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的科研中心：国外名刊还是中国期刊?

                                杨学祥

一篇中国学者在《自然》发表的文章，引发了中国科技界空前规模的科学争论。国外名刊已经成为中国的科研中心，对科研方向、学术成就、提职提薪、奖金基金、名誉地位，具有不可忽视的决定权。相关的学术评价机构只要会数数，就能确定一个人的学术成就。我们只能说，他们还处于科学领域的幼儿阶段。

早在2010年11月11日我就指出，一种创新理论在其初期阶段常常被当作错误观点而被否定，后期阶段则被当作信条而被盲目的崇拜。把流行趋势当作科学评价的标准，用刊物的影响力来评价文章的水平，这本身就是对科学的亵渎与歪曲。孟德尔定律被埋没了35年，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被压制了60多年，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封锁了三个世纪，原因就在于当时科学界的低水准，就在于“按图索骥”的假伯乐：大多数人期望的理想模式与真理相差十万八千里。

科学创新首先从少数先知先觉者中开始，不可能立刻就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适于科学，甚至会扼杀科学。祈求用一种简单的连小学生都会操作的计算模式来来挖掘科学的创新精神，无异于“按图索骥”。好汉识英雄，伯乐识千里马。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科学界有一种慧眼识英雄的机制，有一种自由争论的公平环境：小人物可以挑战大人物，小刊物可以挑战大刊物。如果文章也讲出身，如果大刊物可以封杀一切，科学的公平何在？

当代最重要的科研课题并非只在生物学界，2014-2015年连续两年出现最热年新纪录，2013-2015年中国连续三年遭遇雾霾灾害，相关的讨论和文章，为什么没有得到关注？

中国期刊在中国科研中的地位令人堪忧！

最新结论

1995-1997年和2014-2016都是月亮赤纬角最小值时期都发生了超级厄尔尼诺，1998年和2016年都发生了拉尼娜事件。这三个重要的相同点使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2016年发生类似1998年大雾霾的可能性很大。

10月15-16日潮汐组合有利于雾霾的清除。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1008370.html

参考文献

1.  杨冬红，杨学祥。全球变暖减速与郭增建的“海震调温假说”。地球物理学进展。2008Vol. 23 (6): 1813～1818

2.  杨冬红，杨德彬，杨学祥。地震和潮汐对气候波动变化的影响。地球物理学报。2011，54（4）：926-934.

3.  杨冬红，杨学祥. 全球气候变化的成因初探. 地球物理学进展. 2013, 28(4): 1666-1677.

4.  杨学祥，杨冬红。2013年中国雾霾高发的气象原因初探。科学家，(3): 90-91.

5.  杨冬红,杨学祥. 北半球冰盖融化与北半球低温暴雪的相关性[J]. 地球物理学进展, 2014,29(2): 610-615.

相关报道

不能仅以杂志名称来评价科研成果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德华曾撰文反对“一味追求 CNS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CNS 论文确实很重要，但不一定能代表学术主流。如果要了解学科领域的发展，不一定非要查阅三大刊，“如果不查阅学术领域的主流期刊，很难对学科领域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

CNS 受诟病较多的是，虽然《科学》和《自然》是综合性学术刊物，但也格外青睐生命科学领域的文章，像数学、计算机等领域的学者，很少能在 CNS 上发文章。此外，《科学》和《自然》还被指责过分追求趣味性。

上海交通大学粒子物理宇宙学研究所特别研究员戴德昌博士认为，《自然》杂志及其子刊太偏重趣味性和高引用率，“其实，绝大多数原创性工作的趣味性并没那么强，《自然》上真正的原创性工作极少”。

颜宁也表示：“如果你的研究结果不够新颖，不能让更多学科的人感兴趣的话，即使结果再坚固，逻辑再完美，那也请投更专业的期刊吧，不适合 CNS 。”在她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 CNS 是给外行看的。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曾举例说，神经生物学近年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发明是光遗传学，相关的两篇关键论文值得获诺贝尔奖，但它们都没在三大刊上发表，而很多相关的后续文章发表在三大刊上，这些后续文章自然不如前面两篇开创性的文章。“这是因为，刚刚出来时，几个编辑和审稿人没有马上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后来大家很快都意识到了重要性，才导致后续的文章刊登在更显眼的地方”。饶毅认为，对于科学成果，一定要看内容、做学术判断，不能单纯地看发表杂志的名称，“如果只看杂志名称，那么我们各个单位就不用科学家，而可以请初中生来评价科学了”。

