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去世，又引发国人对“国学”的关注。然而这种关注，就像不久前北京的孔子像一样，也只能有短暂的热度；在物质利益的巨大引力面前，这些东西终将烟消云散。

南怀瑾先生，本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美好愿望，倡导儿童读经活动，颇有影响。大德净空法师，也不遗余力推广《弟子规》、《了凡四训》等善书，试图“振纲纪于废壊，挽世风于日下”。更有各类教育家、企业家、科学家等，以非凡的热情加入到弘扬“国学”的行列中，一时间“国学”的队伍蔚为壮观，似乎全民之素质改善即在此一举，而中华之复兴亦指日可待。

然而，君不见，目前的华夏大地，仍然是丑恶遍地，民怨沸腾。不论是“德治”的高谈，还是“荣耻”的雅意，似乎都被吸入“全民贪腐”的深潭中，被融解消散。

要想理解这样一个看似诡异的现实，我们只须搞清楚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现在的“国学”到底是什么？

第二：为什么某些政府和企业会热衷于推广“国学”？

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我们才可能清晰地思考现代“国学热”背后的事实真相。

我们先看上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实际上，由于中华数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国学”的概念也很难有个可被所有人都认可的定义；但是要给现下流行的“国学”界定一个范围，还是比较容易的，那就是：现代国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弟子规”等为诠释的，封建社会理想的道德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

虽然这个定义是极为狭隘的，例如，该概念不仅将佛学、道学这两大文化支柱排除在外，也摒弃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连文学、艺术等文化现象也鲜有提及——甚至，还不如科举时代的“四书”“五经”，因为基本上没有看到现代的国学弘扬者有能力在较大的范围内推行对四书五经的学习；很多地方，“弘扬国学”变成了“背诵弟子规”。

在这个范畴的现状之上，结合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超长而相对稳定的封建社会中所起的“中坚”作用，我们不难总结出当今“国学”的本质伦理，那就是：在顶层架构，是以“三纲”为核心的等级式秩序，而在应用层设计，则是以“五常”为基础的家族式伦理。现代国学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彻底摒弃精神和灵性的追求，更是贬低心理和肉体的享受，而唯以可“实物化”的物质利益及物质秩序为唯一追求对象。

现在说第二个问题：

像“儒学”这样的一个理论，在生产力比较低下、以家族势力为社会主要构成成分的封建社会，对于维系社会的组织结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的个性和理念的多样化，加上缺乏有足够权威的家族体制，这样的“国学”应当难以再有什么用武之地。但是，由于目前整个国家的形势是，既缺乏强有力的凝聚性理念（例如信仰），又缺乏公正而完善的法律法规，因而导致贪腐横行和秩序混乱；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南怀瑾和净空法师等这些受过传统教育的『社会公知』，将改良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过去时代的信条上，是有他们的理由的；即使他们的美好愿望不能成功，我们也只能说这是他们的“有良心的和诚实的错误”。

但是，除了这些积极推动“发扬国学”的知识分子外，还有一些企业和机构，也在照猫画虎地进行强制性“推广”；他们的目的又在于何处呢？

只要稍微深入地思考一下企业和政府的本质属性，结论就会变得很简单了。

企业，是一个谋利单位，其职能就是管理企业人员高效率地进行工作，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同时降低成本（包括用于劳动者的成本）。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企业的管理者和企业的一般劳动者之间有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关系（当然，从最高层的企业所有人，到高管、中管，这个冲突的范围有一个灰色的过渡地带，而非完全的对立）。在这样的范式之上，我们不难理解，企业的行为核心，就在于“管理”——即提高管理效率，从而降低管理成本及劳动成本。同样我们可以推理，如果市场上出现能够完全到达工人的工作水平，并且维护成本与工人的工资福利持平的机器人，企业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机器人来替代工人，并彻底废弃在工人当中的“国学”灌输（因为后者也需要额外的运行成本）。

