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从老家来到北京，原来一直跟祖母生活在一起，所以满口都是家乡话。来北京没多少日子，就进了托儿所，到托儿所之后，学北京话学得很快，便在家与父母和祖母还是说家乡话，这种转化当时对我好像也很自然，没觉得有什么别扭。所以，我一直觉得家乡话与北京话之间很容易沟通。可是有一天，在上小学之后，有一个同学来我家，祖母与他聊天，他居然说听不懂。我当时感觉很奇怪，怎么我能听懂的话，他怎么会听不懂？当时就是不理解，过了些年，才明白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京工大院里，我的小学同学很多家长也都来自五湖四海。有个同学家长是浙江义乌人，所以这个同学的母亲说话，我听着就很费劲。就连她叫我的名字，三个字读起来跟普通话完全没有共同点。如果不是她当着我的面叫我，我都不知道她是在叫谁。不过，好在她也是尽力在说普通话，所以使劲听还是能听懂一些。

上小学时，三四年级时，我们班换了班主任，是河南人。这位老师说的是很地道的河南话，当然，具体是河南什么地方的，当时的我是辨别不出来的。直到现在，我也分不出郑州话与驻马店话之间的区别。因为听到的机会都很少。小时候，收音机里经常播送河南坠子，只是觉得河南坠子并不难懂，也不难听。后来，我在大学时班主任时，有位河南驻马店来的学生，他口音比较重，但听懂没有问题。

文革前，电台里也经常播送山东快书。当时著名的演员我印象深的是高元钧。所以听得多了，山东话，主要是济南这边的方言，还是能听懂一些的。当然，山东快书还是比较正规的官话，没有更多的嘎杂子土语。如果夹杂着那些土语，估计能听懂的比例就不多了。山东胶东地区的话又是另一样。当年，侯宝林相声里说诸葛亮是山东人，模仿的山东话就是胶东话。我原来一听，怎么这个山东话与山东快书里的山东话不一样？后来，大致了解了原来山东分鲁国部分和齐国部分，济南那边的方言属于鲁国部分，胶东那边的方言属于齐国部分。

在北京居住这么多年，原来在大院里生活，讲的都是普通话，后来搬到海淀镇，才知道北京也有方言。海淀地区把“看不见”的“见”，发成阳平音，我当时很奇怪，但同学们都这么说，我后来也见怪不怪了。后来有人觉得我说话中老北京的味儿比较重，我想来想去，主要还是因为在海淀镇生活的那几年受到的影响吧。

国内其他地区的方言，如四川、湖南、湖北的方言，四川话算是好懂一点的，但土语就不好说了。湖南话的官话好懂，方言土语也不好懂。西北话也是一样。山西官话好懂，各地的土语依然不好懂。1987年，去山西天镇，当地人说普通话，我觉得还能交流。如果说本地话，那基本就算是瞎菜了。

广东话是很难懂的。1971年，去广州，向人打听路，有个老大爷跟我说，森发苏迪打眯，听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再问了半天，人家解释了半天，才知道是说新华书店对面。这要是不懂广州白话，在广州生活可是要费了老劲的。女儿大学是在广州读的，四年下来，她就能听懂也能说广州白话了。后来她在一个单位上班，正好有与香港客户的接触，她过去与香港客户的谈话游刃有余，也很是露了一些脸。

上海与江浙一带吴侬软语，也是很不好懂的。上中学的时候，两个从上海转来的同学，只要俩人在一起就说上海话，公开挤兑我们听不懂，那种感觉真是糟透了。

在去天津之前，在电台里也听到过天津快板。等到了天津，发现天津话真是很奇特。而且，天津话只是在天津城圈附近流行，再往郊区，就不是这种方言了。天津话有山东话与安徽话的结合，而北方其他地方没人讲这样的方言，所以说天津方言的现象的确很奇特。

1966年10月，我们到怀柔坟头公社坟头大队劳动，住在老乡家里。他们那儿的方言我听不出来像什么地方的。既不是靠近京东如平谷、三河一带，也不像昌平、延庆一带。只是跟老乡们接触不过两个星期，我在跟老乡的说话中，已经不自觉地带有他们当地的口音了。我其实不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只是无意识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只是我们班有个红卫兵，对我模仿老乡的口音很不以为然，说他听着就别扭。我不知到底他是为什么，至今也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