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绿色GDP核算不可行

 

最近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放弃绿色GDP统计，关于这个问题，三年前我就意料到，因为绿色GDP概念在经济学理论上得到的支持不充分，实际上2000年我就组织博士生研究绿色GDP的理论表述。2005年我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题目《内生型可持续发展理论、核算方法和状态评估指标》。项目的学术思想认为可持续发展需要经济增长理论和地球系统科学理论的全面支持。流行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侧重福利意义，故在制定发展政策时往往陷于困难，因此需要发展考虑了“五个统筹”的增长核算作为指标体系核心。为此，项目以技术进步下区域可持续内生增长机制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导致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为研究先导，同时展开科学发展观意义下现有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估，从而提出区域发展中的可持续核算方法，进而研究具有实际意义的城市技术生命测度模型和具有理论意义的面向和谐社会目标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方法和指标。

对于这样一个项目，被“枪毙”的理由是“内生型可持续发展指标”就是绿色GDP，国家已经启动了重大项目。评审人看来完全没有看我的立论依据，因为我在里面批评了绿色GDP，指出了它的问题。由此可见，中国有些评审专家如何地不负责任。

今天我把当年的立论依据公布出来，主要目的是指出绿色GDP核算不可行的原因是它理论缺陷，它作为福利指标而不是增长指标难于用于指导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出我们今后应该怎样发展什么样的核算指标和方法，次要目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已经开始，提醒个别专家懂就是懂，不懂就不要把自己钉倒科学的耻辱柱上。

 

n  区域可持续发展方法及量化指标体系研究的问题

区域可持续发展方法及量化指标体系，是及时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引导区域可持续增长的基本科学方法，它在区域发展政策制订中被广泛应用。我国各地区都存在着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区域可持续发展方法及量化指标体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在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方法及量化指标体系的研究已经有长期的历史。典型的如牛文元（1994）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独立的理论框架，构造了可持续发展的五大指标体系。牛方法及其变种成为中国目前最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评价模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1997）按照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4个领域分别列举了重点指标，也从总体上构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和《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1998）建立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总体结构是将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分成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和科教6个子系统，共计83个指标。王铮等（2004）提出了一个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思想是按照资源、环境、增长、社会公平四维展开，每一维的测度都力图与新经济增长模型联系起来。作为指标体系的发展的特殊方向，2000年以来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绿色GDP核算和生态足迹的方法也成为热点（Aronsson ,1998, Asheim., 2000, 潘岳，2004）。

在国际上，可持续发展定量指标体系也是进展艰难的，Daly，Cobb从1989年就对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探讨（Daly, Cobb，1989 ,Daly，1996），进而提出基于福利分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指标模型ISEW。联合国1995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核算体系，李金华（2000）将其归纳为：社会指标、经济指标、制度指标、环境资源指标。世界银行（1995）提出了考虑财富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该新的指标体系综合了四组要素，即自然资本、环境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产，用于判断各国或地区实际财富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时间的动态变化情况（承继成等，2001）。新近Lawn，Sanders( 1999),  Lawn(2001，2003)提出了可持续净收益指标体系SNBI，考虑了资本的在扣除自然资本耗费后的净收益和国际贸易的区域影响。Herendeen, Wildermuth （2002），Spangenberg（ 2002）,提出了基于资源供应临界点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也是一个进步。

纵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指标体系繁多，成就可喜。可是这些指标体系仍然未能把握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这些指标体系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庞大的指标体系的选取，往往按照可持续发展接触到的对象范畴如资源、环境，把一些特征机械地纳入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的选取一般缺乏严格的经济学、地球科学论证。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分析基础，这就构成了它的致命弱点。第二，目前大量兴起的所谓绿色GDP以及生态足迹方法，其本质是一种福利指标，指标之间的关系是外生的，而不是如新增长理论把经济关系内生化。由于这种经济学落后，这些指标体系几乎无一例外地未能把人类历史上突破发展瓶颈的技术进步纳入指标度量中，也不能把握当年发展耗竭资源对下一年的影响，从而使得这些指标体系在制定实际政策时缺乏政策意义。第三，流行的可持续发展指标方法实际上是忽视了人地关系地域类型的，例如有的指标把海拔作为一个标准，实际上低海拔在全球变化下受到海平面上升的严重挑战，海拔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可持续发展指标同学和核算方法，需要考虑地域特殊性。

