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夷变夏”的第一个缺口

《易经》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除古希腊外，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如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和中国等，天文学都是星占学活动的工具。所以在中国古代，“天文”向来由皇家垄断。在早期，它是王权确立的必要条件，后来则长期成为王权的神圣象征。因此它实际上起着某种“政治巫术”的功能。很长一段时期，“私习天文”是重罪，民间的天文学活动从理论上说是被严厉禁止的。

这种垄断局面直到明代后期才开始被打破。而天文学上激烈的中西之争正是始于明末。在此之前，中国虽已两度接触到古希腊天文学：我国唐朝任太史职的印度天文学家瞿晏悉达翻译《九执历》和元明之际回历的传入；但由于这种传入是以印度、阿拉伯为媒介的间接传入，而且当时中国天文学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所以即使明代在钦天监特设回回科，回历与《大统历》参照使用，也未出现过什么“汉回之争”。

但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时，西方天文学已发展到很高的阶段，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天文学明显落后了。明廷决定开局修撰《崇祯历书》，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历法将被西洋之法所代替。而历法在封建社会是王朝统治权的象征，“天朝上国”的“用夷变夏”之路困难重重。

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从1629年开始，历五年修成《崇祯历书》。《崇祯历书》卷帙庞大，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系统介绍了西方古典天文学理论和方法，如欧洲古典的几何模型方法和明确的地圆概念；而且着重阐述了托勒密、哥白尼、第谷三人的思想。

西方天文学发展的根本思路是：在已有的实测资料基础上，以数学方法构造模型，再用演绎方法从模型中预言新的天象；如预言的天象被新的观测证实，就表明模型成功，否则就修改模型。在现代天体力学、天体物理学兴起之前，模型都是几何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托勒密、哥白尼、第谷乃至创立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开普勒，都无不同。

《崇祯历书》在明末修成之后，争论十年，对决八次，以中法的全面失败告终，终于使崇祯帝确信西方天文学方法的优越。就在耶稣会士们的“通天捷径”即将走通之际，却又遭遇“鼎革”之变。1644年，汤若望在清军入京之后，立刻决定与清廷合作，他将《崇祯历书》略作改编，转献清廷。在此新旧交替之际，汤若望及时为清人送上一部新的历法，使之作为新朝“正统”的冠冕和象征，自然很快就得到清廷的接纳。《崇祯历书》的改编本被命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立即刊刻印刷（1645年），通行全国，成为清朝正统的官方天文学——颁行天下的新编民历封面上印有“钦天监钦奉上传依西洋新法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字样。汤若望本人则被任命为钦天监负责人——任用耶稣会士负责钦天监从此成为清朝的传统，持续了近二百年之久。

裹粮走千里，切磋天文学

天文历法之学在清代风靡一时。上至皇帝，下及布衣，凡知识阶层皆以言天文历法为荣。1682年康熙巡视辽东，夜间宿营时，“他拿出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的位置说出时刻来。这样，他便能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又如，1691年8月21日，康熙召见张诚（J. P.Gerbillon），向他学习使用天文环，康熙“虽然弄得满头大汗，还是对这个仪器的全部用法进行了实习。他对天文环及半圆仪的准确程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康熙对天文学的兴趣和造诣，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但他并不是清代唯一对天文学有兴趣的皇帝。雍正也在宴请耶稣会士时“想了解行星联珠的情况，并就它们的推算提了各种问题”。

达官贵人也热衷于谈天文历法。曾国藩晚年在给儿子的信中表示，自己“生平有三耻”，其第一耻竟是：“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殷殷叮嘱儿子：“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辨认尚易……三者皆足弥吾之缺憾矣。”不久又再写信督促，重申前意。

至于学者，更是谈天文历法成风。《定历玉衡》的作者张雍敬，为了和大天文学家梅文鼎切磋学问，“裹粮走千里”，到梅文鼎处相互辩论一年多，包括几百个问题。最后大部分意见都一致了，“惟西人地圆如球之说则不合，与梅氏兄弟及汪乔年辈往复辩难，不下三四万言。”而刘湘则因慕梅文鼎之名，竟至变卖家产，不远千里从湖北跑到安徽，成为梅的弟子。后来因帮助梅文鼎完善了行星运动模型而受到梅的赞赏。

