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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说年味 精选

已有 5108 次阅读 2022-2-4 08:34 |个人分类:谈天说地|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年后说年味

我们中国人每年要过两个“年”,一个是阳历年,一个是农历年。阳历年是正式的国家纪年,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在决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的同时,还决定“采用公元纪年”。农历年则是我国传统的纪年,1914年将农历年元旦改称春节,至今108周年了。近几十年来,欢度春节的风气,一直浓烈,远远胜过正式的国家纪年元旦。所谓年味,也就只是指过春节的气氛了。

这些年,一直有人“吐槽”现在年味不浓,除了放假以外,好像感觉不到在过年了。

那么,什么是传统的年味呢?好像谁也很难用简单的几个词或几句话说清楚。我也没有这个本事,只是能够回忆起这些年来经过的春节前后的情景。

我生在上世纪40年代,不过,记得过春节的事情最早也是50年代的了。那时候快过年了,大街上各个“机关单位”的大门前,就要扎制牌楼,以粗大的竹子为主干,以松柏枝条为“皮肉”,悬挂灯笼,或写大字“欢度春节”。扎制牌楼,恐怕还是40年代和更早的传统。印象中到了50年代后期, “大跃进”以后好像就不大有了。

家里开始置备年货,而以购买“笋干”为最先,粗大的笋干需要浸泡、煮发,煮了又浸,浸了再煮。

最忙的行业恐怕是做衣服的裁缝和绱鞋的皮匠。那时候大人小孩的衣服,绝大部分都是自己买布后裁制的,小孩衣服自己可以做,大人的要略微讲究一点,请裁缝做。鞋也是自己做,不过绱鞋麻烦一点,就请皮匠(鞋匠)绱。过年都要穿新衣、新鞋,所以裁缝和皮匠就格外繁忙了。

剃头店和澡堂也是生意兴隆,由于都是老主顾,年底去剃头和洗澡,不免要多给一倍的钱,以感谢他们一年的服务。

各家置备年货,那时候也卖鞭炮,小孩子最高兴。不过,他们只有几百元(即几分钱)的零用钱,会做买卖的小贩就把“小鞭”拆开,一个一个小鞭炮卖给孩子。小孩子就在大街上放小炮,突然的一声,把路人吓一跳,于是骂一句“小赤佬”,继续走他的路。钱少的孩子还可以买放在“发令枪”里的“火药纸”,那东西便宜。当然小孩子没有发令枪,可以自己用铁丝做,利用橡皮筋的弹力,打响火药。也可以用两块麻将牌,用橡皮筋一扎,再拴上一根布条,把一颗火药夹在麻将牌中间,往上一扔,落下时在水泥地上一碰撞,就啪的一声响了。更简单的是水泥地上放一小块砖瓦碎片,碎片底下放一粒火药,用脚把碎片一拧,火药就炸了。这种小鞭炮或火药纸的响声,在年前后的街上此起彼伏,开学后就没有了。

大年夜,一般人家都要祭祖,仪式庄严肃穆。供上菜,盛上饭,筛上酒,点上香烛。从家长开始,依长幼次序给祖宗下跪叩头。最后烧锡箔纸。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人说话,生怕惊吓了祖宗。

当然,小孩子最渴望的是吃年夜饭,那是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餐。年夜饭不一定大年夜吃,可以提前到前一天(称小年夜),也还可以更提前几天。这种情况下,一般要请亲朋好友中的某一位或几位一起吃,饮酒猜拳行令,热闹非凡。今日我家请,明日你家请,后日他家请,都称年夜饭。到了真正的年夜饭,自己家人吃的就比较逊色和随便一点了。

苏州人初一早晨一般是吃“圆子”,那主要是糯米粉做成的,切上年糕丁,加糖一起煮食。我家通常在年夜饭后,大家一起搓圆子。晚上要封井(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家里有井),当然,提前在水缸里吊满水。

初一醒来,小孩子身边已经放好了新衣新鞋甚至新帽子。有时候,家里没有钱给小孩子买布做新衣,也会用大人的衣服改制,并染色,看上去跟新的差不多。

我家的孩子每人能够得到一包零食,内装几颗糖果、一些花生、瓜子、小橘子之类的,这样小孩子就不再去大人桌子上几只果盘里随便拿干鲜果品了。桌子上整齐的果盘可以待客。

年初一人们相见,都会相互拱手,互道恭喜发财。不过走亲戚拜年,好像要初二和以后的几天了。

我家住在城市中心,年初一近中午,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到市中心附近游玩。大多数商店是打烊的,但是饮食业生意很好。街上的摊贩很多,以卖玩具的最多,竹木制的刀枪剑戟、气球、灯笼、空竹、孙悟空之类的假面具等等,都是小孩子们的最爱。一些郊区农民也制作了平时看不大见的小零食,拿到城里叫卖,例如腌金花菜(草头),腌脆梅等等。