至于政府，可以类比为一个超大规模的企业，其谋利方式以税收为主要来源，其管理职能的范围则比一般企业更为宽泛，包括治安、教育、公共设施等。由于管理范围的宽泛、复杂和成本高昂，高效的管理更是各级政府追求的目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政府也有参与“弘扬国学”的积极性——一个思想“统一”，行为“规范”的社会人群，是任何各级政府的天然梦想。

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以商品交换为最重要社会活动的社会。加之以发达的资讯，促进了社会的多样性，个体差异日趋显著；而由于广泛的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化潮流，人们都在为个人的利益而竭力算计，因此更加人心离散，难于进行高效的企业（或政府）的集中化管理。但是，一个信念谐振、行为一致的集体，是所有企业（或政府）领导者的终极理想；面对当前的“混乱”局面，一些企业（政府）拿起“国学”这个法宝，试图重温『国学』几千年来凝聚人心、强化管理的魔术般魅力，就不足为奇了。

或者说，儒家学说到底能否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改良起到积极作用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正确的认识。

一种文化现象对社会的作用，正如一种食物（例如高热量的食品），对人体是否有促进健康的作用，必须针对具体的对象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的论断是没有意义的。以前述高热量食物为例，对于国内城镇居民中那些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三高”人众，显然不是健康食品，甚至可以说是食物中的“毒药”。但是，对于偏远贫困山区的那些三餐不继的孩子们来说，则是营养补益的天品。

商品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商品之间的等价交换。这个基本的社会活动，决定了参与等价交换的人与人之间，也应当是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天然地排斥血统、地位、等级等封建要素，而亲和平等、自由、法制等现代理念。因此，在现时代还念念不忘所谓『国学』的“弘扬”，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不可能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在很多具体的案例中，可能弊大于利，有些案例甚至纯属欺骗（我们在一些某些企业中已经发现这样的案例，企业主大力宣传所谓“传统文化”，但在员工福利和公正守法等方面却极为卑鄙下劣）。

社会的发展是不会因为几年或者几十年间若干人的努力（尽管可能是充满善意的努力）就改变其发展规律的。无视这种规律，自我安慰的美其名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弘扬”，对自己是自欺，对他人则是欺人。更况现在一些企业（政府），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来达到控制、压榨底层劳动者的目的，更是其罪难赎，其心可诛！

针对上面的分析，也许有人会怒气冲冲地质问：“难道我们就应该抛弃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孝顺老人，爱众诚实吗？”

这些质问看似合理，实际上很偏颇。它相当于在医生提醒了大家“多吃白糖对身体有害”后，质问医生：“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吃糖了吗？那么淀粉中的糖呢？馒头呢？大豆呢？我们都不吃吗？”

这样一种偏颇的思维模式，建立在“非白即黑”的思维习惯之上，其实质在于如下的错误逻辑：

上述思维逻辑的错误是非常易明的，例如，中学生都知道，牛顿定律属于描述物理世界的“正确”理论之一，但是也我们同样承认，在高速和微观领域它是不适用的。而认可哥白尼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更不一定非要认可他的“太阳中心”理论。关于概念逻辑的例子：糖尿病人不宜吃糖（白糖等），但不可能不吃“糖”（谷物蔬菜等中的糖、淀粉等），因为糖是食物能量的最主要形式，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

以“孝道”为例，建立在“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基础之上的孝道，和建立在“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孝道，其具体的行为模式是有区别的。以经典的曾子的父亲“杖打曾子”的公案为例，曾子、孔子以及现代理念对该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方法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看似不大，但正像“白糖”和“馒头里面的糖”对身体的作用不同一样，这种差异对于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也是生死攸关的。而认清社会的发展规律，顺应发展的潮流，选择适合的社会改良方案，正是社会公知和当政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盲目推行所谓“国学”，属于“自欺欺人”，其后果，则只能是“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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