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计量学、科学史和情报学的历史联系

武夷山

 

Belver. C. Griffith（格里菲斯）是科学计量学和情报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1997年普赖斯奖得主。1994年30卷2－3期合刊的Scientometrics杂志发表了科学计量学领域很多学者关于该学科属于小科学还是大科学的讨论。格里菲斯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Little Scientometrics,  Little Scientometrics,  Little Scientometrics,  Little Scientometrics, … and so on and so on。文章说：

在（科学史泰斗）萨顿试图建立科学史研究中心但未能成功的那段时日里，科学史在学界的接受程度已经比科学计量学要强。早在1915年，美国有113所大学开设了176门科学史课程。

萨顿是未受到赞颂的科学计量学之父，他从科学文献中归纳出来的结果比洛特卡定律和布拉德福定律更有活力，更富新意。尤其是他关于知识从亚洲语言向西方语言的转移进程的研究，很了不起。

对于科学计量学领域的几乎所有从业者，这门学术都只是其部分时间的工作。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和荷兰的莱顿是世界上唯一两处有着持续的科学计量学教研计划的地方。

包括科学计量学在内的许多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了建制化过程，可是到了90年代，由于经费不足，又出现了脱建制化的情况。

墨西哥的科学计量学研究队伍正日益兴盛起来。

 

博主：科学史家萨顿被格里菲斯称为“未受到赞颂的科学计量学之父”，而当之无愧的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也是科学史出身，决非偶然。科学史学者要想看出科学发展进程的大模样，除了直觉判断外，定量统计分析会大有帮助。反过来说，科学计量学的从业人员也应该研读科学史，这样，头脑中有了科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就不易犯“就数据而分析数据”的毛病。

格里菲斯生前任教于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与另一位科学计量学和情报学家、普赖斯奖得主爱德华. 怀特是同事。格里菲斯及其同事的著名论文《科学文献的结构》已被引用500次以上。而这篇文章的标题，显然是模仿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由于德雷克塞尔大学地处费城，这些学者都是SCI创始人、另一位科学计量学之父加菲尔德的好朋友。科学史、科学计量学、情报学之间的关系从早期开始就是这么密切

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科学计量学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上的教研中心决不是只有布达佩斯和莱顿两家，而是到处开花了。在中国，科学计量学也不是冷门学科了，而且，有一批专职的科学计量学工作者在勤奋工作。格里菲斯若九泉下有知，闻此会非常欣慰。

 

写完以上内容后，发现2010年4月29日出版的Nature杂志第1267页发表了丹麦Aarhus大学科学元勘与科学教育系副主任Hanne Andersen女士给编辑部的来信，信上说：

     能对科技指标分析做出关键贡献的人也许是统计学家和科学史家。这两组人一般都主张，在使用科技指标时要小心从事。科学史家几乎不会单独使用有关评价指标（如论文数、被引用数、在学术会议做特邀发言的次数、担任学术期刊编委的情况、获奖数、申请到的科研经费数、是否当选为本国和外国科学院院士、名誉头衔数、所属机构名望、与其他杰出科学家的联系，等等），而是用它们来补充和佐证详尽的分析结论。统计学家则进一步补充说：对于目前的大多数时髦的指标，都缺乏关于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人们都对一些使事物复杂化的因素不够关注，对于指标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会如何影响排序都知之甚少。

在Hanne Andersen心目中，统计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不是一类人。不过，主要搞定量研究的统计学家和主要搞定性研究的科学史家在怀疑科技指标方面有一致的立场，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如果科学计量学家和另一部分科学史家在拥戴科技指标方面有一致的立场，也是毫不奇怪的。

Hanne Andersen女士1992年在哥本哈根大学获得理科硕士学位，研究的是“物理学与比较文学”，她1990年曾用丹麦文发表论文“物理学可以是浪漫的吗？”。1996年她在丹麦罗斯基尔德大学获得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据何兵博士介绍（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年第3期），她曾对库恩进行过两次采访。2006年，她与另外两位学者（其中一位是华人）共同撰写的著作《科学革命的认知结构》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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