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重实行为特征的宋明实学（下）

——《论中国实学的基本特征》（连载之三）

 

（二）主张“知行合一”的学者之提倡实学，是强调在行中知。

 

王守仁的心学是由程朱理学转变而来，这种转变是本体论形态的转变，即由“理本论”到“心本论”的转变，因此，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其知行学说都是围绕着如何“得本”（即诚心诚意归依于作为宇宙本体的“理”或“本心”）展开的。

 

在此问题上，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思路，即认为“得本”的途径不外乎是“知——行——知”而已。其意见的根本分歧则在于对前面的那个“知”持有不同看法：

 

程朱理学将其“知”理解为通过后天“格物穷理”而达到的对于“吾心之理”的自觉意识[1]，其“行”的意义是在于“行其所知”而达到对“理”的“真知”；

 

阳明心学则将其“知”理解为先天存于“吾心”的“本然之良知”[2]，此本然之知“虽曰知而犹不知”[3]，其“行”的意义即在于“致其本然之良知”，即“随事随物察此心之天理” [4]，使本然之知上升为自觉之知。

 

因此，在阳明心学看来，程朱理学是“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尝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5]

 

阳明心学反对“析知行为先后两截”，力主“知行合一”，强调“致知必在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 [6]，因而把原本在程朱理学那里属于“知”范畴的“格物”纳入了“行”范畴，由此提出“从事上为学”的“实学”概念——《传习录》载：

 

“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断之；不可因旁人譖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7]

 

王守仁所谓“从事上为学”的“实学”，其实也可以说是“行其所知”，只是其所行之“知”有别于程朱那个通过“格物穷理”而得到的“知”，是作为“心之本体”而存在的“不虑而知，不虑而能”的“良知” [8]。

 

王守仁之所以强调“实学”，是以其担心“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因“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的工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 [9]。此所谓“养成一个虚寂”是指由于割裂知与行而导致的既不行又不知的情况而言，其矛头主要是指向程朱的，因为按照王守仁的看法，正是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才导致了“今人却就将知行分做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 [10]。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守仁“实学”精神的实质是在于肯定“行”必须从“知”（本然之知）出发的前提下，强调“行”对于“知”（自觉之知）的决定意义。

 

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王守仁所谓“事物”的范围包括“事亲”、“事君”、“治民”、“仁民爱物”、“读书”、“听讼”等等[11]的话，则其提倡“实学”，反对“离了事物为学”，就还具有批判禅学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禅学之不同于心学的根本之点恰恰在于心学“未尝外人伦，遗事物”，而禅学却是“外人伦，遗事物”的，他说：

 

“……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然其意以为是达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则亦已矣，而亦岂心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当也，则亦岂必屑屑于其中。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内外之分；斯其所以为异也。”[12]

 

宋代以前未尝有学者明确倡言“实学”，而宋明学者竞相标榜“实学”，何以故也？且看朱熹和王守仁的论述：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圣贤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13]

 

“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是故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父子也无不亲；发之于君臣也无不义；发之于夫妇、长幼、朋友也无不别、无不序、无不信；是谓中节之和，天下之达道也。放之四海而皆准，亘古今而不穷；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达道也。舜使契为司徒而教以人伦，教之以此达道也。当是之时，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盖教者惟以是为教，而学者惟以是为学也。圣人既没，心学晦而人伪行，功利、训诂、记诵辞章之徒纷沓而起，支离决裂，岁盛月新，相沿相袭，各是其非，人心日炽而不复知有道心之微。间有觉其纰缪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则又閧然指为禅学而群訾之。呜呼！心学何由而复明乎！……今之为心性之学者，而果外人伦，遗事物，则诚所谓禅矣；使其未尝外人伦，遗事物，而专以存心养性为事，则固圣门精一之学也，而可谓之禅乎哉！” [14]

 

朱、王之学殊途，而其归则一，咸奉儒教、儒学为正宗，而以承续周、孔之道统为己任。观其上述所论，可知其所以标榜“实学”，是鉴于儒教、儒学之日益衰落而有重振儒教、儒学之志，而又以为儒教、儒学之所以衰落的主因在于汉唐以来之儒学专事“记诵词章”的陋习[15]与夫“异端”（佛、老）之教的兴起——前者“遗事物”而“无用”，后者“外人伦”而“不实”，故振兴儒学的关键是在于为“实学”，使周、孔之道（“理”、“性”）落实于人伦日用之间。——这便是其倡导“实学”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然而，尽管宋明理学包含着实学思想，其实学的特征并不明显，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着力于发扬孟子求“内圣”的心性之学，将体认宇宙本体和个人心性修养的完善作为治学的根本宗旨，其所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所要达到的是一种至善的境界，即精神上对由其虚构出来的所谓“实理”的归依。其所谓“实学”，本质上乃是“实心”，即追求和归依“实理”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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