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晨，林志义（2023）基于扎根理论比较思维的体育学质性研究想象力生成经验与反思，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7（2），13-25。

我先引用《有感于“扎根理论”“火”了》（一盏心灯，2023年7月11日）一文中的这句话作为开头：“老生常谈的话题，连续地、长期地在一个领域辛勤的耕耘，这是王道，也是正道。”

先谈观点剽窃，后面再谈其它的。

我对，杨海晨，林志义（2023）的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把洋人的思想完全当作他们自己的思想，在文章正文里不提这些洋人的思想的出处，请问：这是学术写作还是小学生在写语文作文？

比如，下面这一大段（p.19），

“前已提及，僵化地进行文献阅读与运用基本上不太可能形成具有想象力的研究成果。那么在展开研究时到底应关注哪些文献以及如何运用文献？一般而言，可将文献分为3类：①实质性领域文献（substance theory），意指与具体所研究经验高度相关的文献。如研究武术代际传承困境，则武术传承、武术传播以及其他技艺传承等文献即是实质性领域文献。②上位文献或形式文献（formal theory），意指将具体所研究经验进行概念抽象之后的文献。同样以武术代际传承困境研究为例，对于这一问题，实质上是讨论一种文化在代与代之间的传递情况，因此，概念抽象出的代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文献则为形式文献。③跨领域文献（interdisciplinary theory），意指与具体所研究经验并不高度相关，但如果要较好地对该经验现象进行情境化理解则需涉及的文献。依然以武术代际传承困境为例，这虽然是讨论文化在代际间传递的问题，但我们都知道，文化在代际间传递的效果与代际关系高度相关，然而，代际关系并非简单的偶发性关系，而是受到宏观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此，社会转型以及社会结构等文献就很有可能会为思考武术代际传承困境提供具有场景性的启发，这些文献即为跨领域文献。”

请问：

（1）实质性领域文献（substance theory），上位文献或形式文献（formal theory）是杨海晨，林志义（2023）自己的观点吗？显然不是！

（2）剽窃洋人的思想也要认真地剽呀！还剽错！substance和substantive这两个英文单词看上去很像，前面几个字母都一样，但是意思确是完全不同。实质性理论（substantive theory）到了杨海晨，林志义（2023）那里就变成了“substance theory”，这是“毒品理论”吗？你们是在开玩笑吗？

（3）理论（theory）和文献（literature）是一回事吗？

还有，p.24的第一段，

“（2）在对因果关系问题展开探究时，虽然一开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已有知识所形成前设的“污染”，但在进入研究现场后，应谨慎地对待已有知识，而不应被已有知识所束缚，尽量打开控制去开放地“拥抱”具体情境中所接触到的意外材料，像一卷空白胶卷一样让外界事物投射到上面。在此过程中，把所获得的意外材料置于社会结构中，并随时与已有文献展开对比，从而发现具体经验、已有文献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进而调整学术问题。”

“污染”这一说法怎么就变成了杨海晨，林志义（2023）自己的思想了呢？明明是洋人（譬如，Glaser, 1998, p. 68）在英文文献里的观点/说法（“…avoid a literature review…not to contaminate…”），一到这篇中文文章里，就变成了杨海晨，林志义（2023）他们自己的思想，完全看不到观点的出处。

再谈杨海晨，林志义（2023）一文中的其它问题。杨海晨，林志义（2023）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学术能力对他们采用的、所谓程序化版本（ref.）扎根理论（Strauss & Corbin, 1990，等）进行甄别。 

（1）老问题，什么时候看文献？

杨海晨，林志义（2023）提到，“在比较思维的规范下，通常需要时刻在不同的分析阶段展开经验与常识、理论与理论、理论与经验之间的比较，并通过比较去发现理论—经验之间的张力，进而形成文献观点—经验事实的互动关系，从而获得让人眼前一亮的结论。” （p.15）

既然杨海晨，林志义（2023）认同所谓程序化版本扎根理论（ref.），那么我就引用所谓这一版本的以下观点。

借用我自己在某体育学期刊约稿一文（ref.）中指出的，杨海晨，林志义（2023），

“当然也没有发现所谓程序化版本（ref.）扎根理论里自相矛盾及变化多端的地方。比如，上述解释中有关文献的使用这一方面，所谓程序化版本（ref.）扎根理论一会儿坚持在完成一项研究之后（“after completing your study”）（Strauss & Corbin, 1990, p.49），换言之，只有在与某一理论相关的范畴形成之后（“It is only after a category has emerged…”）（p.50, emphasis in original），才去进行文献比较，一会儿又说，在展开一项研究之前（“Before beginning a project,…）（Corbin & Strauss, 2008, p. 38），研究者可以通过文献提出问题用于观察及访谈。到底是怎样？研究之前、之中、还是之后？”

（2）杨海晨，林志义（2023）把“比较分析”（p.13）和“连续性比较”混为一谈，反正都有“比较”这两个字。

见：“GT in China”（扎根理论在中国）这一系列中的、“有样学样：为什么一些中国人选择改造扎根理论方法论（Following suit: Why some choose to remodel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in China）”这篇英文文章（Wang, Shi, Li & Fei, 2023）的合作者之一、李晗（LI）（硕士研究生）是如何就这一问题进行追本溯源的。

