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活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难免受到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管理理论作为管理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不可能不会打上地域和民族的烙印。西方管理学根植于西文民族文化，任何管理者或管理研究者都会感到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实践中强烈的水土不服反应。上世纪70年代起，国内学者就开始了立足东方文化和现实土壤，博彩古今中外管理学说精髓，创建真正适合中国乃至中国文化圈的东方管理学说的努力。近三十年来，出版了十几部东方管理学专著，如曾仕强中国式管理系列等，另有《东方管理评论》等期刊杂志作为学术探讨之平台。近年来一些学者群体每年都会召开学术会议交流学术研究进展，出现了以苏东水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派别。东方管理学系已显初步的身影。

 

一个学系是否真正的立身于管理学理论众林，需要有一相对统一的哲学基础，这种基础构成了管理学之理念、知识、技术三维度中的理念维度，使得知识和技术有扎根生长的土壤。

 

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法国巴黎，向世界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无疑应该，事实上在实践上也已经成为东方管理的重要哲学基础。

 

苏东水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将这种哲学基础总结为三核心、四治、十五要素框架。三个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四治是治国、治生、治家、治国，十五要素：人、勤、道、变、和、实、信、效、法、威、器、术、筹、谋、圆。

 

苏东水的框架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儒、道、墨等百家学说提炼。中国百家诸子与先贤学说博大精深，在解释管理“人”的方面尤其彰显真知灼见。如：

 

   《周易》：元、亨、利、贞（圣人四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庄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孔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

 

       《曾子》：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晏子：  和而不同

 

         老子：师法自然，无为而治

 

        孙子：择人利势。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韩非子：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   

 

      其实佛学文化参东方管理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在日常管理活动中常可看到佛学思想的影子，如因果效应。既然冠东方二字，不可漏掉。

 

 

 

现代管理有两个目标：一是特定目标，如企业增加收益、提高市场竞争力等，二是一般性目标，如协助建立社会秩序，发展文化的创造力和促进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等。如何将管理的特定目标和一般目标结合起来，使管理哲学与管理科学和管理技术相互结合运用，是世界管理学100年来一直努力解决的课题。诚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管理科学和管理技术的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但从整体上看来，仍然偏重于”术“这一层面的研究，缺乏哲学角度对管理目标、知识、技术的统合，因此造成管理科学和理论、技术越发达，越是含蕴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吴友富（2008）将这这些危机总结为：恶性竞争的危机、管理的去人性化危机、管理哲学空心化危机。

 

这些危机均可在东方管理哲学中找到解决方案，如恶性竞争的危机背离了儒家的“和”，去人性化危机背离了“人 ”，即以人为本，最早见于《管子.霸言》。

 

徐飞（2008）认为构建中国管理体系的三个突破点：把“需体悟”的智慧转化为“体系化”的知识；从对人的关注转向对组织、制度、流程的关注；从过多提倡崇高道德，转身底线道德的强调。

 

这都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我想，东方管理或中国管理学体系之所以难以形成或得不到认可，主要源自很多学者都是在那里自话自学。听似有道理，但缺乏实证。再就是大家都喜欢构建大理论，大框架，缺乏西方管理理论那种对中观、微观理论的重视。而这些理论才是真证有操作性的。

 

所以，构建东方式管理体系，还需要方法论哲学的指导。初期恐怕要在实证上做些文章，从发展中观或微观概念，操作化概念到经验数据检验概念关系和理论模型开始，建立知识领域累积，管理本身是一种科学，需要科学的方法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