“夷夏”之争

欧洲天文学在明末输入中国，至清初取代了传统的天文学方法。在此过程中产生中西优劣之争是很自然的。明末有冷守中、魏文魁等人，清初有杨光先，皆力言西法之非，中法之胜。1669年杨光先获罪可视为这一争论结束的标志。西法的优越性在当时已经得到承认。然而，另一个更大的争论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并且成为清代天文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这就是天文学上“用夷变夏”的现实与“用夏变夷”的传统信念之间的冲突。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颁行历法是一个王朝实施其统治的象征，是一件极神圣的事。中国古人又一贯认为中国在文化上比任何“外夷”都要高明，只有用中国的文明“教化”、改变异族，即所谓“用夏变夷”，而决不能相反。但清政府颁行《西洋新法历书》，任用耶稣会士主持钦天监，而许多天文学家也纷纷学习“西法”，则形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用夷变夏”的局面，这在封建士大夫看来实在是一个严重问题。清初就出现了对上述局面直接表示不满的言论：“历术之不明，遂使历官失其职而以殊方异域之人充之，中国何无人甚哉！”“不谓尽堕成宪而专用西法如今日者也！”明清之际，中西优劣之争那样激烈，显然也不只是出于天文学本身的原因。杨光先攻击西法谬误，在与南怀仁多次实测检验的较量中惨败后，又转而宣称“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在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统也，皇上颁行之历应用尧舜之历”。杨光先尽管获罪去职，但“夷夏”问题造成的理论困境也确实急需摆脱。

摆脱的方法居然颇为巧妙：论证“西学中源”说。这种学说的核心是：断言西方天文学（和数学）是中国古代“周髀盖天之学”传入西方后发展起来的。此说经康熙和许多著名学者大力提倡，影响所及，直至清末。此说用于解决天文学上“用夷变夏”的困境，其思路很明确：既然西方天文学源于中国，它之所以比中法先进，只是因中国“古法”失传而在西方反而得到发展之故，那么现在使用西方天文学就不是“用夷变夏”，而成了“旁搜博采以续千百年之坠绪，亦礼失求诸野之意也”。这套说法虽然通过自我陶醉缓解了理论上的困境，受到了许多士大夫的热烈欢迎；但这毕竟是建立在虚假基础之上的，为有识之士所不取。有一场不大为人注意的争论颇能说明这一点。

清代经学大家江永在天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写了一部专门阐述欧洲古典天文学几何体系的著作《数学》。梅毂成（号循斋，梅文鼎之孙，“西学中源”说的功臣之一）读了书稿之后，书赠一联与江永：殚精已入欧逻室，用夏还思亚圣言。意为江永研究欧洲天文学固已登堂入室，但希望不要忘记“用夏变夷”的古训，还把孟子的招牌抬了出来。江永体会出“此循斋先生微意，恐永于历家知后来居上，而志昔人之劳；又恐永主张西学太过，欲以中夏羲和之道为主也”。这里的“后来居上”，即“西学中源”说主张者心目中的欧洲天文学，而“昔人之劳”即所谓“中夏羲和之道”。对于这种“微意”，江永断然表示：“至今日而此学昌明，如日中天，重关谁为辟？鸟道谁为开？则远西诸家，其创始之劳，尤有不可忘者。”

这一小段话言简意赅，实际上系统地反驳了“西学中源”说，因而弥足珍贵：第一，江永否认西方天文学源于中国，反而强调了西方天文学家的“创始之劳”。第二，明确拒绝了梅毂成把欧洲天文学成就算到中国“昔人之劳”账上去的说法。第三，承认“远西诸家”能够创立比中国更好的天文学。这就否定了那种认为中国文化高于其他任何民族的传统信念——提出“西学中源”说的最终目的正是要维护这一信念。

