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世界的沙漠中行走，我寻觅着清水——令人沁心的理想主义甘泉。可所见的，只有自由主义的仙人掌在耀眼阳光下孑立的影子，个人主义的蜃景在天际持续瞬间的近似；更多的是追名逐利的风沙，肆无忌惮地飘散在空气中，吹得人眼睛生疼。

很少有人还相信理想主义，尤其是在物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多在志得意满之时循着实利主义去时间赚大钱、做高官的计划，或在极度失望之际转向虚无主义以求得自我慰籍；却往往忽略了它们的对立面：坚持不懈地探求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视精神生活的满足为人生真正幸福之所在的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的起源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莫大关联，因为许多人认为柏拉图是西方世界乃至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理想主义者。而我觉得，将“精神助产术”运用得炉火纯青的苏格拉底更应当此称号。他像是思想界的Bach（巴赫的名字在德语中也是小溪的意思），涓涓流淌，润物细无声。苏格拉底在成为脑力劳动者之后，用毕生的时间来寻找生活中平凡小事存在及延续的原由，平等地与各种愿与之交谈的人交流思想，挖掘真相，共同探求真理；连他的死亡也极富理想主义色彩：为了表达对他所热爱制度的支持，甘于接受一个不明智的判决而坦然赴死。他并不是谭嗣同，想以自己的血唤醒世人，而差不多是一种个人选择——为了保持思想的终极自由，且在不触及制度稳固性的底线上所能做的最好选择。“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格拉底式的先知先觉，用真话沟通以求知趋善，对于一个不清醒的社会无疑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必将与社会现实及人们共同认定的事实概念产生冲突；对于制度的守卫者则更如“鱼鲠在喉，芒刺在背”，清之而后快。

于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总是孤独的。虽然任何真话都应该说，但是最好能在它能够被听懂的条件下；对那些由于无知或偏见而不能理解的人说真话与传达假话并没有多大区别。儒家思想就常常被人误读，可惜它生于战乱，又没能为一位贤明的君主充分理解施用，反而历经千年磨洗，成了一口古井，在深出的水面下顽强地用一种模糊的面容生存着。比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直被广大知识分子引为座右铭，也极符孔子积极人世又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精神，他的“独善其身”只是在怀才不遇时仍保持自己品行的高洁，不与低俗同流合污，而非对世事不闻不问、明哲保身，他的心肠是很热的；只可惜时至今日，已趋近于“洁身自好”以至“孤芳自赏”了。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失落，是理想主义匮乏的悲哀。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真正追求知识的人总是追求知识的本质，这是他的爱知识的本性所决定的。他不会只停留在一种个体的表面上，而是会在知识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他不会后退，也不会让他的锋芒变钝，直至他的思想与事物的真正属性相接洽，并把自己的心灵融入事物中，并由此产生了智慧和真知。到那时，他将拥有知识；也因为知识才帮他成长，使他不会像初始那样艰辛。”爱知识的人不应该不爱智慧，唯有爱智慧才能使人热爱知识的本质及过程。追求知识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满足人类共有的好奇心，也是为了获得一些超越时间的东西，比如创造一件美的艺术品，比如想出及论证一套更接近于事实的理论。

这让我想起了居里夫人——科学史上少有的不为盛名所累的人。爱因斯坦说“她不仅仅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如果说苏格拉底是出于自觉的神赋职责，孔子是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抱负，那么居里夫人的坚持则是出于对科学的倾心热爱。她恰似盈盈的湖水，有一种跨越百年仍感动人心的美丽。除了实验研究、授课、知道学生及家庭外，她的头脑中好像再也没有了别的东西；名誉并非所求，热闹亦非所愿见，关心资助必感谢万分但必须是针对研究所而非个人的。居里夫人任由烟气酸碱侵蚀她的容颜，却绝不允许操作推论中有任何差错；她根本不在乎家里的器件摆设，却注意到每一点理论与实验数据分析的出入。这正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为真理而付出的全心执着，也是真正的科学家所应有的特质。