（3）杨海晨，林志义（2023）提到的、“……质性研究更强调在意外现象所产生问题趋动下的理论“生成性”……” （p.17）。

质性研究都是为了生成理论？就连杨海晨，林志义（2023）认同的、所谓程序化版本扎根理论（ref.）都已经否认了。

我引用我自己在写的文章（ref.）里的这两段话，

“科宾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陆续对她自己提出的所谓程序化版本扎根理论（ref.）不断修改，以结合“现代思想”（“contemporary thinking”）（Corbin & Strauss, 2008, p. ix）。她（Corbin & Strauss, 2008）现在承认了，最初的扎根理论已经演变成不同的、扎根于材料的理论建构方式。换句话说，后者未必都是扎根理论。她（Corbin & Strauss, 2008）甚至还承认，理论建构不再是研究的唯一目的。讽刺的是，在中国，大多数人还在盲信所谓程序化版本扎根理论（ref.）以及其中的三种编码方式（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ref.）。我们在“有样学样”一文（Wang, Shi, Li & Fei, 2023）中有尝试分析其中的一些原因，尤其是一些非学术的原因。

包括三种编码在内的、由斯特劳斯和他的学生、科宾（Strauss, 1987; Strauss & Corbin, 1990等）陆续提出的所谓程序化版本扎根理论（ref.）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缺乏学术精神的产物（Glaser, 1992），更不用说，上述列举的、所谓程序化版本扎根理论（ref.）中各种自相矛盾和变化多端的地方。总之，借用科宾她自己的原话，时代变了，知识变了，伴随着这些改变的人也在最大程度上变了（p.ix）。对她而言，扎根理论就是一个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变就怎么变的方法论。请问，难道还要进一步地把所谓程序化版本扎根理论（ref.）划分为1.0，2.0，3.0，4.0，N.0次版本吗？这真的是一场无休止的闹剧！”

（4）杨海晨，林志义（2023）的“意外材料”这一说法，比如，“……为避免在学

术产出时对意外材料的忽视……” （p.18）

扎根理论不是不带任何预设吗？（ref.）既然不带预设，哪有什么意外不意外的材料？真的是自相矛盾！

（5）自相矛盾的地方还有，杨海晨，林志义（2023）提到的、“笔者团队采用口述史方法探讨“传统武术代际传承困境”（这是笔者团队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具体而言，在对民间拳师的习武传武进行田野调查之前，对于有可能涉及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案等不做任何预设……” （pp.18-19）

“不做任何预设”？这可不是杨海晨，林志义（2023）采用的、所谓程序化版本扎根理论（ref.）里的做法哦！见：“（1）老问题，什么时候看文献？”里的讨论。

再次说明，这些人真的太沉迷于“学术自慰”（Fei & Lowe, work-in-progress）。他们所提出的以及那些人所认同的所谓程序化版本扎根理论（ref.）真的是自相矛盾、变化多端、令人一头雾水，更不用提所谓这一版本的提出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缺乏学术精神的产物（Glaser, 1992）。我引用我自己在写的文章（ref.）里的这一事件，

“我[费小冬]问Andy的一个问题是：你之前有提到过，你见到了斯特劳斯。跟我说一下，那次见面的情况。

Andy 答道：

在9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我通过征求他妻子的允许，让我在他们旧金山的家中见他，从而直接接触到安森·斯特劳斯。征求事先的允许是必要的，因为安森·斯特劳斯的老弱以及身体一点也不好这一状况。她不情愿地允许我只见他一小时。在我们对话的一开始我就问他，关于这本由安森·斯特劳斯和朱丽叶·科宾合著、Sage出版、书名为“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书的有关情况。安森·斯特劳斯告诉我，他对他的名字作为合著者和这本书关联在一起颇感尴尬，因为事实上他没有写这本书。他告诉我，朱丽叶·科宾是他的一位学生，为了给她一个面子，他同意写这本书的前言。后来朱丽叶·科宾劝安森·斯特劳斯用他的名字作为合著者，因为这样会对她的学术生涯有帮助。由于安森·斯特劳斯和朱丽叶·科宾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他拒绝了（demurred）。当我询问他更多关于他作为该书合著者的角色，安森·斯特劳斯告诉我，他不仅没有合著该书，甚至没有从头到尾地读过这本书。”

洋大人在瞎搞，一些中国人也跟着瞎搞。借用杨海晨，林志义（2023）他们自己的原话作为结尾，我在其中加了[方法论]这几个字，

“实践也证明，缺少对前人[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全面了解，基本上不太可能形成具有想象力的[方法论]研究成果。当然，过度沉溺于前人[方法论]文献而不展开批判性思考，同样也不太可能产出具有想象力的[方法论]研究成果。”（p.16）

另外，某体育学博士生（ref.）昨晚也反馈给我，“问题[杨海晨，林志义（2023）]能发到我们体育学很好的期刊，就很有质疑，唉，专家的名声，大过一切，您知道吗，费老师，现在体育学界热衷于把其他学科的理论拿过来（什么生物学、理工类的都拿过来）就是为了看起来能唬住人……我们认真做调研写论文的人发不出来，那些按照既定范式的专家一发就发出来了，唉”。

“能唬住人”？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