接近前沿

明清时代欧洲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一度使中国非常接近欧洲天文学发展的前沿。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修撰《崇祯历书》时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西洋新法历书·新法历引》中云：“兹惟新法，悉本之西洋治历名家曰多禄某（按即托勒密）、曰亚而封所（按即阿尔方索十世）、曰歌白泥（按即哥白尼）、曰第谷（按即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四人者。盖西国之于历学，师传曹习，人自为家，而是四家者，首为后学之所推重，著述既繁，测验益密，立法致用，俱臻至极。”这里将哥白尼列为四大名家之一，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中还介绍了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天文学工作。1609年，伽利略发表了用望远镜作天文观测获得的新发现。仅六年之后，来华耶稣会士阳玛诺的中文著作《天问略》就已经对此作了介绍。再如望远镜，1626年汤若望的中文著作《远镜说》一书已经详细论及其安装、使用和保养等事项。而至迟到1633年，徐光启、李天经先后领导的历局中已经装备此物用于天象观测，上距伽利略首次公布他的新发现不过20余年，这在将近四百年前，应该算是非常快的交流和引进速度了。

天文学研究是如此风靡一时，天文学家的队伍又是如此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欧洲天文学在明末的大举输入又使得17世纪中叶中国天文学的水平与欧洲相当接近，康熙皇帝又是如此热心于天文学，人们似乎有理由设想，清代天文学应该有辉煌成就了吧？

实际情况却令人大失所望。翻一下哥白尼以来大大小小的天文学成就清单，没有一项是清代中国人作出的。而且，当欧洲进入天体力学和数学分析方法的时代，中国天文学却仍长期停留在古典几何体系阶段。望远镜虽在明末已经引入并能仿造了，却始终未成为重要的观测工具，更未像欧洲那样竞相建造大型望远镜，进而发展起星系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到1911年清朝结束时，中国天文学水平与欧洲相比已经瞠乎其后了。

“会通中西”之憾

谈到中国近代天文学之落后，从外部找原因者甚多，但事实上内部原因更为重要。先看所谓的“会通中西”，这是清代极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明末徐光启最先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不论他心目中的“超胜”具体是怎样一种光景，至少总是“会通”的目的，他是希望通过对中西天文学两方面的研究，赶上并超过西方的。以后王锡阐、梅文鼎都被认为是会通中西的大家。他们确实对中国传统天文学和欧洲天文学都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然而他们在此基础上的“会通”，却在很大程度上误入歧途了。

梅文鼎的“会通”，主要是论证“西学中源”说，他是此说的集大成者。“梅征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当时一些人士心目中，梅文鼎最有名的就是这方面。王锡阐则断言：“夫新法之戾于旧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于旧法如彼。”他念念不忘的是“取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即采纳一些欧洲天文学的成果和计算方法，却仍保持传统天文学的基本模式。一部《晓庵新法》，正是他这种一厢情愿之想的具体实施。

应该承认，“会通”曾起过保存、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成果的作用，也有一些类似现代中西比较研究的工作，但不幸的是，它的主旋律却成为论证“西学中源”。“西学中源”说本身完全错误自不待言，更严重的是它对清代天文学起了很坏的作用。它用虚幻的满足感代替危机感，而徐光启当年“欲求超胜”的本意却被置于脑后了。日本天文学家薮内清先生曾深刻地指出：“作为清代代表性的历算家梅文鼎，以折衷中西学问为主旨，并没有全面吸收西洋天文学再于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意图。”正是这种在当时仍然很强大的传统，把清代中国天文学家会通中西的努力引入了歧途。

然而，导致中国天文学未能继续前进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中国传统皇家天文学的“政治巫术”性质，并未因欧洲天文学方法的采用和耶稣会士出任钦天监首脑而改变。明清之际的欧洲天文学，毕竟只是作为一种技艺（主要是用作编算历法的工具）被引入中国的。事实上，清代的钦天监，尽管使用了欧洲的近代天文学方法，建造了和欧洲相比一度尚属不落后的天文仪器，其首脑也长期由掌握近代天文学方法的欧洲人担任，但从性质和功能上来看，它仍然完全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台。

资料来源：江晓原. 从“用夷变夏”到“西学中源”——西方天文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兴衰. 文明，2017(3)：82-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