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58年初冬的一天，在湖北省应山县城关镇（现为广水镇）通往马坪的蜿蜒崎岖的公路上，一辆载着行李包裹，中央坐着一个3岁男童的板车正在缓缓地爬行。拉板车的是个脚力，搬家的女主人30多岁，紧紧地跟在车后，不时搭手推上一把，不时深情地看着那个孩子，脸上凝结着一片阴云......
如今50多年过去了，那个坐在板车上的男童此刻正坐在家中的电脑前，时而沉思，时而连续地敲打键盘，回忆着当年的情景。那是他人生的第一抹记忆，他从城里来到郊外，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慈祥——太阳暖暖地映照在脸面上，板车轻轻地摇动着身子。累了，饱饱地睡上一觉；醒了，惊奇地打量着四周；饿了，吃几块饼干。他当然不知道路边的树桩为什么砍得齐齐的，是因为大炼钢铁的热潮来到了；原野上的翠绿为什么变成了枯草败叶，是因为霜风的肃杀开始了；大家为什么会匆匆地长途搬迁，是因为“引蛇出洞”的“阳谋”实现了。他当然不知道暖暖的太阳，是面前的母亲赐予的庇护，舒服躺着的是劳动者的辛苦。但是他留下了人生的第一抹记忆。
这一抹记忆实在非常非常模糊，模糊的只剩下包裹、板车、公路、原野和妈妈，模糊的只能靠父亲的文字来填充（父亲去世18年，母亲去世11年，后悔没有在他们生前多多聆听）：
“父亲（指我的爷爷）回去不久，果然，学校提前放假，大鸣大放。五百多教工云集县城，分成三个中队，在电影院内，臧书记作动员报告。他分析了许多对鸣放的错误想法，指出：‘解放思想，打破顾虑，帮助党整风。是右派，不鸣放也是；不是右派，说了过头话也不是。’我们在中队酝酿了一两天，没有人放。
“后来，跛子部长小会启发：‘这次党整风，要靠知识分子提意见。知识分子的特点，讲面子，把意见揣在心里，跟党有距离，不是一条心，党怎么能整好风呢？要争取靠拢组织，入党嘛！’诚恳的言语，像知时的好雨，涌进人们的耳朵，潜入心田，滋润着破土的种子，但放的仍然很少，很文雅。”
“再以后，党团员带头，党员余主任贴出‘给学校党小组诊病’的大字报，分项列出主诉、症状、诊断、处方，形式新颖意境深远。它象一粒石子，投进一波不起的水面，掀起脑海的轩然大波，140亿个微小的细胞，纷纷寻找这导航的灯塔。
“我们学校的团员徐羽侯，二十挂一点，才从师院毕业分来。他在气质上属于敏感型的，头脑反应快，笔下来得快，口头表达快。他的长篇鼓词一写几十张，贴满半头墙，蔚为大观。他因人生得黑，署名‘黑子’。据说他在省里放了500多条，后来反戈一击，照样是积极分子。黑子现身说法，充分说明右派不右派，不在于鸣放。我们语文教研组成员，从他那里深得三味，一个个身超神脱了。
“徐羽侯的一笔字，虽不飞龙走凤，却也洒洒脱脱，引人入胜。不知谁在办公室堆满白报纸，金城牌墨汁，紫光阁牌羊毫。徐羽侯提起笔，蘸饱墨，在白纸上疾书。人们围着观看，有的羡慕，有的妒忌，更有的跃跃欲试要比试高低了。文人见了笔，象大兵见了枪，不放它几枪不解馋。何况这纸不要钱，墨不需磨，笔不需濡哩！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琳琅满目，慌得我这个教研组长也无所措手足了。
“我对鸣放是心有余悸的。肃反学习，由于历年手痒，发了几篇不成形的东西，和报刊编辑部通些信件，其中一个在报上被点名为胡风分子。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把我调查到天南地北，事情弄清楚了，头发落了几层，余悸在心，岂敢放任。不过我相信自己，学生——教师，读书——教书，历史清白。在教学中，认真负责，学校器重，担任优秀班（全县学生考试第一至第五十名）班主任，还兼教研组长。评价一个人，总不能离开工作实际吧。我自信不右，也没有派，但我还是决定不放。
