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鲍元恺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byk0104 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 天津音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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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之10许勇三

已有 5306 次阅读 2012-1-29 09:16 |个人分类:良师益友|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学者| class, target, Javascript, 我的老师, 点击图片

 

 

写在许勇三先生逝世5周年

选自鲍元恺:巴托克第三钢琴协奏曲结构分析作者附记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四期
 
   今年是许勇三教授(1915年11月18日——2000年11月25日)逝世5周年暨诞辰90周年,又适逢巴托克(1881年3月25日——1945年9月26日)逝世60周年——在中国专业作曲教育界,这两个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81年,由许勇三教授主持,在天津音乐学院召开了巴托克音乐创作研讨会。在中国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初期,这个研讨会,无疑为踌躇于东方民族风格与西方现代精神之间的同堂几代作曲同仁,找到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平衡支点。       会后,人民音乐出版社决定把在研讨会上发表的主要论文结集出版为《音乐论丛》第7辑,并委托我作为统编。论丛收录了许勇三教授的两篇重要论文《巴托克的成功之路及其对我们的启示》《继承与创新——谈巴托克对贝多芬晚期四重奏写作手法的发展》,收录了武汉音乐学院王安国的《巴托克调式体系的综合性与多重性》,马国华的《民间曲调与现代和声结合的巴托克风格》,赵德义的《复调写作中的二重调式——谈《44首小提琴二重奏>的写作特色》,天津音乐学院陈世宾的《<为弦乐、打击乐和钢片琴所写的音乐>研究札记》和《巴托克多调式体系中的三全音功能》,姚盛昌的《巴托克线式对位的和声基础》,周小静的《深刻的思想,严密的结构——<乐队协奏曲>论析》,以及我的《<舞蹈组曲>技法研究》。    这一辑名为《论巴托克的音乐创作》的论文集出版后,在全国专业作曲界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开始的以取消调性为标志的“新潮”音乐很快就取代了巴托克式的以本民族民间音乐为出发点的艺术思路,发端于国际社会冷战时期的否定传统、盲目求新的极端风格成了与社会音乐生活隔绝的中国一些音乐学院作曲学子的艺术时尚。这,似乎正是80多年前巴托克本人遭遇的重演。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一段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历程,美国《音乐中国》主编周勤如如是说:“巴托克的民间音乐研究后来受到新兴的音乐民族学理论的排挤, 而他结合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开创新音乐的努力则受到了迅速膨胀为教学主流的序列音乐的排挤。这是很不幸的两件事。在中国,以吕骥、安波、马可等为代表的鲁艺学派的民间音乐研究有类似巴托克的遭遇,许勇三教授及其弟子的巴托克研究似乎也被更现代的技法研究所淹没。其实.所有这些都应该以‘蔽帚自珍’的态度检讨之。”(周勤如:《音乐批评之我见》注释7。《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99页)     在冷战已经成为历史,否定传统不再时尚的新世纪,在我们纪念巴托克和许勇三的今天,该是我们冷静地对我们的音乐创作进行检讨的时候了。                                                                                    2005年10月10日

