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也和小张聊了一下，王富伟、张森、谢珊、马金鹤、沈培（2022）一文中的采样。他们声称，“需要说明的是，资料收集与分析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在收集工作日志、焦点团队访谈和个人访谈之后都做了编码分析，并利用分析结果引导下一步的资料收集。”（p.74）

参考斯特劳斯/科宾的做法，“…data collection never gets too far ahead of analysis because the focus of subsequent data collection; that is, the questions to be asked in the next interview or observation are based on what was discovered during the previous analysis.” (Corbin & Strauss, 2008, p. 145) 

他们的错误在于：根本没有同步进行材料收集和分析。在收集日志等步骤里，就要开始一边收集一边分析了。请问：“我们请每位老师选择他们自认为较为典型的三天，记录从起床到入睡期间发生的所有事项及其起止时间。我们共收集到22 份日志…”（p.73）这些采样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是22份？而不是12份？2份？32份？换句话说，是什么在指引从第1份到第22份的日志收集？他们的做法是，无差别的，数人头。

通过这几天的讨论/举例说明，我确定的是，到目前为止，在中文世界里没有一篇是真正采用斯特劳斯/科宾（主要是所谓的“三级编码”）和查美斯（“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研究方式做的研究。

之前有个别同事私下和我坦诚，出于现实（非学术）考量，不得不采用斯特劳斯/科宾的研究方式（主要是所谓的“三级编码”）。没问题，我真的完全可以理解这一决定并且对他/她所处的状况深表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