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青囊志异，2023-02-27 18:48 广东

鉴于20世纪初到70年代，中医界基本是“辨证论治”“辨症论治”“辨证施治”“辨症施治”相互代用的，所以本文将它们视同一词。

01  民国已经有医家指出“辨证”施治是中医的一大特点

我见一般论述“辨证论治”由来的医史文，列完明清的史料就开始论及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情况，跳过了民国时期，其实民国中医已经意识到“辨证”施治是中医的一大特点，也已经有人在倡导“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

民国中医在西医和新文化人士的批判攻击下，学术风气转向务实，张扬证候疗法。民国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论》（1935年）中评论说：“唐以前之医家，所重者术而己，虽亦言理，理实非其所重也。宋以后之医家，乃以术为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此自宋以后医家之长，然其所谓理者，则五运六气之空理而己，非能于事物之理有所真知灼见也。”祝味菊在《伤寒质难》（1944年）中说“中国汉唐以前亦曾侧重经验，崇尚实效，金元以降，一度偏于理想，有清以迄民国，又复着重证候疗法。”“夫仲景《伤寒论》者，证候疗法也，叶吴温热病者，亦证候疗法也。”“中医之治疗，本乎对症发药。”陆渊雷《伤寒论今释》（1931年）云：“大论精粹，在于证候方药。”恽铁樵曾说“中国医学可贵之处在于验方，而其受人指摘所在，在无标准……”。叶橘泉《国医文献研究的我见》（1936年）：“对证候及治疗等应予十分注意，因为这是古来宝贵的经验，整个的中国医药学术价值都在这里。”甚至到了1954年，朱颜撰文《中国古典症候治疗的一般规律》，仍然使用“症候治疗”的表述。

谢观（1880-1950）先生

中医自古都是依据病人的症状、脉象、气色等来开方的，这是常识。在中西医的比较中，民国中医已经意识到“辨证”施治是中医的一大特点。杨则民《对于中央国医馆统一病名建议书》（1933年）就指出：“中医重辨证（重全身证候），西医重辨病（局部）。”这种说法其实就是明确指出了中医的“辨证”特点，这种认识在当时的中医界其实是较普遍的。1934年叶橘泉《中国医药卫生常识》“结语”有云：“对证发药是国医专长之特点”。1936年叶橘泉《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第一集》中丰城李克蕙的序文也说“凭证侯以施治，为国医学之特长。”1945年冬，美国《生活》杂志记者白修德采访名医张简斋，写了专稿《肺与天时地理之关系》，其中张简斋谈了自己对中医学的看法：“中医治疗具体分析，按阴阳五行、经络脏腑、气血盛衰、虚实邪正进行辨证用药，论治是有法则的，这和西医看病不同。”

张简斋（1880-1950）先生

杨则民（1895-1948）先生

新中国建国后中医提倡“辨证论治”不是偶然的，有前人的历史铺垫，是一种水到渠成，花开结果。

1573年成书的周之干《慎斋遗书·卷二》中就出现了“辨证施治”一词。

1764年，叶天士《临症指南医案·淋带》中有“淋带辨症论治，仿佛已备”之语。

1764年，沈又彭《女科读》成书（最早仅十页），书中有云“诸贤所论不同，要皆理之所有，宜察脉辨证施治。荡胞汤在《千金》为妇人求子第一方，孙真人郑重之。”

1775年，清代陈当务《证治要义》中多处涉及“辨证论治”一词。《证治要义》共十卷，卷一即为“辨证”，卷二为“论治”，书中提到“辨证论治”一词的有两处。陈当务所谓的“辨证论治”主要内容是“十纲辨证”（阴阳、寒热、虚实、表里、燥湿），与现代对这一术语的内涵表述近似。

