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近6岁了，进入了吉玛小姐办得幼儿班

吉玛小姐个子很高，有一撮褐色的小胡须，她说话的时候，鼻子会抖动：我觉得她长得很丑，因为她是个像中国人那样的黄种人，还有两只爆出来的大眼睛。

她耐心地教我的小同学们拼读，可是对我则一点不关注，因为我能够顺利地阅读，她认为这是我父亲不礼貌地事先策划了的。做为报复，在唱歌课上，她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我唱得不好，最好别出声，而我则求之不得。

在她指挥全班小孩声嘶力竭地吵吵嚷嚷时，我一声不响，高兴地微笑着；我闭着双眼，心里复述着自己的故事：我在沿着Borely公园的湖边溜达，那个公园就类似马赛普拉多端头的圣-克劳德公园。

周四和周末，我的罗斯大姨（我母亲的姐姐，和我母亲一样漂亮）回到家来吃午饭，然后带我出去，乘坐电车到各个娱乐场所。

我们会发现老梧桐树旁的一些林荫小道，会找到一些原始的小丛林，在矮树丛里看守不准在上面打滚的草地，还有野鸭在戏水的池塘。

我还会发现，在那个年代，有许多赛车人：神情专注，下巴抽紧，他们会突然穿过小道朝教练骑去，消失在一堆矮树丛中而后又显身，自行车则跨在脖子上。那个样子非常可笑，我会笑得眼泪都流出来。可是我的大姨不许我在那个危险的地方待久：她把我拉住，把我的头向后扭转，朝向在池塘边上的一个安静的角落。

我们会坐在长条凳上，总是在一堆月桂树前面，在两颗梧桐树之间；她取出她袋子里的编织物，我则忙着和我年龄相符的事。

我干的事主要是向鸭子投掷面包。这些傻动物变得和我特别熟。我只要一露头，他们就使劲用脚掌拍打着水朝我扑过来，我就开始给它们分食。

在我大姨对我不注意的时候，我就会用一种温柔的嗓音，轻柔地对它们说着话，同时向他们扔石头，就想杀死他们当中的一只。这总是不能实现的愿望，一旦出现，就成为强烈的诱惑，在从普拉多出发的吱吱咯咯响的电车里，我会因为这个愿望，着急而发抖。

可是在一个星期日，我吃惊而痛苦地发现，一位先生坐在我们的长凳上。他的身影呈红棕色；他有一把梳理良好的厚实的栗色胡子和橙红色的眉毛，，稍微突出的蓝色的大眼睛。最特别的是，他在读一份没有图画的报纸，我把他归入老年人的行列。

我的大姨想领我去另一处地方 ，我抗议：这是我们的凳子，这位先生得走开。

他礼貌而且谨慎。一句话不说，挪到凳子的一头，把他的圆顶礼帽紧贴着他身子端正地放着，在礼帽上放着一双皮手套，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钱人，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我的大姨坐在了凳子的另一头，取出她的编织物，我带着我的装着长棍面包的口袋朝湖边跑去。

我先选了一块特别好看的小石头，大小和5法郎硬币一样，很平，但是相当锋利。不幸的是，一个看守注视着我：我把它藏进我的口袋里，开始散发吃食，一边说着话，满怀愉悦，满怀深情，以至于在我的前面立刻围起了一个半圆形。

神情麻木的看守对这个场面似乎不太感兴趣：他转过身去，离开了我们到几步远的地方。我很快拿出了石头，十分高兴地（稍稍感到不安）扔中了一只老鸭子的头 。可是这只该煮熟的鸭子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翻倒和沉入水底，而是转身离开了湖岸，用鸭掌拼命扑水逃跑了，一面还发出巨大而愤怒的喊声。 在距离湖岸十米远的地方，它停了下来，转过身重新朝着我；立在水面上，扑打着翅膀，向我甩过来它所知道的各种可能对我伤害的东西，还不断地向它的家庭成员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喊。

警卫站得不远：为了寻求保护我跑到大姨背后躲起来。

她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她没有在编织：她正在和坐在凳子上的先生谈话。

“噢！ 好可爱的孩子！”他说：“你几岁了？”

“六岁。”

