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介意分享一下，在分析何木叶、刘电芝（2022）一文的过程中，几位同事和我私下在聊的内容。

某同事（ref.，2022/11/09）提到，“不说内容观点，就看这个学术规范也不太符合要求吧…唉，也是醉了，还挺不错的期刊，这么不严谨[捂脸]”。

难道何木叶、刘电芝（2022）不知道，直接引用他人的观点时要注明页码吗？整篇文章里没有一处直接引用的部分有注明页码。

譬如，在p.1274，“理论饱和则指 ‘关于某一类属没有新的相关资料出现，类属在属性和维度方面发展良好，表现出变化；类属间的联系已充分建立’（Strauss & Corbin, 1998）”

在p.1275，“持续比较是一种 ‘通过比较资料与资料、资料与类属、类属与类属、类属与概念的归纳过程，不断产生更抽象概念和理论的分析方法’（Charmaz, 2006）……”

还有，何木叶、刘电芝（2022）真的是自相矛盾，一边指出“方法论运用的一致性、透明性、规范性是研究质量的重要保障”（p.1273），一边又在附和洋人的狡辩，“扎根理论研究并非完全遵循Glaser 和Strauss 最初的处方，需要对不可避免的新变化持开放态度（Corley, 2015）”（p.1277）。请问，到底要怎么规范？随心所欲，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只要能发文章就行？更有甚者，把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变成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方法论（参考，有关Gioia的讨论）。难怪Corley （2015）会这么狡辩，当我看到Corley和Gioia等人的合作时。借用某方法英文期刊主编（ref.）的说法，何木叶、刘电芝（2022）一文像“洗钱”一样，借着“指出误区”的名义，洗白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中英文文章（包括，刘电芝、卢凤、许定远，2019一文中信息饱和等做法）。

盲信洋人/英文/顶刊/书里的到如此夸张的地步。何木叶、刘电芝（2022）一文在某种意义上“参考”了Bryant (2020）一文。何木叶、刘电芝（2022）当然不可能看出来，Bryant (2020）张冠李戴、望文生义的这些错误，譬如，“Use of the relevant and appropriate literature—Literature is used initially to establish the basis and justify the rationale for the research. Crucially, at later stages, researchers should have recourse to relevant and appropriate literature as an additional and critical form of data against which interim and later analyses can be positioned. In GTM terms this is a feature of theoretical coding.” （p.7）

在分析/讨论何木叶、刘电芝（2022）一文时，我正好在写半页的材料，作为Chen, Feng, Wang & Fei (2022)一文的补充，指出：“这应该是第一篇介绍扎根理论在中国的应用状况的英文文章。这篇文章的四位作者都尝试在硕博阶段运用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进行各自的研究，这也是我们作为这篇文章的共同作者之先决条件。我们合作的另一基础是，在各自的研究经历中，我们都学会面对各种不同程度的 ‘压力测试’，从而成为真正独立的研究者。” 我深刻意识到，在世界各地，不少人（包括，Bryant，2020）既没有读透原著，又没有动手尝试进行一项扎根理论，就开始在写文章/指出误区了。但凡动手尝试做过扎根理论研究，就不会闹出上述张冠李戴、望文生义的笑话了。Chen, Feng, Wang & Fei (2022)一文里有指出这些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