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行为规范极其重要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

（发表于《科学时报》2009，5，15）

 

科学界有传播科学的义务。不过，我常常打比方说，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好比二传手，大众媒介才是扣球手。通过大众媒介的放大，传播效果才明显。可喜的是，我国越来越多的媒体愿意投身到科学传播中来；可悲的是，由于我国缺乏明确的科学传播行为规范，不少记者就很可能是好心干坏事，人们有时开玩笑地说“防火防盗防记者”，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英国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在皇家研究院的支持配合下，于2000年9月推出了《科学传播与医疗保健传播行为规范及指南》，该行为规范对我们很有启发与示范意义。

该文件说，为了增强报道的准确性，减少报道失当和扭曲的情形，建议新闻记者注意以下几点：

1、  信息源的可信度

采用同行审稿程序的科学期刊所报道的结果才是有一定质量保证的。还应考虑完成有关成果的单位的学术声誉和研究者个人以往的业绩。在报道中要说清楚有关研究人员与相关方面的联系，比如，是否获得过某公司的资助，是否一向同情某一压力群体的立场或主张，等等。

2、  研究程序与方法的可信度

未正式发表的内容、会议上报道的东西或不出名期刊所报道的成果更有可能含有科研设计、方案实施与结果分析方面的错误，例如，缺乏对照组样本。为了识别出这类错误，最好咨询有关专家。

3、  结果与结论的可信度

在科学与医疗保健领域偶尔会出现突破性成果，但大多数成果是点点滴滴的改善与进步，因此，对于那些声称向现有假定发出了挑战的成果，要特别谨慎地处理。在报道有争议的成果时，要在一开始就指明该成果的说法与原先的知识有哪些差异。

4、  如何表达成果的意义

即使研究成果是可信的，其意义与影响也可以有不同的阐释。对于以下情形的成果，尤其要注意别夸大其意义：非结论性的；与以往结论差异太大的；与主流观点发生冲突的；基于小样本或代表性不足的样本的；将动物实验得出的结论向人体延伸的；只发现统计相关性的。

5、  如何反映风险

很多新闻报道都会谈到与某一变量相联系的一种风险的百分比变化。比如，“传染上某种疾病的风险（或概率）增加30％”，这种说法听起来挺吓人的，其实，在这里，凡50％以下的风险都不值一提，只具有纯统计学的意义。因此，负责任的记者应该引证罹患某病的“绝对风险”。例如，某病的发生率是十万分之一，那么增加30％后也不过是十万分之1.3,并不可怕。同理，在报道治愈率时也应该贯彻同样的精神。建议用比较的方式来报道风险，比如，得某病的风险是与过马路时、洗淋浴时还是驾驶滑翔翼时遭到雷击的风险相当，这样公众就有感性认识了。科学家出于职业习惯，不会轻率使用“安全”这个词，但要让百姓知道，对于那些从来就没有确凿风险的场合，其实就可以认为是“安全”的。

6、  要事先预计报道的后果

有大量事例表明，即使按照以上的要求去做，还是可能发生我们不希望见到的后果。比如，英国媒体1995年对避孕药副作用的报道导致了公众的“避孕药恐慌症”，结果有成千上万人由于不敢用避孕药而发生计划外怀孕，2.9万多人后来做了堕胎手术。因此，建议记者们在写报道时问问自己：假定你的孩子、亲人、密友读了你的报道就会采取某一行动，那么你会怎么下笔？

7、  科学编辑与其他专家的作用

大型媒体都配有经过专业培训、拥有特定学科背景知识的科学编辑，一定要发挥其把关作用，以便让受众能区分出来：哪些东西是事实，哪些是报道者个人的看法。

8、  副编辑与标题写手的作用

即使文章报道很平衡，但是，若起了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或是文章配发的照片下的说明文字误导了受众，也照样会发生不良效果。因此，副编辑与标题写手也很重要。建议尽量用“也许”、“可能”、“潜在”等修饰语，在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尽量不要用“引起”、“治愈”之类的词。

9、  专家联系

记者总是说，发稿期限紧，往往来不及找到合适的专家进行咨询。因此，需要建立集中化的专家数据库，搜集那些能够向记者提供客观咨询意见、发表公正看法的科学家和医疗卫生专家的联系信息。

可以看出，以上行为规范不仅给出了原则，还提出了具体建议，操作性很强。我国新闻界也急需建立类似的科学传播行为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为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保障公众利益做出更实在的贡献。

 

参考文献

http://www.sirc.org/publik/cop_guidelines_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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