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邻日本至少出现了三位管理学大师：威廉.大内、野中郁次郎和大前研一。从学术贡献来说前两位的贡献要更突出一些，而大前研一则类似于美国的彼得.德鲁克，他在管理实践指导方面的贡献要更突出一些。威廉.大内的代表性成果是对日美企业文化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著名的Z理论。而野中郁次郎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组织知识创造过程方面的贡献。为何威廉.大内和野中郁次郎能成为世界闻名的管理学大师？
   首先，两位学者都曾留学美国，并获得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威廉.大内获得了芝加哥大学企业管理博士学位，野中郁次郎则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销的商管博士学位。通过博士学习，两位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管理学思想与理论的熏陶，这对他们运用西方最先进的管理学思想和方法，站在巨人肩膀上进行管理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两位学者的研究都深深扎根于日本本土的社会文化和习俗惯例。威廉.大内在《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美国为何要向日本学习的问题。他认为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是日本的企业组织和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的核心是重视人的因素。日本企业文化中的信任、微妙性和亲密性都非常值得美国企业学习。而野中郁次郎则在《创新求胜--知识创造型企业》中提出为何日本一些优秀企业能取得如此的卓越成绩，其原因在于日本企业注重隐性知识的分享与创造。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是哲学家笛卡尔的创举，但首次强调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转化及其在企业中的作用却是野中君的杰作。隐性知识明显具有东方文化的特点，而西方文化下更多强调显性知识。
   再者，两位学者的研究进程都是以或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及一批优秀企业的出现为前提背景的。主题都是以研究日本企业的先进实践为目的，探求日本企业卓越的根本原因。基于对先进实践的分析，总结和提炼出的相关理论观点当然具有创新性。

  基于以上三条理由来看看中国管理学界的情况。目前在国外著名大学攻读过博士的学者有许多，虽然都接受了西方系统的管理学思想和方法的熏陶，但对本国民族文化透彻了解的并不多，因而在把民族文化和西方管理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求同存异研究的实在是太少了。那些继续延续西方管理思想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很难有突破性成就的，只有当他们回归到本国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惯例方面时才可能做出创新性成就出来。在我的有限了解中，席酉民教授的和谐管理是一个似乎想结合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管理概念。但在进行中西比较凸显中方独特民族文化方面似乎有些欠缺。
    此外，包括和谐管理在内，有民族特色的管理概念与思想必须直接来自一些本国优秀企业的实践。如果不研究它们，不从它们身上找到所提出的包括和谐管理思想在内的任何一个管理思想的影子，那么这个研究及其新管理概念的提出就缺乏信服力。这些的新思想和新概念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无法去帮助其他国家的人们去认识这个国家和其一批企业优秀的原因，在理论上无法取得期望的学术地位，在实践上也缺乏实际的启示意义。因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一批优秀企业的崛起为中国学者立足本国文化提出创新性管理概念与思想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我们的管理学者必须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在国际舞台上也要争取几个管理学大师的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