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医血案伤及了无辜的医生，其中一名只是一名实习的准备去读博的十分有前程的年轻学子，让人不胜感慨，作为一名母亲，我简直无法设想他母亲彻骨的悲痛，我无法向网上不少人一样“高兴”，或者说“幸灾乐祸”。我的一位同事一夜都无法入睡，因为他的爱人就是一位医生。

是的，病人多，看好医生难，挂号看病折腾人，确实让人心生怨气，同时，一些医生的行为超越了白衣天使的形象，医德差，收取红包，开药多，病人负担重，使病人怨气加重，还有一些医生不懂得病人的心理和医学知识的程度，出言或伤人或让病人误解，增加了病人的反感。

这些我都有实例，就不说上三级医院挂专家号，大早上的到医院，进门就看见乌乌泱泱的队伍，挂号的人群中大量外地进京看病的人，这不仅加重了北京的看病难，更说明外地医疗条件差，纷纷往北京挤，而外地呢，估计又往省会或大城市医院挤，这说明解放60多年了，全国各地医疗发展极不平衡，前30年搞阶级斗争，后30年忙经济建设，政府没有顾及医疗事业的发展，留下后患。

而后二十年，不仅没有和人口增加和老龄化相适应地改善医疗条件，反而在相当时间内，把医疗推向市场，让医院自己从市场挣钱，以药养医，而治疗费和手术费都在原地踏步，据说护士的每次输液仅收10元，还不够材料费的支出，医院不得不想着法挣钱，加上社会上弥漫的“富”的诱惑，医生哪甘于清贫，从90年代初各种各样送红包的风气兴起（我们设计院就有了，我在大亚湾工作时，因为按总经理要求为某厂复制了一些国外图纸文件，完事之后就有人向我送来50元红包），医生能避过这种诱惑吗？

94年我接受第一次髋关节手术，向医生送红包已盛行，我记得，我还傻呼呼地问给我手术的老大夫：“我该给你红包吗？”因为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位老大夫明确地对我说：“你是我收的病人，不要红包。”那就是说，如果他是被人求情，为他人做手术，可能就会收。

20年过去，政府却没有及时觉察，社会风气进一步败坏，就和官吏腐败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据说，一些公司请一些医学专家讲课，专家张口的讲课费会吓死人，这种情况在教育科研设计等部门何尝不是如此。这种社会风气让受众越来越不能忍受，在医疗界就扩大了医患关系之间的矛盾，就和在社会中恶劣的官民关系一样，和包括当今把专家叫做砖家，把教授称作叫兽一样，但是，这就可以把一切，把所有的人都抹黑了吗？

再次，我不知道现在医学院学生所受教育中有没有人文部分，有没有心理学部分，不仅有医疗技术的学习，还要善于做群众工作，因为医生面对的就是广大群众，善于沟通和快速理解对方的心理和知识程度。给我看骨科病的大夫，手术能力出色，可是说话有时很冲，有一次他接待我的一个外甥女，他让她在诊室行走，然后大声地对围着他的人说，看，这种像鸭子一样地走路姿势就是典型的股骨头坏死的症状，我那位年轻美丽的外甥女听后伤透了心，她恨死了那位医生，说她像鸭子，她后来说，再也不到那个医院去。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同，必须有分寸。有些医生不会用通俗的语言解释病理，让病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或者误解，以致产生矛盾。中国人本来就惧怕手术，病人紧张家属紧张，医生其实也紧张，越紧张越容易出事，再加上许多意外。

我记得，我第一次接受骨关节手术时，老大夫让一位实习医生动刀把大腿部切开，刀口有约30厘米长，切到臀端，他一紧张，切歪了，拐到了臀后，成了一个大弯道。等我醒过来，他向我道歉，一个小孩子，我笑着回答：“没事，没有人看我的屁股。”那位年轻医生现在已经是有名的中年骨科专家了。2002年我再一次接受手术时，正赶上血库缺血，我接受的是半麻，在手术台上清楚地听见大夫急叫：拿血拿血，大出血，肯定是动脉被切断了，而护士回答，血库里没有AB型血，答复说，血浆，什么的都行。最后是下了手术台在病床上和着镇静药在输的血，难受的我天晕地转，大夫对我开玩笑：“你的性格这么像O型血，怎么是AB型呢？”可是话说回来，他在做手术之前怎么就没有提前落实血的问题呢？但是，怎么就赶巧血库没有血呢，因为我知道他是向血库预约了的。

医生的医疗是一种经验科学，治病过程发生的事就积累成医生的经验和本事。于是就出来了一个问题，病人谁想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于是都找专家，而没有经验的大夫就没有机会成长，而专家忙的手脚没处放。我在同仁医院检查白内障，出诊的专家大夫又回手术室指导什么事了，候诊的病人等得不耐烦了，开始大声骂街，护士无可奈何，其他大夫不吱声。我没有看到结尾，估计那位大夫要忙的吃不上晚饭了。于是问题来了，医院和学校如何创造条件培养出更多的专家呢？

所有以上的问题都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所以我不认为全是医生的不是，而更多的是政府工作的失误和不足。如果患者都那么容易激动，动嘴骂人，动手打人，医生担心，心不全用在病人身上，还要用在护身上，有什么好处？有些老人开玩笑，说今后不要自己的孩子学医，这难道不是恶性循环？谁能不生病，没有医生能行吗？医生越害怕，病人越不理解，矛盾越大，从医的人越少，庸医趁虚而入，这个社会不就更受害吗？所以我不赞成那些泄愤的人的态度。

最后，我认为，社会的暴劣习气在滋长，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归到教育体系上，我觉得中国太缺乏最基本的人性教育和爱的教育了，以造反和粗野为荣，这是早期革命，特别是文革的后遗症，后来的暴富并没有种下文明的种子，中国解放后，在孩子的教育中从来不讲做人必须得温文尔雅，因为那是贵族和绅士的东西，然后加上独身子女这一代，承受能力下降，有一些人（不是多数）不如意就杀人，伤人或自杀。这是这次哈尔滨医院中杀人的背景之一。一个17岁的孩子为什么看病会带着刀子呢？是预谋？还是平时都带刀？为什么完全不能控制情绪呢？是因为疾病的折磨？他的家长没有注意到？他的父母在哪里？为什么事不能带孩子去看病？为什么自己不对着看病的大夫，而让爷爷去面对大夫，看完病之后，为什么又进了诊室，还拿着刀乱挥呢？爷爷对医生的讲话已经听明白了：有结核病先去治结核，而治免疫系统的药会妨碍结核病治疗，孩子为什么会冲进诊室呢？而被杀死的年轻人就是在门边倒下的。“高兴”的人的心态是什么？为什么不为两个孩子伤心呢？

这不是简单的医患关系，这是社会的心理疾病。政府必须注意，开导，关注，而不是简单地给医生设置摄像头，或医院如临大敌，这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吗？紧张的环境更容易诱发紧张的气氛。医院应该是温馨的。

政府应该从这件出奇的事件中好好总结，不要寒了医生的心，不要让百姓看不到好医生，不要让医生和患者都在互防。政府在对社会中的腐疾出手时，还急需社会心理的治疗，不能再扩大矛盾，这种扩大对谁都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