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学术论文的发表越来越受到科学标准之外因素的影响。3月
20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刊发了一篇由英国剑桥大学资深科学家、科学编
辑彼德·A·劳伦斯教授撰写的评论“The politics of publication”，剖析了学
术期刊界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3月26日，《自然》杂志亚洲区发行人Tony Bocquet博士对本报进行工作访问
时也表示，基于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的出现和不断发展，是为科学共同体交流
有重要意义的发现而提供的有效手段和公共平台，并不是设计来满足科学管理
机构和基金管理组织对项目和基金进行评审和管理时所需要的特殊工具。 目
前面临的矛盾和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会深远地关系到科学的整体发展，并削弱
对科学活动的有效管理。

两年前，本报曾专门对“SCI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的积极回
应。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就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而言，这一用简单的数量指
标来替代复杂的科学评价的“数字审计”游戏，依然在我国科技界没有得以根
本改观。同时，鉴于外来的压力和利益诱惑，我们也发现科学家自身单纯追求
论文的“扭曲”心态，以及有关指标被强硬地“分解”给研究生群体的不良趋
势，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学风建设。文中介绍有关《自然》、《科学》、《细
胞》等杂志刊发论文时出现的诸多“世界性不良倾向”，对我们科学界和期刊
界极具针对性。

世界各地有很多科学家如同生活在炼狱之中，备受煎熬。伦敦已是深夜，Deborah Dormouse依
然辗转难眠。她已经焦急地等待了4周，她不知道如果打电话给《自然》杂志的编辑询问她的论
文处理情况是否会产生负效应。在阳光灿烂的悉尼，Wayne Wornbat正在大发雷霆，因为他的学
生的论文被《科学》杂志拒绝了，《细胞》杂志正在请他审阅—篇内容相似的论文，他要对之实
施报复。在美国旧金山，Melissa Mariposa得知她递交给《当代生物学》的论文必须缩减—半后
才能被重新考虑。她不得不忍痛删除—些关键数据，并且极端简化结果，因为她的博士后需要将
这—期刊列在他的简历上，否则他就得不到西班牙马德里的—个工作，。

一篇论文是否能发表取决于作者、编辑和审稿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在孤注一
掷地只将论文投递到少数几个顶尖的期刊，然后又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论文，讨好编辑。这种
做法最终危害了论文发表的目的、文章的可获得性和研究质量本身。

主要原因

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日益加大的压力迫使科学家们将论文发表在顶级期刊上，更是助长了上述
趋势。甚至在我们的日常言语里也反映出对顶级期刊的迷恋一一我们说某人是一位好研究生，是
因为他在《细胞》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说明我们认为期刊比科学信息本身更重要。这意味着如
果我们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否则我们就失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部分原因是掌握经费和职位分配大权的人在评价科学家时不是评
价研究本身，而是根据“表现指数”来衡量，因为将一些数字加起来比严肃地思考一个人的成就
更容易。管理者正在窃取科学家们的权力，他们营造出“成绩责任制”文化，目的是建立最完善
的行政管理体制，有效地控制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结果，这使得社会成为了一个“审计社会”
(Audit society)：每一项指标都被精确地计算，最后指标成为目的本身。

在这样的“审计社会”中，发表论文的数量、作者在名单中的排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成为评价科
学家的依据。但是，不能让行政管理人员对此全部负责，很多科学家热情地参与其中。

一些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为什么绝大多数科学家还是如此热衷于期刊的名望呢?这里
有心理和职业两个方面的原因。年轻的科学家将在好期刊上发表一篇好论文视为进军科学皇冠的
起点。而已有声望的科学家则希望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以证明自己仍有高见。与在科学发现的
王国中树立声望相比，所有的人都逐渐认识到，在当今实实在在讲求硬通货的审计社会中聚集
“资本”更为安全和容易。另外一个因素是现在的社会疯狂地追求知名度，科学家们也身不由
己。许多科学家在自己的工作被媒体报道(无论准确与否)时会心存感激，而那些领头的杂志也通
过新闻发布来为此铺平道路。比如说，西班牙的大报El Pais就经常会对西班牙科学家在《自
然》、《细胞》和《科学》上发表的任何文章进行特别报道。

以上行为给作者、编辑和审稿人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

作者以最快的速度写论文

作者必须决定什么时候、怎么写他们的研究工作。写论文的理想时刻是在某一研究工作告一段
落，并获得了可令人信服的信息时。但是，现实的做法常常是在有可能出现结果的最早时候就开
始写作。结果，科学发现就像意大利香肠一样被切成一片片，然后再递交给不同的期刊以发表更
多的论文。