科学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思维模式，同时也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方法及量化指标体系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在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的思想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应该具有“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功能，它在社会方面要达成的状况是建设和谐社会。另一方面对于这里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需要新的理论研究，其最根本的问题是需要将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和指标体系的构建中，使得指标体系的构建内生化从而理论上合理刻画在指标体系实践上基于内生关系实现“五个统筹”。对于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坚持地球系统科学观念，我们就可能承认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为使指标体系适应复杂系统，我们的研究 需要辨识不同区域人地关系的类型特点。   

n  问题的研究基础与突破点

本项目提出基于科学发展观，运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建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理论与指标体系目前有哪些研究基础，它们在什么地方有待突破呢？这是需要我们讨论清楚地问题。

首先说现在热点的绿色GDP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核算观念。传统的经济核算，仅仅注意物资的增长，实际上在物资增长的同时，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是一个特定时期内生产和服务的货币价值，这中间没有把社会福利计算在内，因此，基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增长核算，也同样没有把社会福利考虑到核算中。而经济取得的增长使以环境污染和资源耗损为代价的，即经济在增长的同时，也对社会福利产生了副效应，因此，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对环境污染和资源耗损所造成的对社会福利副面影响进行评价和核算，一直在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就提出绿色GDP核算的问题（Vincent，2000）。尽管人们研究承认绿色GDP核算的意义，但是从方法学角度，怎样构建一个可测量指标纳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问题还没有解决。实际上，Blanchard和Fischer于1993年提出了绿色国民生产净值（GNNP）测度，这个测度计算经济学意义不清楚未能取得运用。Weitzman（1997，1998，2000）对绿色GDP的核算意义作了研究，指出它不是社会资本和财富指标而是社会福利指标，澄清了问题，发展了绿色GDP核算方法。但是由于绿色GDP是一种社会福利指标而不是财富指标，而传统的GDP由于它与投资、消费的联系从而产生内生化方程具有增长政策意义，这就大大限制了绿色GDP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应用。

尽管绿色GDP核算在表达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体现和谐社会目标有不足，但是绿色GDP的提出，为我们构建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方法和大量体系指出了一个方向，就是以社会经济核算为基础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定量指标的计算方法。实际上，在中国杨友孝，蔡运龙（2000）就尝试用一体化核算体系评估中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进一步注意到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思想，它就包含了核算的要求。Barro（1999）提出了标准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二元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具有知识溢出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含税收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具有R&D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等。这种模型对统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建设一种和谐经济体系具有定量分析的意义。Conley，Ligon（2003）建立了的区域溢出的统计分析模型，王铮等（2003）发展 Mundell-Fleming模型，新的模型具有分析区域经济关系、国际经济关系统筹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一定功能。这些方法都可以作为科学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估方法。在新近的发展中，“绿色核算”已经发展了各方面内容，例如Cairns（2004）提出的方法就具有核算资源利用率、环境容量变化、生产资本效率和投资不足的影响力的作用。Romer（罗默，2002）则发展了所谓增长尾效（growth drag）分析模式，找到了度量GDP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直接关系，突破了长期原来用福利指标核算可持续发展的做法。与之同时，国内外已经出现一些关于基于环境管理的产业发展管理理论，其关键是评估发展的环境需求（Brasingtona， Hiteb，2005)，由发展的环境需求来评估城市的开展前途和选择增长模式。

将这里的评估与经济核算结合在一起。重点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核算方法而不是指标体系，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性的学术动态。因此以建设和谐社会为制定指标的目标控制，引用“五个统筹”的思想发展经济（社会－环境－经济一体化）的核算方法，是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方法及量化指标体系”的一个可行的学术方向。

n  研究的深化

在前面的基础上，我们继续发展，就有可能构建“区域可持续发展发展方法与定量指标的体系”。然而，要提高这个体系的科学性，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把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内生增长理论（Lucas, R. E, 1988,，Romer，1990）联系，形成内生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Bretschger, 1999）。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所进展：