1980巴托克研究组:左一鲍元恺,左二杨通八,左三姚盛昌,右一陈世宾 天津音乐学院是有过自己的学术体系的。我说的“呼唤学术,重构体系”中的“体系”,具体是指天津音乐学院由缪天瑞、许勇三勾画的学术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以作曲理论为特色的音乐文献学,和以巴托克研究为特色的20世纪音乐作品研究。
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来自台湾的缪天瑞和来自燕京大学的马思聪、许勇三,都不属于建院时期的主流体系。在来自延安的音乐界领导的操作下,他们虽然表面上被安排了一些职务,但在学术上是被边缘化的。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迁京,马思聪随学院赴京,继续担任中央院完全没有实权的名义上的院长,缪天瑞和许勇三则被留在了天津音乐学院。
1958年天津音乐学院建院,随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和天津划归河北省的环境下,缪天瑞和许勇三又被天津音乐学院更左的政治路线所排挤,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这个时期,许先生历史上和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交往,一直成为以“特嫌”(特务嫌疑)打击他的借口。
文革结束后不久,天津音乐学院首任院长缪天瑞先生调往北京中国音乐研究所,在杨今豪院长的领导下,许勇三先生成为天津音乐学院的学术带头人。1979年,国务院批准天津音乐学院为全国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这个硕士点的导师就是40年代从美国密执安大学毕业,回国后在燕京大学担任音乐系主任,培养出了赵行道、杨儒怀这些名教授的前辈许勇三先生。许先生的学术体系,正是由于此前一直处于受排挤的地位,使他基本上不受干扰地跨过了两个8年(1950-1958中央音乐学院天津时期,和1958-1966天津音乐学院初建时期)和文革十年,在文革之后的80-90年代通过著书立说和课堂教学建立了起来。在难得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学术和教学的这个不长的时期,许先生通过研究生教学和青年教师培训,直接培养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人才,包括陈世宾、杨通八、任达敏、苏澜深、姚盛昌、张蓓荔等,也包括我本人。许先生在此期间,还将缪天瑞的“该丘斯”作曲理论翻译系列(包括《和声学》《对位法》《曲调作法》《曲式学》等)中没有完成的《大型曲式学》翻译出版。在1981年,由许勇三先生组织的纪念巴托克诞辰百年的学术研讨会和先后出版的两册巴托克研究的论文集,至今还在中国的作曲学术界产生着影响。许先生关于建立“音乐文献学”的建议也是在这个时期正式发表的。他在《攀登音乐艺术高峰的途径》这本书里,为后学指出了一条通往音乐艺术殿堂的明路。
在今天,缪天瑞和许勇三的后续影响正在发酵,最近在北京召开的2011音乐理论比较研究国际论坛上,许先生的弟子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如今,两位先师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地位。2008年,天津音乐学院50周年校庆,在院内树立了两位歌曲作曲家王莘和施光南的塑像。他们是天津音乐界的骄傲,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是,作为一所教学学术机构,是不应当忘记对天津音乐学院做过更大贡献的缪天瑞和许勇三两位音乐学术大师的。

许勇三:《论巴托克的音乐创作》
 
(音乐论丛第七辑)后记    
对巴托克这样的外国近现代音乐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新课题。我虽有志于此多年,但象目前这样集中力量进行这项工作,也主要是近年来的事。
    1979年秋,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建立了由三名教师和两名研究生组成的近现代音乐研究小组(鲍注:三名教师是鲍元恺、姚盛昌和周小静,两名研究生是陈世宾。杨通八),由我担任指导工作。从1980年10月起,这个小组开始了以巴托克及其作品为专题的研究工作。在一年时间里,他们分别研究了巴托克在不同创作时期的主要作品,同时,进而探索了巴托克创作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1981年,恰逢巴托克诞辰一百周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办了巴托克研究学术交流会,并编辑出版了《巴托克研究论文集》,收进了这个小组成员以及我个人所写的有关论文七篇(另有译文三篇)。与此同时,湖北艺术学院(鲍注: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有关巴托克研究的四篇论文也由该院刊印。在巴托克研究学术交流会上,天津音乐学院和湖北艺术学院向大会共宣读和提交了二十二篇有关论文。
    合后,人只音乐出版社决定将两校的有关论文汇集出版,在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下,这些文章得到了向音乐界同行广泛求教的机会。
    本书包括关于巴托克创作研究的综合性论文五篇,关于巴托克具体作品的研究论文五篇和两个参考资料。以下各篇己收进中国音乐家协会天津分会编辑出版的《巴托克研究论文集》,本书不再转载:
    (一) 贝拉·巴托克(许勇三)
    (二) 巴托克创作的立足点与创作道路(许勇三)
    (三) 巴托克《钢琴即兴曲》之和声研究(杨通八)
    (四) 一首独特的变奏曲——谈巴托克《第二小提琴协奏曲》 (姚盛昌)
    (五) 巴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鲍元恺)
    以下两篇原发表在《巴托克研究论文集》上,现作了较大修改,收进本书:
    (一) 《为弦乐.打击乐和钢片琴所写的音乐》研究札记(原标题为《对巴托克‘为弦乐、打击乐和钢片琴所写的音乐,的介绍和分析》)(陈世宾)
    (二) 深刻的思想  严密的结构——《乐队协奏曲》论析  (原标题为《略谈巴托克的“乐队协奏曲”》)(周小静)
    本书的统编工作由鲍元恺同志具体负责,周小静同志担任编务工作。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人民音乐出版社、天津音乐学院、湖北艺术学院和音乐界许多同志的关心和帮功,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许勇三                                               1981年12月31日        


