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师恩难忘_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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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2年元月大学毕业，那时候是分配工作。那年月可是百废待兴啊，人才极度匮乏，但我的去处却是被分到了河南孟县缑村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我的理想是做科研，但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只能听党话跟党走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打听到还有哪位七七级的毕业生到了公社去的。
公社是那个时代的象征，改革开放后被取消而代之以“乡”，到1990年代又撤乡并镇。但万变不离其宗，它是当代中国政权架构中的最基层。年轻人心比天高，一下子掉到谷底，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那年月还没郁闷这个词呢 
）。同学们都戏称我给公社书记打酒去了。
好在我遇上了好人，我工作生涯中的第一个恩师，他就是我的顶头上司老宋，缑村公社农技站站长宋如枝。我没去时，他就光杆司令一个，另有一个帮忙的临工：农民技术员闫正德。
老宋是获嘉人，农校毕业生，我去的时候他已经50来岁了。他疾恶如仇的性格和刚直不阿的脾气使得他的职业生涯一如他的名字：尽管他的业务水平绝对的一把，但只能永远如“枝”却无法成“干”。他带出来的学生都已经是县农业局长甚至副县长了，他还是一成不变地做他的公社农技站站长。跟着他，我非常敬佩他的精明能干、也非常折服他的处事为人，但我心里也非常清楚：他的现在就是我的将来。
这就是老宋。背景是棵树，但他的身前身后都是些枝子。这也是命啊！如枝如枝，总不能成干呀！
公社里的工作非常冗杂，所谓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所以，我报到时老宋就告诉我，你在学校学的东西在这儿能用上十分之一就算谢天谢地了。这种工作环境真的让我于心不甘。没几天，当研究生招生报名时，我就和老宋讲：我要考研。他很理解我，爽快地说：就只当你还没来吧。给了我50天的复习“假期”，当然是在公社里，我天天猫在办公室里捧着能找到的材料和笔记研读。
考期到了，跑到数百里外的新乡考点参加考试。考场上几乎给烤糊了，手心里都攒出了一把把的汗。回去自觉考砸了，所以从家里背了一大摞书回了缑村，决心继续复习来年再战。接下来的时间，整天跟着老宋骑着车子在地里转，穿过一条条泥泞的街道窄窄的田埂，把车技给提高了不老少。我的表现深得老宋的赞许，也在公社里留下了不错的口碑。但到了骄阳似火蝉鸣如歌的时节，千里之外一纸通知书飞来：我被录取了。
这是那时候我在日记里画的缑村公社大队分布图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立即骑车赶到十几里外的县城给家里发了封电报（当时电话还是手摇的，一个大队也只有一部，电报便是最快的通讯手段），就俩字儿：中了。几百里之外的二老为儿子再次跳了龙门而彻夜无眠。老宋、正德为我饯行，嘱我注意学会与人打交道，免得像老宋自己那样窝在底下。送了我一些礼物，其中有一个带耳塞的袖珍收音机。那是老宋见我总是把收音机贴在耳朵上听英语讲座，这在那个年代是很重的礼物了。
从元月份报到，到八月份离去，除去复习考试的两个月，我在缑村工作了整整半年。其实在为我饯行时，正德已是满腹心事，他刚接到被辞退的正式通知：凡1972～1980年间雇的计划外临工统统清退。那时候，农业技术人员相当缺乏，而培养一个像正德这样的经验丰富的农技员又谈何容易！可他不得不走。最后就剩我们俩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咱们各奔前程吧！
闫正德。为人热诚、说话风趣、经验丰富的农民技术员
别了，缑村！但老宋的知遇之恩却是没齿难忘的，他的宽容和理解成就了我的第二次命运转折。这之后的好几年里我们都保持着通信联系，每到新年我都寄份贺卡给他。但后来联系断了，不知是搬了家还是发生了什么事。算起来，离开缑村已经25年了，老宋应该快80岁了吧？值此教师节之际，遥祝他健康长寿幸福平安！
二、
考研时，一点也不知道该报什么地方，只是翻着招生简章上的考试科目，哪个自己把握大点就报哪个。于是我遇见了我的硕士导师陈瑞鹿先生。
陈先生是厦门人，1950年毕业于福建农学院。毕业后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大东北，到当时的东北农业部工作（建国初期设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等几个大区）。1954年大区撤销，陈先生又转到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7年后改为吉林省农科院）工作，从此开始了对粘虫的研究。1957~1960年，陈先生又入北大师从林昌善教授读研究生，以粘虫的生态学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那个年代尚无学位）。
陈瑞鹿先生（第三排左起第八）本科毕业合影照
北大读研究生期间的陈瑞鹿先生
对国内的昆虫迁飞研究而言，50年代是个创造辉煌的年代。尽管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但学术传统尚未完全被破坏，所以在那个艰苦卓绝又荒谬绝伦的岁月里，国内一些昆虫学家把号称神虫的粘虫的迁飞规律搞清楚了。在这支研究大军中，陈先生是东北粘虫研究者的代表，又与林昌善、张宗炳及其弟子们属于北大一脉，他们和以李光博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农科院一脉共同奋斗，并与全国各地的植保人员开展全国大协作，终于阐明了粘虫发生的来龙去脉。北大一脉发表了著名的粘虫迁飞“六论”的经典系列论文，农科院一脉则以标放回收试验的成功名垂青史。
1959年4月东满粘虫越冬调查报告_荒唐年代的奇特文字，取自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粘虫通讯
陈瑞鹿先生和林昌善先生_1992年参加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时的合影