1825年，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景岳书》中也出现了“辨证论治”一词。

1863年，费伯雄《医醇賸义·四家异同》：“于各家之异处，以求其同处，则辨症施治，悉化成心，要归一是矣。”此文算是一名篇，应该颇有影响力。

1933年，民国中医统一病名运动的失败和相关激烈论争，也是后来中医提倡“辨证论治”的一个原因和契机，否则现代中医提倡的可能是“辨病论治”。陆渊雷就曾说“中医以其病名不统一之故，腐鼠为璞，常令闻者眩惑，余谓整理中医学，当从事于古方主疗之证候，而弃置其病名理论，诚不得已也。”（《伤寒论今释》）

陆渊雷（1894-1955）先生

民国其实已有人在倡导“辨证论治”，如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人物叶橘泉等。叶橘泉1931年在《中央国医馆成立之刍议》第二条就提出了“辨证论治”：“2.编辑教材。重视辨证论治，尤其是“方证学”等精华部分。医学、药学均趋向科学化。”

1935年，叶氏《就<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的旨趣和新医药界作公开的探讨》中也提到：“我深信，中医辨证论治与古方药的治疗价值大有研究的余地。”“中医的部分理论确实不合理，而辨证论治，尤其是求证施方的“方证学”确能愈病。”

1936年，叶氏《文献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因为中国医药的学术理论，虽然有不符合实际的部分，而数千年来无数的宝贵经验都是散漫而无系统地记载在各家著述当中。这些经验的记载，可以说就是我们中医药学术的命根所在。所以我人根据这些记载，辨证施治用方药来治病，往往有不可思议的功效，并能治愈一部分西医药所不能治的疾病。”

叶橘泉（1896-1989）先生

叶氏所说的“辨证论治”“辨证施治”具体是什么意思？其实主要就是指他一生提倡的“方证相应”（即特定症候群—方剂）。叶氏晚年《坚持中医特色 把握辨证施治》（1988年）中说“中医的主要特色是辨证论治，亦即辨症求‘证’，论治施‘方’，方证相对，疗效卓著。”叶氏如何“辨症求‘证’？除了方证明显的直接“方证相对”外（可加减），方证不明显的则应该要“故诊断务明其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之八纲。治法须辨其宜汗、吐、下、温、清、和、补之七法。”（见1927年《中西病理论不同之沟通》）。

叶橘泉先生文章中论中医诊疗除了使用“辨证论治”“辨证施治”外，经常还使用一些近似的词汇，如“对症施治”“辨证投药”“按证用方”“凭证用药”“审病酌方”“求证施方”“证候疗法”等等。解放后，叶氏更习惯于用“辨证施治”一词，这大概是经方家的特色，胡希恕先生也更习惯用“辨证施治”一词，认为比用“辨证论治”更好。

我还发现，有些资料显示，施今墨的华北国医学院，教学中居然有一门课直接就是《辨证论治》，但也有些资料是不一样的表述，或“辨证论治”仅是后人对这门课程的意思表述？所以这个事还不能确定，存疑待考。

02  解放初期，中医界强调“辨证施（论）治”是符合科学的

解放初，国家政策延续了延安时期的“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还是批判中医传统理论的。1954年批判了贺诚、王斌后，为了消除“中医不科学”的观念，中医界开始强调中医诊疗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是符合现代医学的整体观念的，是“科学”的。而论述的切入点自然就是中医“辨证”或“辨证论治”。初期主要并不是为了强调中医的特色，而是为了强调中医的科学性。中医特色论是后来西学中运动中才特别强调的。

1954年11月，叶橘泉在译编的《中医诊疗·修订前言》（木村长久、矢数道明等合著）中说：“中医的辨证施治，首先注目于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上下、顺逆的“整体观念”，体察病位、病情的传变，从调整内外环境的矛盾出发，通过一系列的现象（症候群）的鉴别，并掌握各个不同阶段的综合征象而作适宜的处理，这是中医临床医学的成就。它和细胞病理学的局限病灶、偏重解剖的机械观点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叶氏此论强调的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整体观念”。

任应秋《伟大的祖国医学的成就》（1955年2月）一文分十部分论述，其第五部分标题即是“辨证论治的整体观念”，他此文也是强调中医诊疗具有“整体观念”。类似于叶橘泉所论的翻版。