那时候,各家经济大都不宽裕,所以放炮仗的人家不多,放烟花的则更看不大见了。只有小孩子的小炮和火药子的啪啪声,这里一声,那里一声。也有几个不知什么商店而不上班的青年店员,拿了锣鼓,在街上边走边敲,打出各种鼓点。这样的热闹,也就两三天。

我印象中5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年味,大致如此。

从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印象更深的是票证。为了照顾城市居民的春节供应,有关方面确实很费脑筋。越是经济状况困难的年份,发的票证越多。到春节的时候,大概能够有几十种票证吧。每人发一大张纸,大概有A4纸这么大,分成小的普通邮票那么大的块,编上号,一号票买什么,二号买什么,都有通知规定。而且要买到某种商品,往往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我记得有一年我早晨一大早天还没有大亮就去排队,排了两个小时队,终于买到一点黄豆芽。

60年代中期开始,我到北京上学。有几年春节是在学校过的,北方的同学一般都回家,南方同学大概有一半不回家。不回家的原因还是家庭经济问题,学生不想多花家里的钱。一般地说,南方人对于春节不回家比北方人开通,不回也就不回了。后来那几年又讲究“过革命化春节”,一般工人放假时间也很短。听北方农村的同学说,他们回家竟然还要给长辈磕头拜年,南方同学都很惊讶。南方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对活人的跪拜礼就废除了,49年以后向老大哥学习,就更不兴磕头了。

70年代中期,我在东北的一个很偏僻的小农场过了几个春节。那里当时属辽宁,现在回归内蒙古了。农场比周围的农村要富裕些。过年大家都休息,印象深刻的就是杀猪喝酒。各家都喝酒,干部们喝得更多些。干部和群众对我都很照顾和看重,我虽然不善饮酒,但是也常常成为座上客,喝的次数很多。农民没有钱,所以放炮仗很少,好像就大队部放几个二踢脚和一串鞭炮。

正月十五前,各家都用水桶装上水,放屋外一个晚上,水没有完全冻上,只冻了一个冰壳。把水倒掉,冰壳取出,吊起来挂在房前,中间点上蜡烛,就是一个漂亮的冰灯。农民们还出来“扭会”,到各家门口扭,大家自娱自乐,都很积极。

80年代的济南,改革开放带来新气象。大家有了电视机,大年夜看电视剧,后来就看春晚。震耳欲聋的烟花炮竹响个不停,与过去我经历过的大不相同。大年初一早晨,天还没有全亮,就被炮竹声催起,赶紧吃早饭,因为说不定马上就回有人来拜年。那时候那里讲究大清早就拜年。给导师拜完年,就要到系里团拜。家属院、校园里到处都是脸上堆满了笑容的人们,这个系那个系的,只要有点面熟,就笑嘻嘻地拱拱手或握握手,说一声过年好。团拜开始以前,系里的工作人员也是大放鞭炮。

在80年代到90年代,物资的供应一年好似一年。大家的工资从1984年以后,也就一年多于一年。烟花炮竹也就一年盛似一年。炮声太响,产生的垃圾太多,空气的污染太重,医院收治的炸伤病人大增。到了90年代,在城市烟花炮竹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被禁止燃放。

禁止燃放之初,禁放政策几乎得到了一致的拥护,至少在人们的口头交流时都是如此。当然,当时自媒体不发达,反对的意见,不容易表达出来。

春节清静了几年,有人忍耐不住冷清,要求允许燃放,于是有条件地开放了。开放过后,又是炮声震天,污染严重,于是再禁。

这四十多年来,我们的“过年”气氛确实发生了大的变化。

过去,年前要去准备年货,挤得一塌糊涂,忙得一塌糊涂,累得一塌糊涂。现在,吃得天天像过年,市场上的商品堆积如山,一年四季的蔬菜就像没有春夏秋冬一样。吃的食品、穿的衣服、用的家什,随时可以到市场买来,甚至不用去市场,手机或电脑上一个指令,就有人送上家门。

过去,过年主要忙吃的,现在不忙吃的了,过年的“主部”没有了。

过去,平时见不到亲戚朋友,逢年过节可以串门访友。现在,见不到的,想见可以随时视屏连线,至少可以在微信上写上几句话。有事情都说了,健康、生活、工作情况都知道了,过年还有必要再聚首见面吗?

过去,家家户户的生活状况大同小异,过年就是在家里吃吃喝喝,走亲访友。于是就有了过去传统的年味。

时代在变化,生活在变化,“年味”也必然要变。我们不能回到过去的生活,当然也不能有过去的年味。

现在一家有一家的过年方式,可以去游玩祖国的名山大川,可以去欧洲美洲非洲澳洲(这两年疫情是例外),可以在农家乐清静一下,也可以什么也不做,在家里发呆。这种多种多样的过年方式可能将是新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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