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大师、大楼、大学精神，缺一不可 

2006年10月12日 来源：科学时报 
    对杨卫来说，当中国大学的校长挺难的。他认为，校长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应该首先想到哪些事情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是重要的，然后把这个事做好。校长也不能过于追求只做最重要的事，有些和学校发展没什么关系的事，但对某个老师、某个学生或者某个院系的发展有重要关系，校长能做的也尽可能地去做。
   
    当中国的大学校长挺难的
   
    《大学周刊》：此前您没有做过校长以及副校长，就任近两个月，请问校长的工作与过去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杨卫：我在清华当过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没有到校级领导这个层面工作过。到教育部主要分管研究生教育，其中会涉及一些校长需要关注的问题，但是不像管理一所大学这么全面。到现在为止的这段时间，觉得这个工作比较有挑战性。
   
    《大学周刊》：到任后您打算首先做的事有哪些？
   
    杨卫：校长应该首先抓什么，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情况。对我来讲，首先不是要做哪几件事，砍哪三斧，或者烧三把火，对我不合适。
   
    我现在最主要做的是更多地了解情况，了解人，了解浙江大学的历史发展。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再考虑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做一些事情，并把这些事情做好。很多事情不能单纯靠理念就能实现，如果一来就提出一套纲领，过去的都不要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大学周刊》：上世纪初至40年代，中国出现了像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等优秀的大学校长，您认为现在国内的大学校长能超越他们的成就吗？
   
    杨卫：学校越来越大，功能也越来越多，所以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多了。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想涉及三方面。
   
    一是现在的大学校长做了很多事情，但总的来说往往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承认。这也容易理解，人们往往对历史上的事情看得比较清楚；而当前的事由于离得太近，反倒是很难认同。如果回到过去，问当时的学生和教授“校长怎么样”，想必也多有抱怨和不满，当然不是针对所有的校长。
   
    二是国内正处在高等教育转型期，由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过程，出现各种问题的几率更高，因此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大学质量普遍下降了。据教育专家介绍，美国、欧洲在上世纪中期，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曾被认为“大学精神的缺失”。这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三是校长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应该首先想到哪些事情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是重要的，然后把这个事做好。但是中国的大学像一个小社会，校长会缠身于日常事务。校长也不能过于追求只做最重要的事，有些和学校发展没什么关系的事，但对某个老师、某个学生或者某个院系的发展有重要关系，校长能做的也尽可能地去做。
   
    总之，校长挺难的。我们只好不考虑当前社会对我们的评价如何，而是尽心尽力地把事情做好。
   
    《大学周刊》：您曾在科研上取得了很多成果，当校长后还会继续做科研吗？
   
    杨卫：当校长对我的研究来说肯定有影响，现在只有六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做研究。我在清华还带了6名博士生，他们写的学术论文我要参与一块讨论，最后定稿时还要修改一遍。另外还有一些过去的研究项目需要继续。
   
    评价标准三步走
   
    《大学周刊》：您对国内大学要求教师发表一定数量的SCI论文这样一种评价标准如何看？
   
    杨卫：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
   
    一所学校的教师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研究习惯时，学校从管理上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并且是在国际同行认同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驱动力，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论文发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师花在做研究上的时间更多。因此三流大学要提升，就得要求师生多发表论文。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再发展，这位教师能几年磨一剑，做一些引导、引领这个学科发展，更带有原创性的工作，带领学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国际一流学者了。所以，一流大学不要求教师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们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只是给更宽松的环境做研究，由教师在好奇心驱动下自由发展。
   
    在国际上前几名的顶尖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是该学科同年龄段里最优秀的。因此，这些学校要求其教师除了保持自己作为这行顶尖的学者外，还要花时间在学生身上，让这些最好的学生受到教育和启迪。因此，每所学校发展阶段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对发表论文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一样了。
   
    《大学周刊》：您谈的几个阶段也同样适合研究生的情况吗？国内有些高校开始不要求研究生一定要发表论文了。
   
    杨卫：考核研究生的论文发表和考核教师的一样。我也注意有几所高校表示不要求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了。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学校，却并不是已经到了前面提到的转型期，不是这些学校已经从追求论文数量的阶段上升到提高层次的阶段，而是另有原因。也许是这些学校在某些学科研究生的规模太大了，已经无法实现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要求。
   
    《大学周刊》：浙江大学是否到了转型期？
   
    杨卫：浙江大学最近几年SCI论文数上涨得很快，总量在全国高校排在前列。
   
    我们的博士生有6000多人，超过本科生、研究生总数的10%。假设至少每年有1000多位博士生发表两篇左右的SCI论文，就会有2000到3000篇。另外还有硕士研究生、博士后，加上导师自己，这样在稳恒态下将可达到每年发表5000篇SCI论文，这样的水平在数量上可以进世界前50名了。到这样一个水平才可以说达到转型期。
   
