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精美的壁挂，没有华丽的装潢，甚至连一张压在桌角的照片都找不到。这样的房间与其说属于一个儒雅的学者，倒不如说属于一个悟道的老僧更为令人信服。那“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的典故如果说出自这里，我想定会有人相信。

　　我兀自胡思乱想着，房间的主人却已翩然起身，伸手与我相握，微笑着说道：“你好，我是王元丰，欢迎来访，一路辛苦了。”

　　他就是王元丰，北京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中央教育文化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中国公路学会理事，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个先后主持40余项国家、省部级高水平科研项目，出版《钢管混凝土徐变》和《AFRP约束混凝土柱理论》两部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170余篇学术论文，70余篇文章被SCI、EI检索，拥有6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奖的学者。

　　而在这些政治和学术身份之外，王元丰还是一位作家，他撰写了三本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工作与生活的长篇小说，是我国第一位出版长篇小说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博士后。他的小说《心役—心灵的苦役》1995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而立之年》2001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他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光明日报》等媒体发表各类文章60余篇。

　　求学往事

　　对于王元丰而言，内心的平静一直是他真心向往的，然而他的人生却并不如他向往的那样平静，高中求学时的一些往事，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

　　王元丰回忆说：“还记得中考的时候，我离录取分数线差了4分，照理说我应该不能再上高中了。”

　　“那么后来是通过交钱上的吗？”我插话道。王元丰一笑，并不介意我的多嘴，继续缓缓地说：“不是，这件事还得感谢我的母亲。”

　　原来王元丰当年中考成绩出来之时确实是差了4分，没能到录取的分数线，但王元丰却坚信，以自己的实力，绝对不会考不上高中，这个分数绝对是有问题的。一般的母亲听到孩子这样说，或许只会认为这是孩子为自己找的借口，安慰一番，然后劝说孩子认命了事。然而王元丰母亲的选择却颇为与众不同。

　　“查分，在当时我这样说完之后，我母亲选择了去教育局替我查分。记得当时我们还住在农村，我母亲在县城里呆了一周的时间，才终于说通当时的官员，替我查了分，而最终也如我所愿查出了5分，也正是这5分，让我最终能考上高中，获得后来改变命运的机会。”王元丰如是说。

　　王元丰母亲因为相信儿子，而如此不辞劳苦，大费周章地去查分，不仅是在当时，即使是在今天，也是让很多人感佩不已的。然而，当年的王元丰却辜负了母亲的一番心意。

　　高一学期期末，王元丰就因为打架，领到了开除学籍、留校察看的处分。然而他并不以为然，在那年期末的暑假中，并没有对父母提起这件事。直到高二那年开学的时候，处分的信件被邮寄到家里，他的父母才真的着急了起来，于是他们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来看看自己的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不幸是他们的到来却看到了更为尴尬的一幕。

　　“我父母来学校找我那天起初我并不知道，他们先到教室看看，发现我没有来上课，后来才发现我正在宿舍睡大觉呢。不过当时我看到他们时候心里也并没有什么愧疚和尴尬的感觉，我并没有认为自己犯了什么了不得的错误。”王元丰回忆说。

　　我想如果接下来的事情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暴打或是臭骂，那么将没有人感到丝毫的意外。母亲费尽气力，让孩子考上高中，他却如此的不争气，父母的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一想可知。然而，王元丰等来的既不是一顿暴打，也不是一顿臭骂，而是被父母带着去了一家餐馆，三个人坐下来安静地吃了一顿饭。没有打骂之言，没有怪责之意，没有说任何的重话，然后就默默地离开了。

　　但是，父母这样的态度却使当时的王元丰产生了极大的愧疚，他真切地感受到他让父母伤心了，一个懵懂的少年到此时，才真正开始觉醒。

　　“记得以前我一直像当时的很多东北的孩子一样认为敢打架，敢逃课，敢不交作业很风光。但从那天起，我才真正觉得自己错了，才真正地觉得时间经不起浪费，青春经不起挥霍。那天我立志要好好学习。不能对不起父母。记得高一期末那会我只有一门数学及格，等到高二高考的时候，我的成绩已经排到了全县第十三名了。”王元丰这样说。

　　为生活加一点色彩

　　“记得在我的童年时代，似乎也没有什么很宏远的梦想，当时考大学就是我唯一的目标。但如果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一定是想成为一名作家了。”王元丰微笑着说。