香港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金冬雁也认为， CNS 当然水平高，但阅读 CNS 论文也需要批判和分析的眼光，“ CNS 的论文有瑕疵、有错误甚至完全错误的不在少数”，所以， CNS 也没有那么神圣，更不应该顶礼膜拜。

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华人学者孟津说，论文发到什么地方，是研究者的选择，是他们的学术自由。“但刊物是为科学成果的表达提供渠道的，不应该影响科学活动本身”。

然而，现实中，有些科研工作者却在过分追求三大刊的影响力，将自己研究的影响力寄托于刊物的声誉上，科研界不少人认为这是在舍本逐末。谢克曼也批判道，追逐在哪本刊物上发表论文，成了科学研究的目的，这是科研界的一个重大缺陷。

百万元重奖 CNS 论文折射中国科研评价弊病

中国科研界早就对 CNS 提出批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膜拜”三大刊的现象在国内表现得尤为普遍。正如朱猛进所言：“ CNS 在中国拥有神一般的地位，现阶段，如果谁能发表一篇 CNS 论文，学术境遇马上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重奖 CNS 论文，是国内学术机构的普遍现象。2006年，中国农业大学在科技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对武维华、张大鹏两位教授各奖励100万元，就因为武维华的论文在《细胞》上发表，张大鹏的论文在《自然》上发表。

这一做法引发强烈争议，2008年年底，中国农大也修改了科技成果奖励办法，对在《自然》或《科学》上发表论文且把中国农大当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奖励50万元。

这样的奖励力度并非个例。浙江工业大学也规定，在《自然》或《科学》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每篇给予50万元的奖励，其中20万元为奖金，30万元为研究经费；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则是每篇奖励10万元奖金和100万元科研发展基金。

这种做法受到谢克曼的批判，他认为这样的激励制度是一种“贿赂”。

王德华说，在 CNS 上发论文，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也有数万元的奖金。他认为，重视论文的质量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一味追求 CNS 论文，唯 CNS 论文导向， CNS 论文至上，“这样下去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学术水平、学科建设和学术队伍的发展，对年轻一代学者科学精神和科学追求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让他反感的是，各种学术考核和评估中， CNS 论文成了重要指标，极端者甚至成了唯一的标准。如院士评选，有 CNS 论文就会希望大增；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也有 CNS 论文的指标。“任何事情走向极端，变成唯一，后果就会不可估量”。

饶毅则把重奖 CNS 论文称为“拜杂志教”。他说：“把发论文变成政绩工程，过分崇拜刊物，不看内容，迟早会出现问题。”

金冬雁也感觉到，今天的中国科学界与过去大不相同，追逐 CNS ，崇拜 CNS ，以 CNS 作为唯一指标评断学者的成就，俨然成为时尚。“讲某人比院士强，是因为有多少CNS 论文；讲某院士远远不如某海归大牛，也是数 CNS 论文和（影响因子）点数。”

《科学》杂志高级对外联络官皮诺尔说，《科学》杂志曾报道这种现象，主编麦克努特博士认为这样的做法应该停止。“但我个人认为给这些发现提供奖赏没什么不妥，虽然它也可能给学术不端行为提供激励”。

《自然》杂志母公司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负责人坎贝尔则表示，近年来，《自然》接收了许多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研究，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论文无论质量数量，都前所未有的丰富。“但我们不鼓励这种将顶级期刊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的激励制度，在我们看来，无论对哪里的研究者，对于他们的成果，都应该有公平的激励机制”。

王德华说， CNS 论文至上的现象，说明中国的科研评价体制的弊病，如果是真正的内行，不论论文发在哪里，都应该能判断出其科学价值，但由于中国是行政管理者掌握对科研工作者的评价权力，同行评价体系没有形成，等级化、量化这种最简单的考核方式大行其道，助长了学术界追求影响因子和 CNS 至上的风气。