任应秋（1914-1984）先生

民国北京四大名医之孔伯华先生曾云：“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曰阴曰阳；要者六要，曰表、里、虚、实、寒、热。”孔氏1955年11月过世，此论未明具体出自何文，待考。

民国到新中国初期，中医名家论辨证论治，实际具体都是首要指“八纲辨证”，说“辨证论治”之辨证结果“证”中含有“病机”，主要也是指八纲，并非后来说的那么繁杂的病机。说“证”含有“病机”常令人眩惑，不若说是含有“病性”或“性质”简明。任应秋先生始论“辨证论治”时就没有使用“病机”，而是使用“性质”一词。

1937年叶橘泉《对卫生署中医委员会拟定中医专校课程之意见》一文中就说：“中医治疗的对象，完全凭籍在证候之上。“证候”即恶寒、发热、头痛、胸闷、腹胀等症状之中，更辨别其在表、在里、属虚、属实。如表热、里热、虚热、实热等。”他晚年在《论中西医结合》（1984年）又说：“‘临床辨证’主要是‘八纲’，提纲挈领，执简驭繁。‘论治’就是抓方药，研究药效。处方要求相对地固定，作为临床观察、实验研究，处方选药一定要具体，不可以法代方。”

任应秋的《中医病理学概论》（1955年成书），其实基本就是一本研究“辨证论治”的著作，他定义的“辨证论治”是这样的：“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是依据机体病理变化的若干证候群，辨识为某种性质的证候，而确定其治疗，……。”何谓“某种性质的证候”？任氏当时所谓的“证候”（证）的主要范畴就是“八纲”，他说“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论治方法，是祖国医学在治疗上的最重要关键。”可见任氏当时所谓的辨证，具体而言，其实主要就是指“八纲辨证”，其“辨证论治”的“辨证”就是将病象群辨识为“表寒证”“里实热证”之类，其“辨证论治”的结果主要是一个治法，如“辛温解表”“泻实攻邪”之类。

任氏所谓的“辨证论治”中的“证”，是辨证的结果，不是辨证的对象，这是特别要注意的。“将综合病象辨识为某性质的证而论治”表述为“辨证论治”，在中文的习惯中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中文自古就有这样表述的习惯，如成语“明辨是非”“真伪莫辨”的“是非”、“真伪”都是辨的结果而不是辨的对象。有人批评“若证已经为医生思辨判断的结果，那还要辨什么？”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

秦伯未在《中医入门》（1958年9月）中对“辨症论治”的解释是：辩就是分析鉴别；症就是症状、现象；论，就是讨论、考虑；治，就是治疗的方针。注意，他的“辨症论治”用的是症状的“症”字。《中医入门》第二章第一节辨症，首先就说八纲辨证：“每一个病，都有错综复杂的症状，要找到他的关键，掌握它的主要方面，必须懂得运用八纲，八纲就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辨证的纲领，其中阴阳尤为纲领的纲领。表里、寒热、虚实，实际上是阴阳的演绎，亦称六变，它指示了病变所在的部位、病情的征象和邪正消长的变化。”秦氏是将八纲视为“辨证的纲领”，他曾说“至于辨证论治的法则，有依据六经来辨证的，有的依据三焦来辨证的，最重要的是根据八纲。”

秦伯未（1901-1970）先生

任应秋的“辨证论治”和秦伯未的“辨症论治”，虽有一字之差，但两者整体含义基本是一样的。差别在于，任氏的“证”是辨证的结果，是有“性质”的，不是辨证的对象，而秦氏的“症”则是辨证的对象。从孙其新《当代名医秦伯未辨证论治精华》一文可知，秦氏认为“言登”“证”“症”是一个字，应统一为“证”字，所以秦氏不论说“辨症论治”还是后来说“辨证论治”，其“症”或“证”字都是指辨证的对象。其实20世纪80年代之前， “辨证论治”一词文字还没有共识定型，证、症通用并不奇怪，如上海中医学院直到1972年还出过一本《辨症论治》为名的教科书。“辨证论治”成为中医主要特色后，“证”和“症”字的含义才开始强调分异，不过如今汉语权威字典中还没有反映这种改变。