曾经在陈省身的公众讲演上听到他说选择数学的原因是因为“数学好玩”，我非常的惊喜，因为在现代的也是中国的科学家身上仍然有理想主义不灭的光芒。他的年纪很大了，但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自豪，显得神采奕奕。人的确是需要点精神的。但中国的环境似乎很容易磨平人的性格的棱角。理想主义者的硬骨头就更难支撑于这处处弹性的世界；毕竟“横眉冷对千夫指”并不像“躲进小楼成一统”那样还有些自在。而仅存的理想主义者最好的出路，除了科学家，就是艺术家，尤其是文学家了。

汪曾祺以散文体小说而为人熟悉，他平静的叙述性文笔、祥和亲切的环境设置，让人心灵安宁，“得到休息”（汪曾祺自语）。他曾诧异于老师沈从文“一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不快”的审美限度，而是以一种很宽容的态度，以为什么人从桥上过都是一种自由；他的理想主义是想从任何环境中得到美的感受，这对眼睛和心灵的要求，都实在是很高。然而他年轻时也曾写过一篇关于复仇的故事：一个年轻人，手腕上刻着杀父仇人的名字，跋山涉水去寻找，却在问路时看到同样年轻的樵夫手腕上刻着他父亲的名字，于是返回，从此再不提复仇。很是惊心动魄的故事，又有相信存在和认同真理的理想主义精神，只是这样的激情却在汪曾祺后来的作品中消逝了；也许是因为“被人打掉门牙仍能自我解嘲”之类的经理让他更平静，更像水面宽广而内心汹涌的河流，安然接受沿岸冲刷的泥沙，只是让它们沉在河底，而不泛滥溃堤。而近于《多年父子成兄弟》中的极理想平等的父子关系，又是一种平淡生活中深刻的智慧，是无法轻言企及的。

科学家和艺术家，从表面上看，好象对社会进步都无直接贡献；正像理想主义并非指导社会发展的最有效思想，水也不是人生活的重心之所在。理想主义 只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足，及对笃信的理想世界的不断界定与趋近，所以支持者的数量并不重要。可一旦理想主义在世界上濒危甚至消失，这个世界就会像失去水源的沙漠一样可怕，因为旅行的人永远无法保证自己带足了水，更何况清水是一种不费心就无法再生的资源。科学家与艺术家，也正是使我们的精神财富常存常新的开掘者与改造者，他们的不懈追求——真、善、美，是所有相信并努力寻觅理想主义的人旅途中的指路灯，是我们干渴时所能望见或是摘取的青梅。

理想主义的稀缺，其实是一种现实的必然。西方有理性主义传统，凡事先分析利害，但容易陷入实用主义，导致一切利益至上，人情冷淡，有损于人的社会性；中国有道德主义传统，凡事先区别好坏，所以思维及关系空前复杂，也易流于形式主义，死要面子，有损于独立的人格。而在全世界，孩童都有理想主义倾向，只可惜随着成长而日渐磨损，成为默认的代价，所舍无几。最应守护理想主义清泉的知识分子，却仍然少有能够为真话给予一生坚持的人；往往在生存的张力变化面前，理想是第一个舍弃品，而理想主义则成了遥远的、曾经的、甚至是从未有过的梦。人有的时候，把自己的生活看得太重了，以致忽略了那终极的价值与意义。

但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这样的勇敢，去相信理想主义的价值，去发挥它的精神动力。若是社会中对自己的能力、道德、洞察、分析最有自信的人群，不能相信“求知”可趋于“求善”，不能坚守对某种绝对精神价值的信仰；那就近似于一个人不明白水的必需，不能体会沙漠因为水源的存在而美丽。

1909年，一位德国教师——查理·希尔曼德提出“所有的男孩女孩都应该走出校园，参加远足，留宿青年旅馆。”这引发了青年旅馆在全球的迅速风行。如果说，选择旅游方式就是选择生活方式，而青年旅馆自助游无疑是理想主义式的。

而我，缺少地理方向感，又对地形缺少经验，暂时还不会选择这样旅行；从这个角度讲，我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理想主义者。但我热爱理想主义精神，因为它就像清澈的水，掬一捧在手已能沁心；若有缘啜饮，更是令我神清气爽。我热爱这寻觅中真、善、美的指路灯，也愿意尽力去拥有它的坚韧、不功利、责任感和认真的思考习惯。即使是在沙漠中行走，我依然不会放弃对清水的寻觅，因为水是一种对心灵也有营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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