Barbier（1998）研究了内生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源不足的关系，他首先建立了资源缺乏和人口增长的Romer-Stiglitz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最优的平衡增长路径。然后考虑了资源获得的可能性限制了技术创新，从而对最初的模型进行扩展。这个研究思路对我们关键可持续发展中统筹区域的理论是一个很好的思路。Woodwell(1998) 建立了资源消耗、产出、生产要素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的反馈关系。Grimaud, Rouge（2001）使用包括了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的内生增长的Schumpeterian模型，定义了经济最优的平衡增长路径，并讨论了实施最优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Rodriguez, Sachs,（1999）讨论了资源充足的经济具有较低经济增长率的原因，研究表明包含自然资源的Ramsey 增长模型中，消费和投资达到均衡时的经济稳态是最优的。因此经济会收敛于它的稳态并在过渡时期表现出负增长。Krutilia, Reuveny（2003）研究了包括可更新资源在内的Ramsey模型，目的是想了解是否较高资源提取成本能够导致系统的增长复杂性。更深入的研究其主要是通过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的生产要素，物化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Bovenberg, Smulders(1996)发展的包含环境影响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Stokey（1998）从增长极限角度讨论技术进步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Wirl（2004）发展了一个完整的结合经济增长于资源环境约束动力学学模型。所有这些模型为我们建立内生的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模型建立了基础。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基于CGE模型或GTAP模型来经济发展过程。1990’s后期，动态CGE技术被用于产业演化分析（Love, 1997） ，适合于发现可持续发展中产业协调、统筹城乡发展问题。Coe，Helpman (1995)模拟发达国家R&D变化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变化，定量揭示贸易与全要素生产力、资本、产出和消费等方面的关系，它在统筹开放与自身经济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分析功能。这种应用模拟技术分析经济发展方法，发现经济增长政策的研究，值得我们推广到一般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显然，完成具有内生增长意义的或者说内生型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定量指标体系的工作已经有了新的起点。

在当前情况下，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不能脱离区域信息化问题。信息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趋势（陆大道，2004）。信息化对区域发展影响日益突出，但是目前关于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信息化的实证研究方面，利用它构造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指标体系还需要更多的研究。Biswas（2004）对信息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了研究，提出信息化通过影响生产技术和消费结构两种形式来影响经济增长。Freeman(2001)认为“信息化促进了创新但是并没有改变经济周期”。这种认识局限在经济增长领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到可持续发展领域。

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城市或者区域的技术生命。技术生命问题，是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的，克鲁格曼因为预测了东亚金融危机而被认为善于分析增长的持续性问题。在克鲁格曼与它的学生提出的城市技术生命模型中（Brezis, Krugman，1997），技术生命仅仅考虑了市场与技术因素，这是显然的不足。实际上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也决定城市的技术生命。在短期经济过程中，克鲁格曼的技术生命已经相对充分了，但是在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意义下，城市技术生命需要与人口资源环境系统的复杂性联系起来。Helpmann, Rangel（1999）发展了调整产业结构适应技术变化的分析方法，对于城市根据技术变化乃至于资源环境变化，调整技术生命，争取可持续增长有意义，可惜他们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在中国已经大量注意到矿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其实就是技术生命问题。同样其他区域的技术生命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中国地理学界注意到了可持续发展与人地关系地域类型的作用（毛汉英,1995, 王铮，1995，龚建华 承继成，1997，郑度，2002，樊杰，吕昕，2002），形成了自己 的特色，提出了PRED协调的概念，这种特色是我们突破国家可持续发展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起点，现在的问题是提出针对不同人地关系地域类型区的特殊问题，建立有针对性的地方可持续发展度量指标。

n  总结

总之，本项目提出基于科学发展观，以可持续发展核算为核心，发展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建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核算方法与指标体系，注意人地关系地域类型对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特殊需要，寻求基于这种理论和指标体系寻求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具有强烈的国家需求，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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