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鲍元恺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byk0104 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 天津音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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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之2高鲁生

已有 4118 次阅读 2012-1-30 09:39 |个人分类:良师益友|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学者| target, border, 学院, 附中, 中央音乐

我和《天津歌声》
1990年12期天津歌声总第300期
 

 1957年,是我音乐生涯的起点。就在这一年,我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也是在这一年,《群众歌声》月刊(《天津歌声》前身)发表了我最初的歌曲作品《登山》。这是我在群众艺术馆举办的作曲班和《群众歌声》组织的歌曲创作小组学习一年之后,在音乐创作的征途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从那时到现在,我已经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历经人生的种种坎坷,成了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年人。三十三年来,载有那首《登山》的《群众歌声》剪页以及当时在《群众歌声》创作组同大家一起研究创作时所摄的照片,我一为珍藏至今。它时时唤起我初登音乐殿堂的种种美好回忆;


    1956车,爸爸带我到刚刚成立的天津群众艺术馆,分别拜见了他的两位朋友:一位是《群众歌声》主编高鲁生,一位是辅导部的教师黄进贤。二位老师认为我天资不错,又有一定基础,便收我做了学生,并吸收我参加作曲班的学习和歌曲创作小组的活动。作曲班的主要课程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担任的:汪毓和先生讲西洋音乐,王树先生讲民族音乐,张筠青和李艺之老师讲作曲基础。辅导部的黄进贤老师则担任视唱练耳课,我私下还从黄老师学习钢琴。除此之外,作曲班还不定期举办一些讲座,如王莘谈《歌唱祖国》和《农业合作化大合唱》创作体会,张鲁谈民间音乐在歌曲创作中的应用,骆玉笙谈曲艺音乐中“字”与“腔”的关系,等等,我至今记忆犹新。每周日上午,由高鲁生老师组织歌曲创作小组的作品讨论活动。我是创作小组年纪最小的一个,还是个带红领巾的孩子,但大家对我也平等相待,开诚相见。高老师有多年编辑工作经验,他对大家作品提出的修改意见都是很认真很中肯的。编辑部及辅导部的其他同志也都为安排课程、组织讨论和修改作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这一段学习,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年以后,我带着《群众歌声》刚刚发表的作品.走进考场,经过我认为并不吃力的视唱练耳考试和口试,以特别插班生的资格进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初中二年级。我能跨进这所音乐学府的门槛,不能不归功于《天津歌声》诸位老师对我的精心培育。
    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期间,我因集中学业,很少创作歌曲,但我仍是《群众歌声》的热心读者。爸爸作为这个刊物的一位主要词作者,凡载有他作品的刊物,必定寄给我一份。记得1963年夏天他寄给我的一期《群众歌声》,载有他和王莘、程瑞征合作的一首歌。他在信中告诉我,那是他们在一次群众歌咏大会上即席创作的。这一期封二还载有王莘、程瑞征在会上即席演唱这首歌的照片和一篇介绍这次即席创作的短文。爸爸的信中流露着成功的喜悦,也充满了对我未来的期望。
      1968年,在“文革”的厮杀声中,爸爸怀看极度失望离开了人世。同年起,我先后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五·一六”的罪名被“隔离审查”达五年之久。直到1973年解除审查后,才回到了阔别十五年的天津。
   从这以后至今的十七年,我重新成为这个培育过我的刊物的作者。更名《天津歌声》之后,我曾在这里发表过一系列音乐知识短文,发表过《形式本无优劣,艺术应分高低》《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谈轻音乐》等专论,并在编辑部举办的多次音乐讲座中应邀担任主讲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同子承父业的胞弟鲍和平合作,在这里发表了《海河,我故乡的河》等后来在群众中传唱的歌曲。1987年,他调入《天津歌声》担任歌词编辑。在这里,他主办了歌词写作函授班,并连载了他的长篇大论《歌词随感》。先父知我兄弟二人在他当年的园地上有此作为,该含笑九泉了。
   《天津歌声》出刊三百期,谨作如上文字,以示纪念。
   

1957年在天津群众艺术馆音乐创作组参加讨论。照片中左方带红领巾和校徽的(左一)是我,当时13岁,是刚刚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我的旁边是现在中国交响乐团的胡海林,当时他是天津耀华中学的学生。他也是从这个创作组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高中班的。右一为当时艺术馆音乐创作组的组织者高鲁生老师。

这张照片是新华社天津分社的一位朋友在1957年10月拍的,参过一次摄影展,展后,父亲从摄影者那里要来原作,一直保存到文革。文革中此照连同以上全部照片的一大本相册在抄家中丢失。1968年,父亲去世。1978年,文革过后,母亲辗转找到当时抄家的单位,居然找到了这本相册。


《天津歌声》1957年6月号刊登我的歌曲作品《登山》。7月,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插班生入学考试,我带着这个作品参加了考试。

1957年11月12日天津日报发表我的歌曲作品《歌唱美丽的长江大桥》


  

附记:当时在天津群众艺术馆学习时的两位启蒙老师——高鲁生和黄进贤,后来与我偶有通信往来。黄进贤老师在我考入音乐学院附中的当年,在天津被打成“右派分子”,一生受尽磨难。文革结束后在广西艺术学院从事钢琴教学。另文详叙。
 高鲁生老师从天津群众艺术馆退休。这是2000年高老师给我的信。

鲍元恺同志:您好!
  前些日子,清晨四时半,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你编曲的一组中国民歌管弦乐曲,非常优美动听。这几年你辛勤创作对交响乐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实践,并取得卓越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过去外国人只认为《茉莉花》等少数几首民歌是中国的民族音乐,这主要与我们推荐不够,现在好了,你把那么多精彩的中国民歌通过老外也可以接受的形式再传递出去,对加强中外音乐交流,开拓他们的耳界,是功不可泯的。今日又听到中国爱乐乐团演你改编的《小河淌水》《对花》《走西口》等中华名曲,真是太优美悦耳极了,希望你继续不断地推出新作。大概你已经到了创作自己全新的交响乐的时候了。如果令尊在天也能听到你的音乐,他不知有多么高兴了。顺寄 令尊生前为我治印拓片,请你留念。有空时亦请你也赠我书法一张。你的书法颇似你的父亲。虽未达到他的高度,但却保留了他的神韵和风骨。还有和平的书法也接近令尊。很奇怪这是不是遗传呢?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曾合作数首歌曲,在天津日报发表,但可惜我的旧稿遗失殆尽,但他的作品我印象很深,他很刻苦。你也继承了他的作风,顺寄一幅习作条幅。请雅正。
     高鲁生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八日

爸爸为高鲁生老师和高夫人樊淑珍女士治印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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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恬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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