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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讖语”

已有 5853 次阅读 2014-8-13 16:01 |个人分类:莫名其妙|系统分类:人文社科|关键词:学者| 历史, 谶语


历史上的“讖语”


按:本文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种稗官野史、民间信仰(迷信?),不管我信不信,如果你信了,与我无关啊......


   所谓“谶语”是一类带有预言性质的话,最早源自商周时期的祭祀活动。近世以来,考古出土的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就是各种谶语。在历史上,谶语是“方术”的主要部分,获取谶语并根据(“客户”?)需要解释谶语也是一位“方士”应具备的基本业务素质。

   按表述形式分,谶语可以分为:诗谶、谜谶、戏谶等等。它们一般都比较隐晦,充满“象征”意味,用词模棱两可(这是关键技巧,并不容易),比如“相士”的惯用伎俩:父在母先亡,你可以理解为“父在,母先亡”,也可以理解为“父在母先(之前)亡”,相当于说“明天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雨”——逻辑上的“废话”。

   若按作用效果来分,谶语可以分为两大类:

   其一、“事后诸葛亮型”,主要是为了将某些时间上的既定结果神秘化,为行为赋予“天授”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比如刘邦那个“斩白蛇起义”的典故,把刘邦塑造为“赤帝之子”,完全是董仲舒建立“三统说”之后的产物——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秦为黑统,楚为白统,汉为赤统......三统循环,后来又发展出“五行转运”之说,故皇帝圣旨开头便是:奉天承运。

   其二、“目的指引型”,套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所有问题都被它的答案所指引,所有谶语都被它的目的所指引——观察者效应?比如《史记》记载的陈胜、吴广“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的典故,陈胜、吴广的“伐无道,诛暴秦”的目的(最深层次的目的应该是“等死,死国可乎?”)指引着“大楚兴、陈胜王”的谶语。还有元末红巾军起义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历史上关于“谶语”有许多有趣的段子,选几个介绍一下:

   以武功实现大一统的秦始皇是个特别迷信的帝王,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以及他一手建立的秦帝国就“死”在迷信上。与秦始皇相关的谶语,有三个最为出名:“亡秦者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祖龙死而地分”。

   按《史记》记载,“亡秦者胡”本来是方士卢生出海寻仙未果拿来搪塞始皇帝的,结果始皇帝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精神,认真了——世上有些事,你一认真,就输了,皇帝也不例外。始皇帝把“胡”理解为北方的匈奴,赶紧派大将蒙恬起兵三十万戎边北伐,修长城去了......可惜他老人家,千想万想没想到,历史“雄辩地”表明:这个“胡”竟然是自己的“幺儿”胡亥——你说幽默不幽默?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楚国阴阳家楚南公的预言,秦一统后长期流传在楚地。秦始皇五次出巡,基本是在楚国的范围内炫耀排场(否则刘邦和项羽怎么看得到),很难说与他对这句煽动性谶语的畏惧无关。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个“黔首”(老百姓、庶民)一定不是一般人。一直有种说法,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是被“祖龙死而地分”这句谶语给“吓死”的,这也并非全无道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谶语真正的兴盛要从汉朝说起,它的“理论体系”建立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了系统的“天人感应”理论,成为两汉经学(公羊经学)乃至后世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基本原理。两汉儒生极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为固有经典或所谓“固有经典”作预言性解释。按董仲舒的理解,孔子是“素王”,孔子作《春秋》是代汉家立法(《圣经》?),比如《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一个“王正月”可以被董老先生解释出宏篇大论来......还有《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我们现在一般解释为描述“银河”景象,而在汉儒那里,这是对汉帝国的预言,所以......所以汉武帝就把“栘中厩监”(管马的官员,“弼马温”?)苏武支到匈奴去了......

    困扰汉帝国最大的谶语来自《春秋纬》(《春秋谶》),这属于汉儒根据儒家流传“经书”的“原创”,比如:《易纬》、《尚书纬》、《诗纬》、《礼纬》、《春秋纬》、《乐纬》、《孝经纬》等。《春秋纬》有一句“代汉者,当途高”,这可让东西两汉皇帝大为紧张,无奈“当途高”太晦涩,令人捉摸不透......直到汉庭衰落,幽默的场面出现了,自己来认领的层出不穷(见《后汉书》与《三国志》):先是董卓的部将李傕,他主张“当途高者,阙也,阙通”;淮南军阀袁术主张“吾字公路,正应其谶”(袁术字公路,应了“途”);最终,曹丕出场了,他主张“当涂高者,魏(巍峨)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当代汉”,然后他就动手了......

    隋唐以来也有许多谶语流传,比如童谣谜语性质的“河南杨柳谢,河北李花荣”,这种谶语过于明显,要么是李渊得势后的自我标榜,要么就是李渊在蛰伏时政敌陷害,与此同类还有北宋初的“点检为天子”(赵匡胤任后周禁军殿前都点检,相当于禁军总司令)、李自成的“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李也)等。唐太宗时,数学家、天文学家太史令(掌史籍与天文)李淳风上谶语“唐三代后,有女主武王”(这不稀奇,哥白尼、第谷·布拉赫、开普勒都是干这个的),结果大将李君羡成了替死鬼,武则天最终坐收渔利......

    很明显,谶语在历史上往往起到政治宣传攻势的作用,这种作用根植且发轫于人心,影响力极大,稍不留神就改朝换代了。当然,有的时候谶语也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小伎俩甚至关键伎俩。比如明朝中叶,内阁大学士徐阶、高拱(还有后来崭露头角的张居正)在扳倒严嵩的过程中,据传就曾贿赂嘉靖帝的御用“乩仙”(一种降神占卜的方士,以“扶乩”治国也是嘉靖帝的一种“君人南面之术”,至于他自己到底信不信,God knows!),抛出了"大奸似忠,久占朝堂"的谶语,结果入阁二十一年,柄国十五年的"超级大老虎"严嵩顷刻间家破人亡......

    民间长期流传的《推背图》(传为袁天罡、李淳风撰)和《烧饼歌》(传为刘伯温撰)一类的谶书,可谓此中集大成者。它们在历代皆为“禁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谶语”的威力——其实就在信与不信之间,谶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好了,好了,不能再讲下去了,"天机不可泄露"(与谶语紧密相关的天象预言,咱们有空再说)........

   

    最后申明一下:研究宗教的不等于宗教徒,研究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不等于纳粹或法西斯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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