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光是我一个人“忽悠”还是觉得“力单势薄”甚至有“孤掌难鸣”的感觉。但是要把这个学科在我国开展起来，必须将国外的学者请进来。我觉得这是对中国开展信息哲学研究的一个最好的途径。这都是2002年的事情了，究竟如何才能使这件事情办成呢？我还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

 情景十七、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本来这件事情可以早些下手，但不幸的是，我于2004年做了一次大的手术。差点没丢了性命，因而也就把这件事情耽搁了下来。后来，终于活过来了。2005年开始上班，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则叹口气，大难不死是事实推理，而必有后福是价值推理。所以中国的这些话有时却不完全合乎逻辑的，但中国人往往却相信这个。既然如此，我就看看这个“后福”对于我和对于信息哲学这个学科是个什么样子了。
 
现在已经是2010年了，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已经发现弗洛里迪在国际上已是大红大紫了。但是在本世纪初他似乎也只是登高一呼，可是人家就呼出名堂来了。现如今，发表弗洛里迪那篇“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宣言式的文章的Metaphilosophy的主编甚至说他和维纳齐名，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听听，弗洛里迪真有点“黄袍加身”的样子。而现在在他周围已经形成了“气场”，真是“马太效应”啊！现在围绕着他已经形成了一批研究队伍，甚至还有专人研究他的学说，他在国际上的兼职也挺多，目前各个地方约他讲演安排已经到了2013年。
 
但是，如何才能请他来中国讲讲信息哲学呢？别急，在2007年，我突然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英国学术院有一项官方的交流协议。那么我何必不用一下这个资源呢？于是我就开始和弗洛里迪商议，能否双方好好利用一下这个对我们都有利的资源。他觉得我的提议很好，一拍即合，然后我们便分头行动。中国的官僚体制和英国的官僚体制似乎都是一样的，要一层层上报。我也就不厌其烦所地上窜下跳，希望把这件事情搞成了。而对方也在写申请，但是需要中方提出邀请他访华的邀请信。我觉得这个问题好解决，就给他发了个邀请他访华邀请的电子邮件。当时，之所以敢擅自发邀请是因为我这边已经把问题都谈妥了。
 
这个官方的交流协议规定，英国学术院承付学者的往返机票，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则负责学者在华的一切费用，包括旅行、吃住等一切必要的开销。弗洛里迪在英国的手续也还办得挺顺利，于是这个请国际上信息哲学的创始人的访华计划就要开始往下进行了。但是这一年中所受到各种折腾，只有“瞎子吃什么——自己心里有数了”。计划他访华的时间是2008年的9月20日至30日，来华做五场关于信息哲学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