 

--------------------------------------- 在北京参加杨通八教授主持的2011音乐理论比较研究国际论坛和任达敏教授翻译的《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中文版首发式。原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术精英们除在主席台的杨通八和田青外,刚好坐在一排。这些人是作曲系的一帮铁朋友,又多是许勇三先生的研究生,陈世宾和任达敏还先后担任过系副主任,现在都已各奔东西,想来不胜嘘唏。

左一:山西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陈世宾,原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
主要论著:《巴托克》、《外国音乐家生平》(国家教委列为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主要译著:《新音乐语汇》(里萨著)《自由作曲》(申克)。
主要论文:《论巴托克多调式和声中的三全音功能》、《论巴托克多调式和声中的和弦结构形式》、《巴托克〈为弦乐、打击乐和钢片琴所写的音乐〉分析札记》《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对古典和声的发展》《民歌调式交替中的八度分置现象》《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中的赫米奥拉节奏》《寻踪哈农》、《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世纪的转折》《晋剧音乐多声配置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舒伯特艺术歌曲中的钢琴伴奏》。
主要译文:《我的发展》(勋伯格)《作曲教学与现代倾向》(勋伯格)《现代和声概论》(塞申斯)《论作曲教育》(亨德米特)《20世纪作曲技术与材料》(霍维特等)《论作曲风格》(亨德米特)《巴托克的创作原则》(萨伯其)《论民间音乐的记录、整理》(巴托克)等。
左二:人民音乐出版社图书中心主任、《钢琴艺术》副主编苏澜深,原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硕士研究生。
编著《外国著名指挥词典》。译著《古今钢琴与乐队音乐史典》(霍华德·里萨蒂)《新音乐语汇:现代音乐记谱法指南》(霍华德·里萨蒂编.苏澜深,杨衡展,罗新民译)等。
左三:杭州师院音乐学院副院长王晡,原天津音乐学院教授。
主编《美国音乐文论集》、《美国音乐专辑》(学报);专著《柴科夫斯基》《西方作曲家大型合唱作品、团体、指挥、赛事节事》《美国音乐剧》《美国音乐风格》、《世界著名组曲欣赏》(主要撰稿人);论文《用人民的音乐表现人民—(波吉与贝丝)》《作交响乐的主人》《音乐学方法论》《知识、技能和方法—音乐教学观念谈》《扩展规模、造就规范、探究规律—音乐学研究生教学谈》《悲剧:序幕和终场—柴科夫斯基百年祭》《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改革音乐学整体教学体学》。译文《布鲁斯》《美国音乐》《意大利提琴制作学派》《音乐艺术——下》。教材《音乐名作欣赏》《管弦乐法基础》。1986年组织了全国性“美国音乐研讨会”,并提出了1998年全国第三届“西方音乐史学术研讨会”中心议题。
左四是我。
左五:星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任达敏,原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
 译著《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简明十二音作曲法》《剑桥音乐丛书——萨克斯管》《剑桥音乐丛书——铜管乐器》 。著作:《基本乐理》《流行音乐与爵士乐和声学》 。曲集:《钢琴演奏中外抒情曲集》《以爵士乐手法改编的电子琴曲100首》 《民歌主题钢琴曲18首》,民族管弦乐作品《喜气洋洋》,《山歌——为小提琴与钢琴而作》,《八重奏——幻想曲》。
还有两位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出来的,因在主席台上,未进入镜头:中国音乐学院前任副院长杨通八和《艺术评论》主编田青。
杨通八:论文:《巴托克“钢琴即兴曲”之和声研究》《艺术探索家斯特拉文斯基》《论德彪西的印象主义和声》《论和声的广义功能》《调式半音体系与和声的现代民族风格》《和声理论与实践的历史透视》《实践中选择、实践中创新——中国新乐理的发展历程》。编著《初级和声教程》并主讲电视卫星《和声》课程。主持编写《现代音乐欣赏辞典》(副主编,主要撰稿人)。
 田青: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审小组成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中央音乐学院音研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艺术评论》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中心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音乐年鉴》主编。 发表学术著作、论文约100万 字,主编专业书籍约900万字,文学创作及音乐评论30万字。
      
