛之苦雪上加霜的梁启超仍然从维护西医与科学声誉的高度，1926年6月2日在《晨报副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手术经过，以坚决辩护的口吻肯定西医治疗方案的有效性。诊断过程中，在未发现病原之前，“任公以其病不治，亲嘱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梁启超在生命攸关时刻的一系列言行，既细致地体现了他对科学的执著之情，又源自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恳切地希望人们不要由于个别病例的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当科学已经成为时代发展不可阻挡的推动力时，国人对于西医的误解和拒斥，最终损失的还是国人，基于此，梁启超以生命为代价在所不惜。

在从正面确立科学的形象，引导公众认知科学价值的同时，针对中国两千年封建传统“阴阳五行说”中的迷信成分，他从学理上展开批判。1921年他写成“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开综明义：“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到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考其来历，辞而辟之。”在考辨“阴阳”、“五行”语义变迁的基础上，指出“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盘踞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从攸关生命的医药到中华民国国旗图案，无不深受五行观念的影响。梁启超公开对阴阳五行中诡异成分的批判，与破除国人迷信心理以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相一致。

梁启超的科学文化实践，对今天人文知识分子如何及时而审慎地重新确立与科学文化的稳固关系，提供了历史的借鉴。长期以来，如果说科学家的人文气质已渐为关注并有所揭示的话，那么人文学者科学意识的淡薄仍是当今学界面临的困窘之一。与社会大众对科学文化的冷漠，公众科学素养普遍低下（据中国科协2003年统计，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仅为1.98％，同比远低于美国的17％）——这一今日中国面临的严峻的柔性难题相一致。20世纪90年代，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提出了不同于斯诺时代的新版本“第三种文化”：“尽管我借用了斯诺的表达，这里描述的现状却与他的预言不同。文学知识分子(literary intellectuals)并没有同科学家沟通，而科学家正在直面公众。传统的知识媒体玩弄一种上上下下的把戏：记者向上写而大学教授向下写。今天，第三种文化的思考者们倾向于摆脱掮客，努力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广大的聪明读者表达其最深奥的思想。”正如刘钝先生总结的那样，“‘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与实践者们，正在逐步取代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向公众阐释那些对当代社会真正有价值的新鲜知识；同时也将褫夺神学家和哲学家的使命，力图在宇宙的起源、物质的构成、生命的进化、思维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这些属于终极关怀的深奥问题上发表与时俱进的高论。”尽管“有资格又有能力的人毕竟太少，这一波努力能否摹画出新型文化的蓝图还需时间的检验”；尽管科学文化在当代中国并未发展到如此程度，然而，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面临双重缺位的现实：一方面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文化严重生疏，另一方面科学家总体上并未能够直面“公众理解科学”的事业。新版“第三种文化”警示我们，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文化的自觉，尤其对于当代中国，是科学事业向深度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惟有对时代变迁保持高度的敏感，人文知识分子才可能自觉投身并倾其知识、行动与情感于公众理解科学的伟大事业。

当代中国既需要精尖的现代科学，更需要深层次的科学创造力和原创性的科学，即深度的科学精神与广义的科学文化。精尖科学与科学文化相叠加意味着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苦旅。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化光”理论已前瞻性地言明：“当一移动的‘文化光’因被它所冲击的一个外国社会体抗拒而反射为多种的光线——技术的，宗教的，政治的，艺术的等等时，它的‘技术光’常比宗教光穿越得较快及较深。”换言之，“文化反射光的‘穿越力量’通常是与此光线的文化价值成反比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光线受到其所冲击的‘社会体’的阻力较之一个重要的光线为轻，因为前者不致于威胁到被冲击的社会体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引起急剧痛楚的干扰。”这样看来，在科学与信仰发展皆非充分的中国，培育科学文化与涵养历史文化、历史感一样任重道远。在此，科学素养与历史意识、文化使命是内在相通的，融会科学文化、阐扬传统文化，同融会理性与信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从科学知识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到科学传播，现代科学融入公众生活变得日用而不可分。21世纪日益严峻的自然与人类生存，科学与人文相互补益激发的气质显现，加之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公众的亲缘关系，及其与科学不断密切的关系，决定了在科学传播与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实践中人文学者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像探索科学问题一样，真正把握科学传播的有效途径，在公众、人文学者、科学工作者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多向度的科学文化互动，同样需要多方求解、试错与证伪的过程。梁启超面对协和医案的这段史实，对于今天中国科学传播与普及的策略和走向不无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