    《大学周刊》：也就是说近年内浙江大学要求发表论文的数量不会降低？
   
    杨卫：我觉得暂还没有到变化的时候，即使变化也不会硬着陆，而是采取软着陆的办法来加以引导，比如规定在高水平期刊发表一篇论文等。西安交大采取的是另一种方法，博士生可以不发表一篇论文，但毕业论文需要送到学校选择的同行专家处评审，也就是所谓的盲审。
    浙江大学将来是从数量来评估，还是以数量和质量混合的方式，这还需要研究和多方面考察。目前我认为，一种方式实行后就要稳定一段时间，不能经常换规定。
   
    大学需有培育大师的理想
   
    《大学周刊》：上世纪的中国大学校长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不知道您是否打算进一步扩展浙江大学的名师？
   
    杨卫：请大师是有条件的，像清华当时有一笔庚子赔款，可以用高薪把其他学校的教授聘来。现在有条件的学校即使高薪聘请了大师，也还面临着其他的问题。一是与现有的教师能不能融合，如果大师的年薪与其他教师相差过大，会让教师们有疑虑，也有一个基尼系数的问题；二是需要有合适的土壤，大师必须有一批学者和他进行紧密的学术讨论，在专业上有对话的可能，才能保障引进大师的“成活率”。其实最重要的是，大学能不能自身培养出大师。大师的孕育率是一所成功大学的标志。
   
    《大学周刊》：您认为如何能实现培养大师？
   
    杨卫：我经常想，要建设一所现代化的、研究型的大学，最重要的是三个S，一是学者（scholars）；二是大楼（space），广意的则指硬件，各方面条件比较好，教授的实验室有一定的面积，校园也比较大，人文理念和谐发展；第三是有大学精神（spirit）。
   
    大师、大楼、大学精神，三者不可或缺。前两者是硬实力，后者是软实力。从现在国内的大学来看，最近10年在办学硬件上发展很快，浙江大学也是如此。培育环境的建设是一个比较容易抓的抓手。或者说“筑巢引凤”，就是要先有了好的条件，学校的政策很宽松，才能吸引到大师，并和其他人形成很好的融合，然后出一批成果。有了这些后，再蕴育大师。这样走下去是良性循环。
   
    《大学周刊》：每所大学聘请教师的条件、制度都不一样，并且有一套复杂的程序，不知道您在聘请教师上有什么样的考虑？
   
    杨卫：如果空了一个职位，进行全球招聘，用客观一套体系选择，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很难说是一种制度。这种文化让有些学校想这么做，另一种文化让一些学校采取另外一种做法。
   
    我举两个极端的例子。
   
    美国招聘教师大致是这样的，某校空了一个全职教授的位置，第一步是先给全球相关单位发信，一般都有一二百人报名；第二步，由院系的招聘委员会确定一个短名单，并请名单上的人到院系和每位教授交流，给学生作学术报告。这一过程结束后定一个录用的排名名单，确定第一、第二、第三入选者。
   
    之后就发通知给第一个人，对方可以提条件，谈好了就录用。整个过程很复杂，但全部是公开的。
   
    德国则完全不同，是“为尊者讳”吧。某个专业需要招一名教授，第一步该专业的学术带头人，讨论全球哪些人最合适，结果确定四五个初步人选；第二步请一个人来，不说明做什么，只是到学校作演讲，再和其他教授讨论、聊天。过段时间再把另一个人请来。如此都请一遍；第三步，所有入选者都考察完了，大家再讨论，看看谁最合适，也排个第一、第二、第三的。然后找第一入选者谈，告诉他有职位空缺，给什么样的工资、启动费，实验室空间、博士生情况等等，愿不愿意来？如果他答应，过几天就会有正式的通知给他。这样大家都不会丢面子。
   
    可以看出，这两个程序是截然相反的，都在某个方面体现了怎么样去筛选人才。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一种方式，可能会对尚未成名的专家打开方便之门。而后一种方式较适合于成名的专家，不但不会对他现有的工作产生影响，还多提供了一种选择。
   
    国内的情况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没有完全达到可以实现自由招聘的条件。
   
    《大学周刊》：您曾谈到浙江大学的教师的学缘结构问题，打算如何改变这一状况？
   
    杨卫：现在浙江大学的教师中浙江人比较多，本校毕业的人也比较多。这有历史原因，浙江的人文底蕴很深厚，比如浙江出的院士和大学者都很多，也就是说浙江本地有足够的人才到大学任教。
   
    其实，现在很多国内高校都有这个问题。不少学校也开始注意到，并在教师的聘任上设法改善其学缘结构。北大的情况是三个三分之一，北大毕业的三分之一，国外回来的三分之一，外校到北大的三分之一。这样的结构比浙江大学要好，因为北京的地理区位优势，浙大暂时实现不了。
   
    因此我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这种情况。现在还只是一个设想，自己尚没有系统地研究如何改变学缘结构。不过，首先要创造吸引力，比如有很好的平台，其次是提供好的聘任条件，包括薪水、职位、学生等。这都是前提，浙大应在这些方面创造优势条件。
   
    （本报记者 温新红 李爱华 应向伟）2006-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