　　许多人都曾有过成为作家的梦想，然而人们大都因为这样或是那样的原因，梦想中道夭折，当这些有着如许梦想的人谈起儿时的梦想时，他们更多如同谈起陈年旧事一般，一半沉湎，一半叹惋。然而王元丰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他并不为自己没能成为一名作家而后悔，却依然为自己仍能保有作家写作的习惯和作家的基本生活态度而骄傲，依然为自己能够艺术地生活而骄傲。

　　“其实到今天，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成为一个陈腐落魄的文人，‘活着的时候连自己都养不起，死去之后却养活了别人’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我更喜欢像我现在这样，不为生计所扰的情况下尽情地安排我的写作，享受写作带给我的快乐。”王元丰略显得意地说。

　　王元丰不在意自己是否能够成为作家，但他一直对写作保有浓厚的兴趣。他刚上大学那年，便加入了《鸭绿江》杂志的函授班去学习写作，在那里他迈出自己走向梦想的第一步。1989年，王元丰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处女作《困惑的研究生》，表现了他读研时期心灵的困顿和对前途的迷茫。从此之后，他的写作生涯算是正式开启了。

　　“我后来还陆续写过几本小说，虽然没能成为什么畅销书，但我确实从写作中得到一种满足。我写作更多是为了反映出内心的情感。生活总是不如想象那般美好，我感觉到许多的感情不能得到表达，而写作恰恰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我希望把想到的写下来，给自己生活一个应有的交待，给自己希望和鼓励，也算是为自己当时晦暗的生活添加一点亮色吧。”王元丰若有所思地说。

　　我在王元丰的小说《而立之年》的前言中，找到这样一段话：七年前的盛夏，当我在几乎与社会隔绝的校园中，用一个一个汉字撞击自己的心灵，和着汗水和伤口渗出的鲜血构筑这本小说的时候，我曾希望它是我与命运抗争的堡垒，我曾希望他是我走向新生活的台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小说当初所背负的重任也渐无影踪，而我也开始明白尽管生活十分需要艺术，但生活不是艺术，艺术对生活的作用有时是微乎其微的。生活问题的解决依靠的是执著地生活、努力不断地超越生活。

　　建言履职

　　“我最近在政协学到了几句话，我把它记了下来，回来后送给我的学生，‘选提案要有政治家的眼光，做提案要有科学家的素质，写提案要有文学家的才华，用提案要有经济学家的头脑’。这几句话给我很大启发，我觉得做科学研究也应该这样，要像政治家一样看得宽广长远，做科研时候要像科学家一样心思缜密，写出论文来要像文学家一样富有表现力，能够感染别人，但还要像经济学家一样让成果有效益，不脱离实际。我现在力求自己能够这样，不过应该说还处于学习阶段。”王元丰谦虚地说。

　　据了解，王元丰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他一直积极建言履职，发挥自己参政议政的作用。曾多次就民生问题、环境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这些年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问题，我始终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曾对此写过几个提案，其中包括发展绿色建筑、发展绿色交通、节能减排等内容，这些提案都得到了市政府高度的重视，我还曾参加阳安江主席召集的关于北京发展绿色交通的座谈会。”王元丰略显严肃地说。

　　王元丰关注的第二个重点是教育问题，他曾就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研究生毕业电子注册问题提出建议。尤其当谈到研究生毕业电子注册问题时，王元丰有些骄傲地说：“记得市教委还专门因为研究生毕业电子注册这件事来我这里走访过，并且采纳了我的建议，这件事确实令我感到很高兴，我真正觉得我这个委员也算没有白当，也算是为北京的研究生做了一点事情。”

　　除去做好政协委员的履职工作外，其实王元丰在九三学社中央也做了许多参政议政工作。他曾为九三学社中央写过很多报告提案，内容更是涵盖了教育、文化、环境、民生等诸多方面，有许多提案都曾在社会上产生相当热烈的反响。然而，当我问起这些事情时，他只用“那只是我的本职工作”一语带过，并无其他言辞。

　　王元丰告诉我，他未来有三个愿望。首先，做好在九三学社中央的本职工作，同时不辱政协委员的使命，进一步发挥自己参政议政的作用，让自己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第二，教书育人，做好自己的科研工作，做一个好老师。在教育和科研方面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那么第三呢？”我追问道。

　　他微微一笑，随即缓缓说道：“继续我的写作工作。把自己的思考贡献给社会。另外，我打算和我的夫人合写一本小说，纪念我们共同走过的人生，虽然我还不确定安排在什么时间，也许今年，也许明年，也许会更久，但我想我总会写完的。”
那将会是怎样一段精彩的故事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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