“好论文不问出处！”王德华说，尽管 CNS 至上是错误的，但也要正确认识SCI（科学引文索引）的作用，正确使用SCI的指标，扭转不顾质量只求数量的风气，回归科研工作的本质。

文献来源：http://www.bio360.net/news/show/84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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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国际名刊：科技期刊由科学的奴仆变成了主人

已有 3612 次阅读 2010-11-11 03:43 |个人分类:科技点评|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科技期刊，影响因子，论文造假，评审关系网    推荐到群组

               问责国际名刊：科技期刊由科学的奴仆变成了主人

                 ——科技管理霸权在吞食科学家的创新灵魂

                            杨学祥

前不久，美国《科学》杂志刊登施一公、饶毅社论吸引了全球科学工作者的眼球，这样的问题仅仅出现在中国，还是具有世界的普遍性？

曾经用来对科技期刊排行的简单方法——影响因子变成了人才招聘、评定教授和科研资助的标准，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不是中国人的独创，其根源就在世界名刊。由此引起的论文造假和评审关系网首先在国际名刊上发生。让中国这个小学生充当替罪羊，这有失科学的公平。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教授罗伯特·奥斯丁（Robert H. Austin）说“影响因子可能是因为数字的滥用而造成的灾难。”批评家说，影响因子热的持续扩张已经威胁到扭曲科学研究的方向。

                      影响因子的由来与发展

五十年代末期，费城研究人员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在业余时间研究科技文献，思考怎样从中找到有用的信息，最后他总结出所谓的“影响因子”。“影响因子”是一种将期刊排序的方法，以帮助人们从比较少的题目中挑选最重要的出版物。为了确定对科学家最重要的刊物，加菲尔德提出了统计每种刊物每篇文章引用次数的方法。现在，影响因子已经获得了如此巨大的能量，以至于开始控制科技产业。在亚洲、欧洲和美国，加菲尔德的工具在招聘、提升教授和研究项目拨款等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确实，通过影响因子，即使是科技外行也可以从简单的数字统计中轻易地分辨出不同科技期刊的影响程度。

正如货币从简单的价值符号和交换中介摇身变为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的主宰一样，“影响因子”同样也从分辨科技期刊影响程度的简单数字变成了统帅科技期刊的指令，科技期刊的编辑、科技项目的管理人员，甚至科学家本人，都拜倒在“影响因子”的脚下，唯“影响因子”的马首是瞻。

负责监督ISI 的部门，汤姆森科学发展部的副总裁吉姆·普林格（Jim Pringle）说“能够评价一本刊物的引用频率模式并不能说明可以用同样的模式评价刊物上的文章。”这样的警告没有效果。在欧洲和亚洲有些国家，管理者公开使用影响因子来评价研究者和分配研究经费。研究者现在更可能追踪能够进入影响巨大刊物的时髦课题，而不是去追踪不会成为年度热门话题的项目。学术界过去常常是“发表还是死亡”的世界，现在科学界成了“在名牌刊物上发表还是死亡”的世界了。期刊编辑已经学会怎样操纵这个过程，有时候通过合法的编辑部选择，有时候则采用欺骗手法人为的提升自己的排名。对影响因子的调查表明负责列表统计引用次数和期刊影响因子的公司ISI使用的基本数据存在问题。这个公司最初由加菲尔德在费城创办，1992年被汤姆森公司（ThomsonCorporation）兼并，该公司试图将引用次数统计变成更为有利可图的操作，通过买断数据库推销其产品。由于让人惊讶的引用频率，编辑开始挑汤姆森公司公布的影响因子的毛病[1]。

                      科技创新并不是一开始就赢得多数

在科学的平稳发展时期，影响因子是度量科技期刊影响程度的一种可行尺度；但在科学发展的突变时刻，首先发表那些创世之作的刊物未必就是影响因子高的著名刊物，因为著名刊物总被当时旧学说的科技权威所控制，新的学说很难冲破阻力得到承认。事实上，许多创新的惊世之作，不仅没有在著名刊物上发表，而且长期遭到当时名人的压制与批判。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哥白尼的日心说，孟德尔的遗传学说等等，莫不如此。

