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停住，我的人生故事（连载二）

 

 

小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五年当中我在三地上过不同的学校：启蒙在北平，在外祖母家借住，读了小学一年级，等爸爸在上海找好住处，我们举家迁往上海，我在徐家汇念的小学，四年级时妈妈要生三妹，没有精力照顾我们，我又临时被送到当时在南京工作的外祖家暂住，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之后再返回上海。为此，我对小学校的印象极不深。

 

在学习方面，我的语文相对比算术好些。我爱看小说，反正爸爸是搞写作的，家里有的是书，我记得四年级时，小学老师带我们去黄浦江上乘游艇，望着船尾被快艇掀起水浪的颜色，我想起了奶。我用奶水打比方，写了一篇作文，描述了黄浦江中游艇冲过的景色，没想到这篇作文被老师选作范文，登在了墙报上。

 

三年级开始学英语，四年级学语法。我想玩，屁股坐在屋外院子里的矮凳子上，一边嘴里不断地咕噜着：go , went , gone ; catch , caught, caught ; buy ,bought ,bought ; teach , taught , taught ; get ,got ,got --------,一边看着玩耍的孩子，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好像是在受惩罚，因为妈妈管我们学习。可是小学打下的英语基础让我受用一生。

 

可是，我的算术就要了我的命。四年级开始学鸡兔问题，青蛙几条腿，兔子几条尾巴，天哪！我使劲都闹不清楚。管他几条腿几条尾巴，我都不知道从何下手。期末考试我拿回的成绩单：算术40分。数学好的妈妈气坏了，中午就让我站在饭桌旁，不许我上桌。眼巴巴地看着一家人吃饭，饿得我口水倒流，我妈厉害，我从来不敢违拗她。这个教训让我终身不忘。从来不特别用功的我，五年级可是特别上心，期末，小学校长告诉我妈，我获得了奖学金，可以免学费，其实那些题我是把题和答案背出来后考完的。可惜，我要随我爸妈逃难了。

 

 从根子上我就不会解鸡兔算术题，一辈子没开窍。老了以后，陪外孙解小学数学题，我得先用代数解出，再换成算术思维。小学的算术不开窍，一点没有影响后来中学的代数和几何，所以孩子的脑子有开化的早晚，现在的应试教育早早把孩子圈死了，可怜了脑子开窍晚的人。因为不喜欢算数，一辈子影响我不爱算钱，待到老了，别人炒股，买基金，我躲得远远地，不是我清高，是根本不想入门，于是甘于现状，从不与人比贫富。

 

 

          爸爸罚我跪了半天

 

 爸爸从不过问我们的学习成绩，但是非常在乎我们的人品。

 

我记得有一天，他发现他的刮胡子刀片少了很多，家里没有别人，断定是我们拿的，也确实是我拿着玩了，他也拿获了藏，可是问到我时，我死不承认。爸爸气大了，对于女孩子他还从来没有动过一根手指头，这回，他命令我和二妹跪下，不说老实话不许起来。二妹被冤枉，陪着我，跪着。跪长了，特别累，我就趁着爸爸走开，歪躺在地上，他的脚步一响起，我再跪直了。现在想想，我可是真够坏的。这么着一直抗了半天，闻着饭菜香了，我肚子也饿了，我决定告饶，主动向爸爸认了错，说，下回不敢了。别看这么小小的一件事，对我终身影响很大：我从此不敢撒谎。

 

初中，我走读，每天从北四川路到南市清心女中，车钱分角不差，天天向爸爸说清，多出的上交。

 

以后，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一般来说，心里怎么想的，嘴巴怎么说。即使在文革期间，为了不惹祸，我可以装傻，装笨蛋，但是不说假话。在大亚湾工作的时候，昝总在动员我到生产部任职时，说：“你是可以把池底的泥搅上来的人。”真是说的太对了！我从不看风使舵，从不歪曲事实，除非我自己没有看清楚，或没看对。这就是家教对一个人的终身影响。我感谢我父亲。

 

                                 国难和逃难

 

我幼年和小学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国难时期。

 

1944年我十岁，开始懂事了，在南京借读小学四年级。因为母亲要生三妹，临时把我们寄放在外祖母家，之后，我们又回到上海。当时日本鬼子发动对华战争已经7年，大家都恨日本侵略者，南京的日本督学让我们把英语课改成日语课，老师偷偷地不听从，每次遇到督学来校检查，老师就赶忙把英语书藏到垃圾箱里，让我们把桌上的英语书收起来，拿出日语书，装装样子。我体会到，国难当头，我们没有自由。

 