“像有七岁呢！”先生说。接着他对我夸奖，宣称我有非常漂亮的眼睛。

她赶快说明我不是她的儿子，是她妹妹的，还说，她还没结婚。这时，那位可爱的先生给了我两个苏，让我去小道尽头的小商贩那儿去买《点蛋卷》

他们给了我比往常更多的自由。我为此就可以到自行车手待的地方。我猛地立到一张长凳上，观看一些说不清原因的摔跤。

最最戏剧化的一幕是发生在一个至少有四十岁的老人身上的：他把自行车的把手拔出来，脸上做着得意的鬼脸，却突然摔向一侧，一面还使尽全力牢牢地握着橡胶把手。他重新把车扶正，车上落满了灰，他的裤子在膝盖处扯烂了，完全和那只老鸭子一样狼狈。我盼着大人们会打一架，可是我的姨和板凳上的那位先生过来把我拉离了闹哄哄的人群，因为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那位先生和我们一起乘电车：他还为我们买票，尽管我的姨极力反对，而且让我特别惊讶的是，她脸涨的通红。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她认为她是受到了真正的奉承，因为那位先生完全是外人，却为我们付了三个苏。

我们在终点站分手，他向我们行了一个大大的敬礼，把他的圆顶礼帽拽到他身边，端放在胳膊轴下。

到我们的大门口时，大姨叮嘱我（小声地），不要向任何人提到这次的相遇。她对我说，那位先生是Borely公园的园主，她说，如果我们透露一句关于他的话，他准会暴跳如雷，他就不会让我们再去那里。当我问她为什么，她只对我说，那是一个《秘密》。我非常明白，既然是一个秘密，就有它的道理。我答应了，我遵守诺言。

我们去公园遛弯的次数越来越频繁，那位可爱的《园主》总在我们的长凳上等我们。可是从远处很难辨认他，因为他从来不用同样的装束打扮自己。有时是一件浅色西装带一件蓝色背心，有时是在毛背心外穿一件猎装；我还看见他穿过一件夹克衫。

而我的姨呢，她现在围一条绒毛长围巾，戴一顶平纹细布做的窄边女帽，帽子下面是一只张开翅膀的兰色的鸟，像是要遮住她的发髻。

她拿着我妈的阳伞，或者戴着她的手套，或者提着她的小包。她大声地笑，涨红了脸，她显得越来越漂亮。

我们一到了老地方，《园主》就先是信任地把我交给一个放养驴的人，我可以好几个小时地骑着它，然后再交给四只羊拉着的小车，再就是儿童滑梯的老板：我明白，既然整个公园都是他在经管，这些大家伙花不了他多少钱，尽管我对他并不熟悉，不过我挺高兴有这么个有钱的朋友。

六个月之后，在和我的弟弟保罗玩躲猫猫的时候，我把自己关在了一个食品柜的下面一格里，把盘子都推到了身后。在保罗在我的房间里寻找我的时候，我屏住了呼吸，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和我的姨都在饭厅里。我的母亲说：

“不管怎么说，三十七岁，太老了！”

“得了吧！”我的父亲说“到今年年底我也三十了，可是我还认为自己还年青着呢。三十七岁，这是个好岁数，再说，罗斯也不是十八岁啊！”

“我二十六岁。”罗斯姨说：“再说，他让我高兴。”

“他做的是什么工作，那个园主？”

“他是一位办公室副主任。他每个月有两百二十法郎的收入。”

“嘿嘿！”我的父亲说。

“他从老家还有些地租收入”

“呵呵！”我的父亲说。

“他对我说我们可以按每个月有三百五十法郎的收入考虑。”

“那好吧，我的亲爱的罗斯，我祝贺你们！可是，至少他长得还好看吧？”

“噢，别介！”我的母亲说“要说好看，他可算不上好看。”

于是，我突然推开了柜门，在地板上蹦着，大喊：

“不，他好看！他帅气！”

然后我朝厨房跑去，把厨房门关上，上了锁。

在所有这些事之后的一天，那位园主由罗斯姨陪着来到了我们的家。

在圆顶礼帽的帽檐下是一张堆满了笑容的脸，礼帽呈发亮的黑色。罗斯姨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玫瑰色，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在一顶窄边小帽上别着的一朵蓝色紫荆花后面闪闪发光。

他们在一段短期的旅行后回来，他，那个园主，在我们目瞪口呆的状况下拥抱了我的母亲，然后是我的父亲。

再后来，他抓住我的腋窝，把我举起来，注视了我一眼，说：：“现在，叫我于勒姨夫，因为我是你罗斯姨的丈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