孟德尔是奥地利科学家，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1856～1863年孟德尔用豌豆进行杂交试验，总结出两条遗传规律即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这一科学成果孟德尔曾在布隆自然科学协会1865年2月8日和3月8日的两次会议上报告过，并于1866年以《植物杂交的试验》为题发表在该会会刊的第4卷上，但当时并未引起注意。孟德尔的思维和实验太超前了。尽管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布隆自然科学协会的会员，其中既有化学家、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也有生物学专业的植物学家、藻类学家。对于孟德尔的发现，当时的名人权威不能理解，一直被埋没了35年之久。直到孟德尔逝世16年后，豌豆实验论文正式出版后34年，他从事豌豆试验后43年，他的预言才变成现实。1900年，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科伦斯和奥地利的切尔马克分别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与孟德尔相似的结论后，才在文献中找到孟德尔的早已被人遗忘的论文，孟德尔的发现才被世人承认，称为孟德尔定律。如果仅仅看文章的出身，而不看文章的内容，孟德尔定律就不复存在。

魏格纳是德国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1910年阿尔弗雷德·魏格纳在偶然翻阅世界地图时，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大西洋的两岸——欧洲和非洲的西海岸遥对北南美洲的东海岸，轮廓非常相似。魏格纳认为这绝非偶然的巧合，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推断在距今3亿年前，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和岛屿都连结在一块，构成一个庞大的原始大陆，叫做泛大陆。1912年1月6日，魏格纳在法兰克福地质学会上做了题为“大陆与海洋的起源”的演讲，提出了大陆漂移的假说。1915年他出版了《海陆的起源》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大陆漂移说。但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大陆漂移由于缺乏合理的动力学机制遭到正统学者的非议和压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魏格纳去世30年后，海底构造研究证实了海底扩张的预言，板块构造学说才席卷全球，人们终于承认了大陆漂移学说的正确性。

尼古拉．哥白尼，是波兰天文学家。他在1533年完成了《天体运行论》这部巨著的初稿。1542年6月，《天体运行论》和排印工作开始进行，负责这本书出版事宜的奥西安德尔却按自己的意愿写了一篇没有署名的序言，说明书中的学说只是为了计算星历表之便而采用的假设，不一定和实际情况相符。这也是在《天体运行论》出版后几十年时期内很少人重视哥白尼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哥白尼的学说触犯了基督教的教义，遭到了教会的反对。他的著作更是被列为禁书。布鲁诺因宣传日心说而被教会处以火刑，伽利略因赞成日心说而被教会监禁，但真理是封锁不住的。1882年，罗马教皇不得不承认哥白尼的学说是正确的。这一光辉学说经过三个世纪的艰苦斗争，终于获得成功并为社会所承认。

由此可见，一种创新理论在其初期阶段常常被当作错误观点而被否定，后期阶段则被当作信条而被盲目的崇拜。把流行趋势当作科学评价的标准，用刊物的影响力来评价文章的水平，这本身就是对科学的亵渎与歪曲。孟德尔定律被埋没了35年，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被压制了60多年，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封锁了三个世纪，原因就在于当时科学界的低水准，就在于“按图索骥”的假伯乐：大多数人期望的理想模式与真理相差十万八千里。

科学创新首先从少数先知先觉者中开始，不可能立刻就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适于科学，甚至会扼杀科学。祈求用一种简单的连小学生都会操作的计算模式来来挖掘科学的创新精神，无异于“按图索骥”。好汉识英雄，伯乐识千里马。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科学界有一种慧眼识英雄的机制，有一种自由争论的公平环境：小人物可以挑战大人物，小刊物可以挑战大刊物。如果文章也讲出身，如果大刊物可以封杀一切，科学的公平何在？

           重新认识影响因子：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

世无伯乐遂使驽马成名[2]。用简单的影响因子来评价文章的科学价值，这是外行评价内行的一种懒人的办法。中国的典故“按图索骥”是对这种办法最形象的批评。在跟风趋利的科学界，按图索骥已经国际化。科学的创新精神被淹没在滚滚黄金的趋利浪潮之中。美国生理学会执行主编马丁·弗兰克说的好，“我们都成了影响因子的奴隶。”