“这天晚上，老何邀我散步。古城早已拆毁，土基自然形成环城公路。我们缓步其上。虽说在逛路，心里都不轻松，除家室之累外，又加上鸣放这层压力。我和老何同事时间长，又同住半间屋的寝室内，不是知己也是好友，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嘴巴两张皮，说东又说西，人的口有毒。王校长总说你不放，是心虚，有问题，心里有鬼。我真替你憋屈！’
“回校后，解衣就寝，心里火辣辣的，翻来覆去，象陆逊进了八卦阵，怎么也走不出来。这寝室是日军喂马的马棚，后来划给学校。那时我刚从后方（重庆）毕业回来，便选定教书这一职业，认定‘教育救国’。应山是个老区，要改变落后山乡更加需要教育，于是拎着行李卷，走进马棚来了。在这几年，我亲眼看到日军奴役中国人民血汗建立的足够办个大学的司令部、营房、发电设备、碾米厂，望西还放着百多辆破汽车，国民党接受大员拆毁的拆毁，倒卖的倒卖，不知多少银子中饱私囊，真是令人痛心！
“解放后，人心思治，军民振奋。文化馆、电影院、市面建设，焕然一新；电灯亮了，机声响了，山欢水笑。国内传来一个接一个的特大喜讯，我歌颂过抗美援朝，赞扬过土地改革，溢美过合作社，报刊是有铁的见证。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在康庄大道上奔跑，我有什么要放的？
“正是农历冬月上旬，钩月西沉。屋里黑黝黝的，玻璃窗子里透进朦胧的星光。一个、两个、三个......，方格格里可以数出好多个，它们欢乐地眨着眼睛，给人以机灵、神秘和智慧。我不禁从内心深处升起教徒般的虔诚：‘星星，你告诉我放些什么？’
“记起来了。老何跟我提起王校长，我当时就憋了一肚子火。我对他有意见，他的相重，在北方人特有的马长脸上，有几粒白麻子，团校毕业，随大军南下来的，由县青委参加土改后，调入学校。说话像横土雷，可能患过鼻窦炎，见学生犯点小错误，食指按鼻孔一边一下吭出两陀鼻涕来再训人：‘啥成分？全是破坏！’调皮的学生背后模仿他那样子，逼真毕肖。刚来时，他讲政治课，一堂课讲半本书，学生听得瞌睡凝。后来不代课了，专门领导教学，白天闭门酣睡，晚上压着开会，讨论备课笔记到深夜。
“五四年，方老师病了，我带两个毕业班。这年，教育部挑选几篇补充教材，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初中有‘不能走那条路’、‘韩梅梅’、‘姚良成’等。期中，地区召开十六个县的文教科长和中学校长汇报会。王校长回校传达，说大悟县中万老师讲‘姚良成’时，感动得全班学生流泪，地区文教科肯定了这一经验。我说：‘不会是《姚良成》吧’？他翻了记录说：‘没错！’我说：‘副县长姚良成，不愿留在县城，坚决回到家乡，改变山区落后面貌，全文仅四千多字，叙述他和邻居的谈话，消有十多处。万老师怎能把革命乐观主义的姚良成，讲得学生痛哭呢？’他便擼了鼻子，把桌子一拍：‘啥成分？全是反领导！’我也不客气地拍桌子说：‘领导看过教材吗？’他从头顶红到脖子根，半晌说不出话来，会上僵住了。
“余主任问我：‘两个班都上了？’
“‘乙班上过。’
“‘明早听甲班。’这时夜已很深，星河横空了。
“第二天，教职工二十多人，坐了半个教室，黑压压的一片，鸦雀无声。我也悚然，束手束脚的。当语文朗诵到邻居笑话姚嫂子‘昨夜过大年了......’时，全堂解颐，尽皆掩口，寓喜悦于严肃之中，真是别有旨趣，我才如释重负。现在想起这个荒唐而又滑稽的故事，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地区领导因为没有看过教材而作的错误总结，还是与会者的记录有差讹？
“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几乎屈指可数，凡经他添购的图书，同名的50多本。问之，则曰：‘这样，全班同学同时借阅，便于老师指导，不是收益更多吗？’
“类似以上逸事，不一而足。提呢，像是‘笑林广记’，提不上款；不提呢，又积郁太深，遣驱不散。如果升华来看，还将关系到教育发展的进程，是退与进、快与慢的问题。我决定放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