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的不容易

冯兆东

2015-07-04

冯兆东特注（2015-07-04）：

在最近出版的《蒙古高原过去四万年来的植被与气候变化》一书的前言里，我诚实地记录了我在美国的“不容易”。我的记录虽有“贬值”我的意思，但我的“不容易”也成就了我，所以我在这里就老老实实地交代给您们，其目的是：揭露我们的狼狈，也期望有人能够理解我们的“不容易”。

与蒙古高原无关的一些事：

我常常告诉我的同行朋友：“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捡起了蒙古高原，我这辈子可能就无事业可言了”。从硕士学习阶段至在兰州大学任讲师阶段（1978-85），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冰川地貌。我后来去美国华盛顿大学继续学习和研究冰川地貌（1985-1987）。在华盛顿大学完成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后，转磨到了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7-1991）。当时正是中国黄土研究“暴热”的时候，我的导师William Johnson教授希望我将停顿了近30年的美国中西部的黄土研究再捡起来，再加上我在出国之前就涉猎过中国黄土高原的环境重建研究，我就毫不犹豫地“背叛”了冰川而“投靠”了黄土。

在堪萨斯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之后（１９９１），我很容易地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后奖学金(Postdoctoral Fellowship)，跟着George Kukla教授继续研究美国中西部的黄土。我是兴致勃勃地走进了著名的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但两年之后从那儿出来时我却是灰头灰脸的。我写的四个基金申请无一获准，两年博士后结束时也没有找到工作。无奈之下，哥伦比亚大学“半价地”延续了我的博士后身份半年，实际上是给了我找工作的时间缓冲。接下来的事更加烦人。我的地质学背景似乎不足以引起美国大学的地质系对我感兴趣，我的黄土和冰川背景似乎又不太适合美国大学的地理系。好在我在堪萨斯大学接受了完整的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方面的训练。于是我用我的地理信息系统背景和我在堪萨斯地质局做过地理信息系统助手的经历说服了犹它大学地理系，他们给我提供给了一个“非终身系列”的助理教授位子（１９９４－１9９６年）。

与蒙古高原有关的一些事：

大概是１９９５年３月份吧，犹它大学的一位同事告诉我，美国基金委的国际合作局正在ＥＯＳ杂志上广告寻找对蒙古国有地学研究背景和兴趣的学者，参加他们主办的美—蒙合作启动会并撰写研究纲要。我email了我的简历，他们说，他们很感兴趣于我１９９３年发表在The Holocene上的关于中国全新世气候变化的述评文章，因为其中有关于中国内蒙古的内容。同年１０月我参加了在南卡(South Carolina)召开的启动会，并在研究大纲中贡献了一章。来年（１９９６）九月份我又参加了一个由六名学者组成的美国基金委（US-NSF）代表团，与蒙古科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

接下来的便是漫长的“基金获得过程”。１９９６年我开始了我在新泽西Montclair州立大学的长达十三年的教书生涯。１９９７年我向美国基金委递交了一个蒙古高原北部风尘历史研究的项目，返回的评语很是不好。１９９８年我在基金委申请到了一笔“小钱”，为我的“大项目”的申请做了一些预研究。结果呢，１９９９的项目还是被毙了。2001年我在美国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又申请到了一笔“小钱”，２００２年用那笔“小钱”获得了不少预研究资料，２００３年我的一个较大基金申请获准。

以后的故事比较“柳暗花明”，所以我就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