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以来，中国先后批准了三个在科学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国家一类生物新药——世界首个基因治疗药物今又生、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恩度和溶瘤病毒H101。

但是，一种药物的创新，不仅仅在于其是否实现了科学的突破并获得了上市资格，也要看其在市场上是否被广泛接受；盘点一个企业是否取得巨大的成功，不仅仅要看它的新药证书，还要衡量其销售利润；同样，衡量一个高科技企业家的成就，也不仅仅在于他的专利，更要看他把科学变成持续的财富的能力。

正是秉承着这种自诩为科学的态度，我从2003年起持续跟踪着三种药物的发展。看似完美的科学并没有产生最初所期待的重磅炸弹级药物，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三种药物的研发人不论各种原因，都经历了共同的命运——下岗。

这足以让我们思考，三种药品代表的中国生物制药业的崛起，远远不仅是表面上看到的科学上的进展，其背后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值得我们所关注。

在各种因素中，我们看到了强大的“国家意志”在创新中的推动作用。上述三种成功上市的药物，背后都有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投入，来自政府（以及政府的窗口公司）的资金，在研发经费中都占据了大部分比重。

但是，仅仅靠政府资助是不够的，因为政府的资金并不能解决包括市场开发和企业治理在内的若干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也让我们把视线延伸到刚刚启动的新药创制重大专项。专项刚刚启动，做出任何的判断都为时过早，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提醒，并非只有几十亿资金就可以解决国家新药创新系统。

正是基于这个考虑，在我们的一组文章中，我们专门调研了以CRO（委托研究机构）为代表的民间科研力量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可能性。在我们看来，CRO不仅仅有更加成熟的新药筛选流程，也代表着现代社会合理的社会分工。

要实现国家在包括生物医药在内的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注重科研过程中的各种细节和管理也非常重要，而我们此前的调查报道发现，一方面是国家创新的高歌猛进，另一方面则是假冒伪劣试剂根本无人过问。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杂志与科学网从这个星期开始，发起了科学家签名呼吁规范管理科研器材市场的倡议。已经有包括金国藩、施一公在内的几位著名科学家签名支持我们的行动。我们希望这一活动能得到包括您在内的更多科技工作者的参与。

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有秩序的创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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