科学家必须全力以赴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工作，以尽量减少论文被拒的风险。顶尖期刊绝不会考虑
竞争对手已经刊登过的结果相似的论文，即使这项研究已经花费数年时间而递交的时间只相差一
周或二周。当然，如果两篇竞争性的文章同时递交给期刊也有好处，每位作者都会用另外一篇论
文来引起编辑的注意，认为他们的研究课题是热门的。

作者需要决定怎样做才能将他们的论文发表在顶尖期刊上。研究结果是否可以被炒作得更加引人
注目?是否要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超级简化以吸引人?是否可以在论文中找到一个故弄玄虚的信息让
人们立刻记住?是否发现了与人类疾病有关的某个含糊不清的联系?(与人类疾病关联往往会提高
该论文的引用数量，也使杂志显得有吸引力。)能否将论文的长度压缩到比实际需求的更短?

这样，越来越多的研究小组负责人开始亲自执笔写论文，他们或许并没参与实验，而实验工作主
要是由初级科学家完成的。但是，研究组长经验丰富，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展示工作，也许正
因如此，对实验细节的不了解反倒成为有利因素。学生和博士后又回到了桌边努力工作，增加产
出，可他们却没有学会如何写作研究报告。

编辑难以协调作者和审稿人

顶尖期刊的编辑总会收到过多的投稿。比如，《自然》杂志现在一年要收到9000份左右的稿件，
(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2倍)，因此不得不拒绝约95％的生物医学方面的论文。《发育生物学》是
一本高质量的专业期刊，它的拒稿率基本上是70％，而在1990年，这一数字是50％。顶级的期
刊收到太多的稿件，没有办法将它们都送给同行进行评审，因此，编辑手中的权力变得比审稿人
的判断重要得多。结果，作者们开始用各种手段拉拢、奉承、甚至“威胁”编辑。小组组长能够
证明花费时间和才智在这些策略上是值得的，因为编辑们会因此动摇，而成功的回报非常之高。
影响因子和经济的合力作用在顶级期刊间建立起竞争(《细胞》杂志最近就以极高价格被转手)。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编辑甚至会央求“明星”科学家为期刊写最流行的论文。所有这些力量综
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反科学的文化，出风头和政治手腕会受到更高的回报，而富有想象力的方
法、高质量的研究结果和理性的争论却变得无足轻重。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编辑也难于做出准确判断一一要在一大堆各色论文中进行客观、快速的筛选基
本上是不可能的。以因特网为基础的服务能够为编辑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在专业化的黑暗角落
中看清实质问题仍然是困难重重。为了安全、稳妥起见，编辑们更喜欢那些流行的、熟悉的和意
料之中的结果，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古怪的、意料之外的、或者是原创性的结果，错误因此出现。

审稿人“党同伐异”　

审稿人当然也是论文作者，只是戴上了不同的帽子。冲突因此不可避免，比如，审稿人会支持竞
争者的工作而让自己学生的职业处于险境之中吗?这种利益的冲突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领域的两
位审稿人对同一篇论文的评价有天壤之差。使得事情更糟的是，顶尖期刊的编辑还会给审稿人额
外的任务。在传统的科学和技术的评价中，客观标准是至高无上的，除此之外，审稿人现在被要
求对一篇论文是否算得上是一篇可以发表在《科学》期刊的论文，即是否是让“大多数读者有兴
趣”的论文做出判断。让审稿人参与到编辑决策过程中的做法，给审稿人以机会去“损害”他们
所不喜欢的作者、拖延竞争对手的工作。从我多年的编辑经历来看，的确有少数的审稿人把握了
这种机会。还有一些审稿人让论文在好几个期刊之间转来转去，让那些缺乏政治手腕的科学家发
表论文尤为困难，尤其是在研究结果与现有知识不同时。一些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家们彼此间达成
默契：他们互相邀请对方加入委员会，在会议上相互提名对方获奖，支持对方论文的发表等，科
学的客观性因此受到了威胁。

最近另外一个相关的现象是将论文送给三位审稿人评审。尽管这样做部分是为了保证至少会收到
两份评审意见，但我认为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证不至于得到平局。

重压之下，编辑将作者的权利以另一种方式交给评审人。即使审稿人可能忽略了相当的细节，并
且可能是在半个小时内形成对一篇论文的意见，但他们通常总要求作者进行修改或做新的实验。
然而，对编辑来说最容易和最常见的选择就是让作者满足所有的审稿人，再将修改后的论文送给
他们重新评审。如果作者有充足的理由不同意审稿人的意见，那么他就会处于两难境地：他们要
么是花时间做他们认为很可能是无益的实验，或者得出并不是他们自己的结果所支持的结论。如
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不知名的审稿人的不满没有得到平息，编辑将坚持原来的观点。以前，这
些作者会将他们的论文到处发送，但是现在期刊变得如此重要足以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不
得不屈从。在这种情形下，审稿人更像是一位检查官而不是评价人。有时，研究人员会因此浪费
数月的研究时间，而其间还有可能被别人抢先发表了论文。

