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中介组织的一项研究

武夷山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科学与公共政策）杂志网站2023年6月21日在线发表Eleanor MacKillop（埃莉诺.麦基洛普博士是本文通讯作者，任职于设在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威尔士公共政策研究中心）、Andrew Connell、James Downe和Hannah Durrant四位学者合著的文章，Making sense of knowledge-brokering organisations: boundary organisations or policy entrepreneurs? （理解知识中介组织：边界组织还是政策发起者？）我曾写过介绍“政策发起者”的博文，见https://wap.sciencenet.cn/blog-1557-904266.html。

本文“摘要”的大意如下：

在全世界的循证政策领域，知识中介组织（Knowledge-brokering organisations ，简称KBOs）的数量大大增加。可是，我们对KBO的兴起与作用仍知之甚少。本文重点分析了KBO从事的多种工作、它们与政策制定者的关系、它们参与咨询的复杂的知识中介过程以及它们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自身信誉，从而帮助读者理解KBO及其在循证政策制定中的地位。我们以边界组织理论和政策发起者概念为基础（通过各种多源流分析），获得了对承担多重角色的KBO的更深入的了解。通过采用政策发起者概念，我们更加聚焦于中介之政治学。这一双重性使KBO同时寻求两个目标，一是提供“客观的”证据，二是弄清对于政策而言，对于向政治决策提供建议而言，什么样的东西算是证据。

文章的“引言”说，本世纪中，一种新型的组织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代理、转译和调动知识，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信息支撑。这类组织的例子有：英国的13家循证研究中心（UK What Works Centres，简记为WWCs）；墨西哥社会发展政策评价国家理事会；非洲循证研究中心；美国循证研究信息交换中心（US What Works Clearinghouses）。

关于KBO的定义，文章说：

KBO与其他组织的区别在于，它是三种特征的结合体。其他组织也许具有其中的一两种特征，而KBO肯定是三者兼备。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特征，KBO明确表示，证据概念和循证政策制定是KBO的首要任务。它们也许与智库和学术机构做的是类似的工作，但它们最强调的肯定是证据调集或知识中介。

第二个特征，关系到KBO在中介位置或不同部门/领域交汇之处所建立的结构、做法和关系。这往往体现在知识中介研究导致的一些工具和过程（例如，通过证据综合、数据分析和政策吹风来获得需求牵引的证据），它们培育出的与政策界的关系，以及组织员工的构成（其员工往往具有丰富的背景，有的是学术人士，有的有政府公务员经历，有的有私营机构从业经历）。

第三，尽管KBO不属于政府部门，但很多受到政府的短期或长期直接资助。另外，其业绩和社会影响也许影响其未来是否获得继续资助。再者，虽然同属于KBO，但每一家的预算、法律地位、资助模式和活动内容等并不是一个样的。

本文以13家英国循证研究中心为研究对象。下面粗略翻译一下这些机构的名称，很可能翻译得不准，只是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些WWC的覆盖范围：

更好度过老年研究中心；

无家可归者影响研究中心；

警务学院；

教育赋能基金会；

早期干预基金会；

财务与退休金服务局；

国家保健与护理卓越研究所；

高等教育改善入学机会与学习效果研究中心；

儿童社会照料循证研究中心；

威尔士公共政策中心；

地方经济增长循证研究中心；

福利循证研究中心；

青年赋能基金；

青年未来研究中心。

博主：在我国，谈到科技中介组织，往往想到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一些机构。本文所述的知识中介组织的工作重点是取证和循证，大大扩展了原先科技中介概念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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