后来“辨证论治”的字面意思还是按着任应秋所论的方向发展下去了，因此后来才有了中医“证”本质的研究。

另外，我还注意到，日本汉方中“证”和“症”字的分异大概更早些，大塚敬节、矢数道明等人的《中医诊疗要览》（1943年刊行、1954年增订）中，就说：“中医古书中，“言登”与“症”同用，有时表示症状，但现今“言登”与“症”多区别使用。”

学界传说最先提出辨证论治特色（特点）说的，是西学中学者孙世荃，他在1962年01期《中医杂志》发表《辨证论治和机体反应性问题》中提到“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学和治疗学的基本原则。以证为对象进行治疗，反应了中医在诊断和治疗学上的特点”。其实说孙世荃最早提出特色说显然是错误的，秦伯未1958年《中医入门》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中医的特点”，此节论述的一是整体观念，二就是辨症论治。更早的在民国时期就有杨则民、叶橘泉等人明确指出了中医具有“辨证”用方药的特点。

1958年9月秦伯未《中医入门》将“辨症论治”列为两个“中医的特点”之一。同年9月，南京中医学院编著的《中医学概论》（西学中教材），绪言中说：“祖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在它独特的理论体系指导下，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因为两书的发行量都很大，“辨证论治”的影响自然扩大。1960年第一版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中医内科学讲义》将“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基本特点”写进了教科书。此后中医学界就不断地强调“辨证论治”是中医的基本特色，把它逐渐抬高到成为“中医”的代名词。

03  “辨证论治”的后来分化：重方证与重理法

上世纪初中期的中医先驱们，按具体学术侧重点的不同，所谓的“辨证论治”大略可以分成两派：一是重方证相应的，如叶橘泉的“辨症求‘证’，论治施‘方’，方证相对”，辨证论治的结果重在求得一历代有验的经方而用，必要时应随证加减；“处方选药一定要具体，不可以法代方。”二是重“论治”的，也可以叫理法辨证派，其辨证论治重在求得一治法，法重于方，常是自组试验性治疗方剂。而当时论治派的“辨证论治”，实际首要是指“八纲辨证”。

当时不论是“方证派”还是“理法派”，都将将八纲视为“辨证的纲领”。

任应秋20世纪50年代初所论的“辨证论治”还是重证候（方证）的，云“中医的证候，完全是施治用药的标准。”其论“辨证论治”以“五苓散证”为例，病理解说主要是八纲和现代医学知识，还是比较简明现代的，其实与叶橘泉所论“辨证论治”差别不大，但任氏有偏于说理的倾向。后来不知为何，中医所谓的“辨证论治”逐渐演化成以各式传统的理法辨证为主，偏于“务虚”了，大概是因为中医界保守派的势力还是很强大。近年甚至还有人主张以“审机定治”取代“辨证论治”，“审机定治”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个“机”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

基于方证的辨证施治和基于病机的辨证论治都是中医传统的临床诊疗模式，前者是汉唐传统，重经验；后者是宋清传统，重理法思辨。在20世纪50年代“辨证论治”开始写入统编教材后，理法辨证的色彩逐渐愈浓，而方证相应则被逐渐淡化，甚至被轻视被批判，在现代社会，若医疗学术不强调唯物主义和客观实证主义，偏于“务虚”，会有真前途吗？近代以来，外界对中医的批判，若归结为一句话，无非就是认为中医传统理论不够“真实”而已，这早有各类学者不断反复指出的，这也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建国后，中医理论界总是想方设法向“唯物辨证法”靠的原因，辨证法靠是靠上了，许多东西真不真唯物就少有人深入追究了。新中国建国初，批判了贺诚、王斌之后，中医传统理论的批判基本就是学界禁忌，容易超学术地上线上纲成为政治化批斗。但另一方面，建国后中医学术界精炼共识的东西多属于方法论，若张扬某传统理论是所谓精华则多难以达成普遍共识，这其中就颇为耐人寻味。