更快的发表时间、材料交换的协议，以及被威胁告上法庭迫使期刊公开审稿人的名字，各种压力
在不断增加。因此出现为了更快地发表，一些期刊为某些特选的作者提供绿色通道，提前在网上
发表论文，帮助他们在时间的竞争中抢先一步，击败竞争对手。而一些审稿人可能利用他所审论
文的信息，拖延别人的时间来修改自己的论文，甚至在别处抢先发表自己的论文。我相信审稿人
对自己应该采取的保密程度的理解存在真正的混乱。审稿人是否应该遵从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份稿
件存在的保密原则?我认为应该，但我们是否都遵从了呢?审稿人是否应该同意审阅自己已经建议
另一份期刊拒收的稿件呢?我认为他不应该同意，但这种事情却时常发生。

对症下药

毫不奇怪，作者正变得越来越敏感而多疑。在我所收到的论文中，大约有一半的作者要求不要将
沦文送交某审稿人，主要原因是“利益冲突”。但潜词却是担心论文中的信息被误用，实际上他
们也承认有时是为了避开严厉的眼睛和批评。

我此处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大家对现状的认识。不过，我们可以开始共同努力来改进局面，缓和对
期刊的迷信。而最有效的变化是管理机构在决定经费和项目时不要再相信那些充满错误的审计数
据。与收到稿件的编辑和审稿人相比，这些机构具有事后诸葛亮更全面认识事情的机会。他们可
以自问，项目候选人所发表的关键性论文是否只有科学上的启发性?是否被证明具有影响力，其
主要结果是否已被其他人证实?

作者也有助于打破对期刊的顶礼膜拜。方法之一就是建立互相支持的联盟，比如在细胞信号传导
领域所做的那样。如果已有建树的科学家推动将论文恰当地发表在开放式网站上或专业化的期刊
上(而不是像《自然》或《科学》这样的非专业期刊上)，就将为年轻的科学家们树立一个好榜
样。这样也会减轻顶级期刊面临的巨大压力，从而使得这些期刊能够开始发表更完整的论文，方
便读者阅读理解，从而也真正挽回“一般读者”。

我并不建议大刀阔斧地改革审稿过程。比如，我并不认为开放的评审会有什么帮助，主要原因是
年轻的审稿人会受到威胁：而已有建树的科学家的影响力会更为增强。一个可行的措施是在网上
递交两份论文，使得审稿人不知道作者的名字。但关键问题是要明确审稿人的责任和义务，并公
诸于众。

专业的编辑更要明白这些危险。他们不得不艰难地做出对作者至关重要的决定，在拒稿率高达
95%的情况下，做出这种决定尤为不易。可以理解，也许编辑们已经将许多本来属于他们的责任
推给了审稿人。编辑们也许没有足够专业研究背景、并缺乏第一手知识，特别是某一狭窄领域的
知识，但这种推诿于审稿人的做法是无济于事的。编辑们应该立即行动起来，重新确立作者的权
利。一旦决定发表一篇论文，编辑绝不能简单地要求作者满足X、Y、Z审稿人的意见，而是解释
审稿人的建议，并乐意接受理性的批评和讨论。编辑们应该在自己之间做出决定，或者在给予双
方意见的前提下寻找进一步的专家意见。编辑应该充分意识到，与署名的作者不同的是，匿名的
审稿人不会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编辑应该始终牢记：审稿人的作用是向编辑提出建议，而不是获
得作者论文的任何控制权。

在关于学术重要性的问题上，编辑们应该具有更为长期和宽阔的眼界，并且通过对与潮流不一致
的研究内容的肯定性行为，来积极正面地鼓励新颖的方法和课题。

作为作者，我们放弃了让非专业人士也能阅读和接触我们论文的努力，文章中夹杂着泡沫和术
语。部分原因是我们以速记的方法记录我们的工作，让论文可以放入狭小的版面。但是，为什么
不让文章更有可读性，减少字母的缩写和浮夸的语言，将详细的方法和补充材料放到网上呢?

现在是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已有建树的科学家们行动起来改变现状的时候了。在有关经费和工作
职位的委员会上，我们应该确立重要的原则，不要再如此绝望地一味迫使论文发表在顶级期刊
上。我们不应该期望年轻的科学家们为了科学界共同的利益而冒着失去个人前途的危险去呼吁变
革，至少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在我们之前牺牲自己。

(王丹红／编译，作者彼德·A·劳伦斯为英国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磁共振成像实验室教授、资深
科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