刊物本来是科学论文的载体，它是为科学的传播服务的。现在，科学的奴仆变身为主人，人们不是追求科学论文中的科学精神，而是祈求著名科学刊物的权威和灵光。即使是一篇平庸的文章，一旦被著名刊物录用，立刻就身价百倍，奖金和项目就会滚滚而来。著名刊物成为文章价值的评价尺度，按照这种尺度，哥白尼的日心说、孟德尔的遗传学定律和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就会永远被人遗忘，它们在长达数十年的岁月中默默无闻，而著名刊物仍在高谈阔论科学精神。正如英国胡弗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生物统计学教授阿兰·内维尔（Alan Nevill）所说，“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学术界已经被这些引用数字勒索绑架[1]。”

科学的第一原则是公平，如果文章由于自己的出身不同（刊物本身影响力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这不仅说明当前科学评论界的低下水平，而且会导致文章作者为在著名刊物上发表文章而不得不阉割文章的创新灵魂。有些科技论文的作者为了引起刊物编辑和评审人的关注，放弃小刊物上的原文作者的论文引用，转而引用著名刊物上的第二手资料，使科学的首次发现权受到损害。事实上，大刊物和小刊物、洋刊物和土刊物的版权都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大刊物和洋刊物决不能因为自己的影响因子优势而否决小刊物和土刊物的首发版权，否则，这将使抄袭和垄断成为合法之举。否认小刊物创新文章的学术水平，只能说明相关学术评价机构缺乏专业水准，他们只认得论文的出身证书，不会鉴别论文的科学性。按图索骥已经成为国际化的流行趋势，科研管理机构和刊物编辑评价机构的行政霸权已经开始压制科学的创新，蚕食科学家的灵魂，用科学常识垄断科学界。

滕吉文院士指出，在某种程度上的崇洋媚外是客观存在的，即一愿意向外国投稿，二愿引外国人的文章，就是有同类的中国人的文章，哪怕其资料与论述还较外国人全面一些也无人问津，似乎引外国人的文章表明水平“高”，引中国人文章则表明水平“低”。这种现象已决非个别或少数，而是占有了相当比例。这在学术上也反映了少数人的民族气节与学术品德。外刊发一稿，刮目相看。跟着来的是又给项目，又给“官”做[3]。外刊似乎变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来，中国人比外国人更迷信影响因子和外国著名刊物。名牌刊物《美国医学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编辑迪安吉利斯（Catherine D. DeAngelis）叹息许多科学家认为如果自己的文章不能在顶尖刊物上发表就是失败的现象。他批评现在的文化，说“影响因子已经异化，有些影响因子低于名牌刊物的刊物非常好，完全适合好的科学家在上面发表文章。”外国人的观念开始转变，有些中国人的观念为什么还继续停留在外国人的“初期阶段”？

事实上，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影响因子和著名刊物仅仅具有即时的参考意义。放弃实践的检验标准，把影响因子和著名刊物当作检验论文科学性的实际尺度，这是源流倒置和舍本逐末，完全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和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之所以成功，不在于影响因子和著名刊物，而在于经得起长期实践的检验。

真正的科学家不会为了影响因子和著名刊物而放弃自己独立的科学观点，只要理论是首创的和真实的，何必要为影响因子和著名刊物发愁？科技期刊和科技行政管理机构应该是科学家的后勤部而不是司令部，让科学家真正成为科学首创的主人。

孙林海和赵振国在2004年指出，我国温度存在着大约30年左右的冷暖交替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上世纪20年代以前是冷周期，20年代到40年代为30年左右的暖周期，50年代到70年代又为30年左右的冷周期，80年代后又转入一个暖周期。近10多年来，我国正处于“暖背景”下，在“暖背景”下，绝大多数年份都会出现暖冬现象[4]。赵振国在2003年预言，5-10年后将进入冷周期。我国气温变化和拉马德雷周期有很好的对应关系。这一预言已经被证实。由于该文没有发表在国际名刊上，国内外气象界至今未给予正确评价，更谈不上应用和发展。