上海从八·一三以后就属于孤岛时期，我们全家因为爸爸腿有病，再加上孩子拖累，只能困守在上海。爸爸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又没有其他事可做，几乎是无经济来源的状态。我们的生活很困难，爸爸常常从小菜场里搞点卖剩下的菜和臭鱼，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就为了这个，我在懂事后开始努力学习，非常想拿到奖学金，为家里解决点困难。可是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1945年4月的一天晚上，日本人突然闯到我们家来抓我爸爸，就因为爸爸写了出戏：金小玉，戏的演出震动了寂寞的孤岛，剧中有欢迎国军取得胜利的内容，于是惊动了日本人。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鬼子也真是穷凶极恶。夜里，我被吵醒了。我睡在一张大床的最外面，使劲用手护着睡在里面的弟妹，看着妈妈趁日本人在旁边做饭的房间里搜查时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悄悄地塞到床下我的鞋里，免去了我爸的一个与延安朋友有关系的“罪证”。为这个，我非常佩服我妈：真能临危不乱，机智聪明。我爸开始躲在大院里，后来怕日本人糟蹋我妈（那个日本人吹灭了油灯，要和我妈上床），迅速推门而入，进屋让日本人把他带走。我也特别佩服我爸保护妻子的勇气（早年孤儿的遭遇，他决不能失去这个家）。后来听说日本人在监狱中对我爸使用酷刑，我从心里恨透了日本人。我对我爸也另眼相看：别看他身体不好，一个文弱书生，在关键的时候就是有骨气，他什么也不招供。

 

我爸在被释放后，和妈商量，决定设法逃离上海。大概是暑假开始后不久，我爸先悄悄地离开上海去了杭州，我妈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去和我爸会合，离开上海之前，我妈带着我去学校，校长对她说了我下学期可以获得奖学金，我妈对校长说，我们准备回无锡乡下，放弃了奖学金。我明白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国难啊国难！

 

从杭州前往安徽屯溪，我妈抱着三妹，我爸领着二妹和弟弟，我拎着两个大箱子，好像痢疾病又犯了，我忍着。我自己也觉得我真正开始长大，是老大，该承担责任了。在船上看着妈妈吐得厉害，后面有时还听到枪声，真是让人害怕。一路颠簸，总算到了目的地。让人高兴的是，刚一落脚，就听见了满街的鞭炮响：日本人投降了，抗日胜利了，八·一五，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我们接着又反转回到上海。在徐家汇租住的屋子已经早被退掉了，改在法租界的华业大楼里租了一套单元房，我在另一所小学凑合着毕了业。

 

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的积淀在我心里，我开始成熟。

 

 

                                             总算有个好中学上了

 

小学毕业的成绩还算是骄人的，父亲想让我考入一个好中学，于是，领着我去了著名的圣玛利亚女中，想想看，圣玛利亚女中毕业以后可以进入圣约翰大学啊！我那时当然不清楚，完全不懂得有关前途等问题，反正爸爸领我到哪儿就到哪儿。没成想一进考场就砸了锅。考场是一个空荡荡的大教室，顶前面放着一排课桌，考生从后面的一个侧门进入，一抬头就看见大教室最前面的一排书桌后立着三个全身黑袍及地，头也是用大黑纱巾裹紧的三个外国高个儿天主教女修士，我刚走到桌前，其中一位张口就问：“What’s your name ?”脸上没有一丝温柔的笑容，我当时就被吓蒙了，转身跑出了教室扑进了爸爸的怀里，我哪里见过这阵势！圣玛利亚女中的梦就到此为止。

 

那时候，学校都是各自自主招生，也没有统一时间，这就给了我机会。

 

之后，爸爸又领我到了上海数理化被公认最好的敬德中学，中国的公立学校，一般性的教室，大家坐着在桌上答卷，可是试卷是真难，特别是数学，考完我就知道没希望。榜上当然无名。

 

爸爸对我真是有耐心，也许他真觉得我小时侯发烧把脑子烧坏了，我没有记得他对我埋怨过一声，接着又找到了中西女中。遗憾的是，在发榜后，我从头看到尾，整整两遍，就是没有我的名字，只能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中西女中没了戏，书呆子的父亲居然还知道有个清心女中，也许是他的朋友柯灵的夫人陈老师是清心女中的英语老师的缘故。这回我没有让爸爸失望，发榜之后我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

 

我终于有个不错的中学上了，而且还是适合我的程度的中学。不知道为什么解放以后都变成了统考，自主招生还都怕学校有猫腻，解放以前怎么就可以给孩子那么多机会呢？当时的好学校一般是私立民办学校，各有特色，而公立学校则是一般的普及学校，似乎当时政府把教学和招生的权利都给了办学者，其中不乏热心的教育家（其中包括我读高中的粤东中学校长）。这种办学方针似乎也符合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

 

小学阶段结束了，整个小学阶段几乎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或者说，是在日伪的统治下度过的，我早早地懂得了民族仇恨，父亲的无经济来源，也让我懂得了要努力学习，小学毕业，我也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