面对繁杂纷乱的中医传统学术，在上世纪初中期，中医的先驱者们披沙沥金地提炼出了传统中医学术的两个精华：方证相应和以八纲辨证为纲领的辨证论治。如果要将传统中医学术最简化处理，大概八纲辨证+方证相应足矣。“八纲”可以不是实指，发展到十纲、十几纲都是可以的，唯赵洪钧做减法，以为虚实寒热四纲足矣。叶桔泉先生也曾说：“中医教学对于张仲景的’方证学’，也就是’证治学’，应当作为重点，突出起来。’八纲辨证’是指提纲擎领的辨证，其他种种辨证都不要辩得太繁琐，太复杂，使学生接受不了。”

04  两个“综合派”人物：胡希恕与岳美中

解放后的中医人物中，关于“辨证论治”，还有两人值得特别关注，一个是胡希恕先生；一个是岳美中先生，他们基本都属于“方证相应”+“八纲辨证”的“综合派”。

胡希恕所谓的辨证施治（详见其1978年《辨证施治概要》），具体就是六经八纲方证辨证。他说“辨六经，析八纲，再辨方证，以致施行适方的治疗，此即辨证施治一整套的方法体系。”“六经辨证实即八纲辨证。”“八纲只具抽象，而六经乃有定型。”“八纲虽为辨证的基础，但辨证宜从六经始。”“中医辨证不只是辨六经和八纲而已，而更重要的是，还要通过它们再辨方药的适应症（即方证，麻黄汤证之类）。”“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最终之意，不要误会）。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方证是否辨的正确。”胡氏实际是“方证相应”+“八纲辨证”的综合者，偏重于方证相应。

胡希恕（1898-1984）先生

岳美中的诊疗学术观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他主张在临床上先辨病（包括中医与西医病名，基本矛盾），再辨证（主要矛盾），再治疗。“就是说，在辨病的基础上，抓住现证的症状表现，辨明在阴阳属性的总纲下，疾病的表里、寒热、虚实，再针对证候加以施治。”他认为仲景书“一证有一证之专方”“一病有一病之专方”，“某病证“可与”或“宜”某方，是在辨证之下随宜治之，即为辨证论治。”“这种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治疗方法，正是中医学的根本所在。”“中医治病，必须辨证施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对疗效确切的专方专药必须高度重视。”“目前中医界似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不讲辨证施治，只强调专方、单药；一是只强调辨证施治，随证下药。两者均有所偏，未能称是。”显然岳氏也是一个重视“方证相应”（“专方专药”）的综合者。如今肖相如先生认为特异性方证是医学的最高境界，“辨证论治”仅是无方可用时的无奈之举。大概是对岳氏学术观的翻版和发展。

岳美中（1900-1982）先生

05  小结

由上述可知，新中国建国后中医界提倡“辨证论治”，强调“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基本原则和基本特色，此非突然而起，凭空创造，而是有前人长久的历史铺垫，明清医家已经零星提及“辨证论治”。民国时期，医界就普遍认识到“辨证”施治是中医区别于西医的基本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起，叶橘泉先生就一直在倡导“辨证论（施）治”，可谓近代提倡“辨证论（施）治”的首要先驱者，他倡导的辨证论治包括方证相应和理法辨证，但他学术上更注重历代经验的方证辨证，一直呼吁建立中医“方证学”。由此可知，建国后整理学术的中医学者提倡“辨证论治”其实是对明清民国医学思想的承继和提炼，是一种自然的水到渠成，花开结果。中医的辨证论治以后会如何发展？孟庆云《辨证论治的三次奏变》一文认为，“辨证论治”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变动，一是东汉张仲景创立了方证相应；二是金元把辨证论治发展为病机辨证；三是清末以来，受西医学的影响，出现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诊疗模式，到现在还没变完。现代的“辨病论治”，其实就是现代的病“机”辨证，讲求的是真实的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