  和天津音乐学院的老友陈世宾、田青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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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许勇三先生
杨儒怀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01年第一期
   
许勇三先生因病不治和我们永别了!但他在我们心中的那种高尚博学的形象将永远不会混灭!这在我作他的学生期间就已经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是在作为一个对音乐完全无知的中学学生,而他是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学者的情况下与许先生结识的,然而,一直到我正式在燕京大学作了他的学生时,都感到许先生是一位谦虚、和蔼、乐于助人、没有丝毫架子的长者,并不嫌弃我的无知。因此我在年轻时就有可能向他学习到许多基本的音乐知识,打下了往前发展的良好基础。他一向简朴的生活,朴素的衣着以及谨慎的工作作风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先生和我们都有过日伪统治时期的艰难生括经历。当时他宁愿在家以招收一些私人学生维持清淡艰辛的生活,也不愿意投靠日伪任职;始终采取与日伪当局一切音乐活动不同流合污的态度,拒绝任何邀请,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 
 许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音乐家、繁育家。在教学中他不仅能担负教授各种基本理论课程,还为学生开设多种选修课程。我最早对亨德米特的作曲理论的学习和对美国现代音乐的了解都是我在五十年代初期在燕京大学学习时,由许先生的教授而接触获得的。同时他也是一位严肃的作曲家、理论家和研究学者。他在天津音乐学险领导着对巴托克音乐的研究,而他自己对巴托克研究的重要成果也开启了在我国音乐界对巴托克音乐研究的先例,因而许先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教学工作者应有的形象:既具有广泛的理论研究基础并创作实践相结合的教学者榜样。   
 许先生是一位典型;留学美国回国工作的学者,但他并不为美国教学体系所束缚、所局限,拒绝吸收其他国家音乐文化成果。大家都知道美国教学体系与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音乐教学体系有着极大的差异。但在马思用先生被调到燕京大学音乐系后,得到了许先生和音乐系极大的重用。马先生不仅担负教授小提琴和作曲的教学任务,而且还把典型的法国巴黎音乐学院视唱练耳的教学体系,正式地介绍到音乐系里来,正式开课学习。当时我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但许先生仍然叫我们选修这门课。此外,还聘请法国留学的萧淑娴教授复调音乐;而我当时的钢琴教师也是一位法籍赫克律教授。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在当时的燕京大学的条件下,是很不容易作到的。
    然而给我最深刻的感受,也是我过后对民族音乐的重视起着在认识上极大的转变作用的是:当时系里不时地邀请一些有名的中国先进的民族音乐学者来音乐系演讲作报告。其中有张鲁、刘炽、李焕之和赵沨等专家介绍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当今新音乐运动以及当时的苏联音乐;并组织合唱团公演马恩聪先生的《祖国大合唱》。许先生的这种博采众长的真正学者的风度,给我们留下了极大而深刻的印象,对我们过后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如今许先生已别离我们而去,这也是无法抵御的现实,然而他在为人、作风、学识和高尚的学者风度方面给我们留下的财富和榜样,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对这些高尚的品德的继承和发扬将是我们对他最好的怀念!
                    2000年12月 31
                          北 京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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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勇三先生翻译的该丘斯的《大型曲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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