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科技事务助理Bromley对科技与政治关系的回顾

武夷山摘译

 

D. Allan Bromley（1926－2005）在1989－1993期间曾任老布什总统的国家科技事务助理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里根总统曾授予他国家科学奖章。他在Technology in Society杂志2002年1－2期合刊上发表题为“科学、技术与政治”（Science, technology, and politics）的文章，内容很有启发性，故摘译一些与大家分享。

 

在美国，技术与政治的首次接触发生于19世纪30年代。当时的海军首席科学家John Ericson向7所大学提议，每家大学都独立地为海军的一艘新战舰――普林斯顿号（这是第一艘用螺丝拧出来的战舰）――设计一门12英寸口径的火炮。1845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大家在Chesapeaake海湾进行武器试验。首先试验的是海军自己研制的武器，没想到发生了爆炸事故，炸死了应邀前来参观的国务卿、海军部长、马里兰州州长和舰长等。

二战期间，在科学与技术联手方面有三大技术事件：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辐射实验室，其任务是研制雷达（此时英国人已经发明了雷达）；研制原子弹及核能利用的曼哈顿工程；响应人们对高质量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加强医学研究，期望其成果能迅速用于战场救治。

历史上发生了7次技术革命。

1、印刷技术革命，15世纪30年代发生于欧洲；

2、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中期；

3、核革命，从1942年费米团队研制出受控反应堆算起；

4、绿色革命，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之父”Norman Borlaug先生197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5、信息革命；

6、生物技术革命，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表明美国联邦政府40多年来对生物学基础研究的慷慨资金支持最终获得了回报。

7、纳米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印刷技术革命外，其他6次技术革命的支配因素都是能量。

1946年，海军研究局的Emmanuel Piori和Robert Conrad受命研究一个问题：如何在联邦政府给与大学研发经费支持的情况下不危及大学的学术自由？不破坏政府本希望孕育推动的创造性？通过研究，他俩提出三条基本原则：

1、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发现最优秀的研究人员。

这一条，当时的杜鲁门总统觉得无法接受，因此，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被耽搁了三年多。

2、在预算许可的范围内，支持最优秀的人做一切他们想做的事。

3、他们干活时别打扰他们，将报告事项和其他公文量减至最小。

逐渐地，这三条贯彻得不是那么好了。比如在里根执政期间，我们调查了重点大学年轻教授的时间安排，发现他们得花33％的时间写课题申请和报告自己的工作，这实在是浪费其才华。

老布什上台后，要我提5－6个优先领域，他要亲自加以支持。于是，我提了以下6个领域，并经联邦科学、工程和技术协调委员会（FCCSET）讨论通过：1、科学与数学教育；2、高性能计算与通信；3、全球气候变化；4、材料科技；5、生物技术；6、先进制造。

于是，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科技预算制定的“双轨制”，一是传统的自下而上方式，每个涉及科技活动较多的联邦部门先报研发预算需求，二是总统亲自抓了6个密切协调、审慎规划的领域。

据经济学家格林斯潘估计，美国近半个世纪GDP增长的70％可归结于新技术的利用。

 

博主：Bromley先生是口碑很好的科技领导者。从他介绍的史实可以看出，在科技发展方面，睿智的科技精英的谋划作用十分突出，无论是Emmanuel Piori和Robert Conrad提出的三原则，还是Bromley提出的6个优先领域，都是这样。在我国，产生了很好效果的“星火计划”，也是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院士大力推动的。近年来，我国的经费分配部门在“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实践中，已经日益压缩了科技界精英人员的谋划空间。这一做法是好是坏，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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