                  有谁问责过国际名刊？

黄禹锡造假案发生后，针对黄禹锡个人的诘难铺天盖地，对发行刊物的问责却寥寥无几。我们的问责文章：《黄禹锡案的警示：迷信权威刊物将导致灾性后果（原文题目为：权威刊物堆塑的泥足巨人）》[5]，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被称为“近年最轰动、最大胆的学术造假案”的黄禹锡造假丑闻，如今已水落石出。这名韩国科学家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两个“轰动性成果”，已被证明建筑在伪造证据之上，黄本人也遭到科学界的谴责。为什么世界科学界声誉卓著的刊物《科学》会连续两次“栽”在黄禹锡的造假手段上？谁为此承担责任？它的论文发表机制是否有漏洞？《科学》杂志编辑的解释证实科技论文的未经过检验。

编辑部和杂志出版机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发言人皮诺尔说，“黄禹锡造假案”给编辑部带来的是“震惊和沮丧”，特别是没有想到他2004年发表的论文也出于造假。黄禹锡2005年“培育11名患者匹配型干细胞系”造假论文的发表过程，已经随着杂志编辑部的反思而逐渐清楚了。编辑部是在2005年3月收到这篇论文的，当时各高级编辑都认为这篇论文可能是一个“爆炸性进步”，并将其先后提交给9位审稿人审阅。这9名审稿人不仅有美国本土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教授，也包括欧洲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都是在干细胞研究领域具有深厚造诣的顶级专家。审稿人的一致意见是，黄禹锡论文“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值得发表”。谁都没有看出这篇论文所附带的照片等证据材料，都是精心处理的“假货”。因此，论文很快经过编辑修改阶段，先后刊登在《科学》杂志网络版和印刷版上，整个过程历时58天，比通常的论文审阅时间缩短了近三分之一[6]。这就证明了我们的观点，编辑的主观臆断会决定文章的命运[5]。

杂志总编唐纳德·肯尼迪早先曾指出，审稿人首先考虑的是论文的科学意义是否值得发表，作者提出的证据能否支持论点，论证过程是否严谨等学术问题，这些都基于对作者的信任。要验证一项科研成果的真假，最好的办法是复现检查，也就是由其他研究人员重复进行实验，如果得到同样的结果，就可以承认这一科研成果是真的；反之则为假。正如肯尼迪所说：“验证科学成果最终要依靠事实。”但是，如今每年发表的科研论文浩如烟海，要挨个检查又何其难[6]！这就是说，《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并未经过复查检验，文章发表仅仅是问题研究的开始，而不是终结，需要科学实践的检验。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科学观点[5，7]。在著名刊物上发表的观点被推翻，这在科学发展历史上屡见不鲜。

问题是，科学界的浮躁和科技管理部门的急近功利，把著名科技刊物发表的文章当成真理和成果，在不加检验的条件下，就盲目庆功表态，给与特殊荣誉、地位、奖金、项目和权利，其结果不仅使国家和民族蒙羞，而且浪费了大量国家资源，引发科研的信任危机。迷信权威刊物，忽视实践检验，导致灾难性的严重后果值得警惕[5]。

权威刊物堆塑的泥足巨人倒塌了，迷信权威刊物的思潮依然盛行在中国的科技界。如果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技界的种种丑恶现象就不会发生[8]。黄禹锡造假案表明，科技刊物和科技管理部门应该把科学检验当作后续科技研发和文章发表的重点，把证实已发表的科技观点当作自己的职业责任。只有这样，科技文章的发表和竞争才能走向严谨有序的科学状态，任何造假的伪科学都会无法隐匿遁形，科学的刊物才能取信于公众，科研管理部门的经费才能不落入少数阴谋者的黑洞。否则，虚假的科技研发将成为骗取巨额经费的新兴行业，就像考验辅导成为垄断暴富行业一样[9]。

科技刊物是科技问题讨论的平台，而不是科学真理的发布机构。神化著名科技刊物，是导致阴谋者通过著名科技刊物造假的主要根源。人们只能发现真理，不能发明真理，更不能终结真理。科学不需要宗教裁判所，也不需要任何权威的裁决机构[10]。历史证明，任何权威的裁决都将在历史实践中黯然失色。真理是相对的，争论是永远的。如果不能通过实践的检验，任何辉煌的成就都会失去其昔日的神圣灵光，虚假的光环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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