这些研究成果是一项世界级的荣誉，赢得了国外同行的敬重。这项研究启发了日本同行，在我们轰轰烈烈闹文革的时候，把日本稻飞虱的迁飞规律弄明白了。这反过来又启发促成了1970年代国内昆虫学家们对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迁飞规律研究的全国性大协作，这也成就了我现在的两位导师张孝羲（领衔稻纵卷叶螟研究的全国大协作）和程遐年（褐飞虱研究全国大协作的主帅之一）的学术地位。而刘芹轩先生和中国水稻所的胡国文先生则是1980年代白背飞虱研究全国大协作的领头人，陈瑞鹿先生则从1978年开始筹划建立昆虫雷达，到1984年开始投入迁飞观测，开创了中国的雷达昆虫学。如果您看英文的昆虫迁飞文献，经常可见引用中国的这些研究成果；而外国同行说起中国的迁飞研究，首先要提五个人：Lin，Li，Zhang，Cheng，Chen。即林昌善（粘虫迁飞理论）、李光博（粘虫标放回收试验）、张孝羲（稻纵卷叶螟迁飞规律）、程遐年（褐飞虱迁飞规律）和陈瑞鹿（粘虫迁飞规律和雷达昆虫学）。
李光博先生（右）和王恒祥先生_1980年代初
1986年在英国NRI参加昆虫迁飞国际研讨会的张孝羲先生（右三）和程遐年先生（左三）
刘芹轩先生激发了我对昆虫迁飞研究的兴趣，而进了陈先生的team，则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昆虫迁飞研究者。再后来，到了张孝羲先生的lab攻博，终于让我这个迁飞者羽翼丰满，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趣味和研究风格；等到与程家安先生合作做我的博士后研究－稻水象甲的迁飞和滞育，则是我第一次独立地完成了一个研究项目。整个项目有八个单位参加，我作为主研人员为项目的完成做出了有分量的贡献。该项目的研究成果获得了1997年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奖人员名单上，我在两个主持人之后位列第三。
2002年在桂林参加第三届东亚稻飞虱生态与治理国际研讨会时与程家安先生在一起
有幸成了陈先生的弟子，还使我获得了空前的学术资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我与国内外迁飞界的巨头们有了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得学术渊源。
受中国农科院周大荣先生对玉米螟迁飞的猜想的影响，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玉米螟的飞行能力，这让周先生赏识有加，好几次见了我都拍着我这个小字辈的肩膀赞我是玉米螟吊飞第一人。后来周先生通过大规模饲养，成功地做了标放回收试验，为玉米螟的迁飞研究画了个句号。
1980年代周大荣先生和他的弟子王振营先生。周先生今年8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因为陈先生与北大林先生的师承关系，我得以也混入北大学了一年的基础课，能当面聆听林先生的教诲，而师叔蔡晓明先生则具体带我，手把手教我各种做研究的基本功。在这一年里，我还有幸听了首提粘虫迁飞假说的张宗炳先生的讲座，那授课风格可真是美仑美奂让人如沐春风。
因为陈先生与中国农科院李光博先生的长期合作关系，我得以能有和李先生近距离接触受教的机会。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就是李光博先生。后来李先生患病期间，我前去拜见探望。李先生出乎意料地与我这个后生促膝畅谈整整一个上午，回顾了他做粘虫迁飞研究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历程和其中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纠葛，直到中午十二点半才结束。我告别时，老人家又把我送出门外好远一段距离。半年以后，李先生就走了。斯人已去，那次长谈的情景还恍若昨日。
1980年代初的全国粘虫研究协作组会议_李光博（右五）、陈瑞鹿（右四）、郭予元（右二）
因为陈先生开创的雷达昆虫学研究，使我得以结识了澳大利亚昆虫雷达专家Drake博士，从1986年开始的合作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这也使我有机会参与了南京农大与英国同行的国际合作，进而又成了张孝羲先生的弟子，并跟着程遐年先生做了三年的雷达观测。直到现在，我又一路追踪天使跟着程遐年先生学手艺 :-)
1986年6月与Drake博士合作雷达观测_公主岭火车站_20年前的俺、V.A.Drake、陈瑞鹿
1986年雷达观测场地，背景是我国第一台昆虫雷达－公主岭雷达。一些国内同行来访：张孝羲先生（二排左三）、胡伯海先生（二排右三），南京林大薛贤清副教授（二排左一，已故）等，前排右二是浙江省农科院巫国瑞先生的女儿，后去了美国。二排左四起：Dr Roger Farrow，Dr Alistair Drake，陈瑞鹿先生。我在后排左五。
2002年7月在Drake博士ADFA的办公室里
2004年5月Drake博士和英国洛桑试验站昆虫雷达组的Chapman博士来访
1988年9月中英合作雷达观测_南京江浦，背景是空中取样用的充氦Kytoon
左三起：本博主，张孝羲先生，Mr Alan Smith，Dr Don Reynolds, Dr Joe Riley，程遐年先生
1990年8月，公主岭_考取了博士研究生，陈瑞鹿先生在吉林省农科院宾馆为我饯行
因为陈先生与人为善的好人缘，我与国内其他迁飞研究的领军人物也都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陈永林先生、中国水稻研究所的胡国文先生、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贾佩华（摸清了小地老虎的迁飞规律）先生等前辈。这种关系又延续到了弟子辈们：如农业部病虫测报总站的胡伯海先生（林昌善的弟子，已病故）、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张志涛先生（李光博的弟子）、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罗礼智先生（李光博的弟子）和王振营先生（周大荣的弟子）等。
2002年11月在LSU的师弟费惠新家中：左二为张志涛先生，右二为费惠新，右一本博主
2005年10月与罗礼智先生在崇明
2006年5月与王振营先生在我家乡的云台山上
2001年8月与陈永林先生在一起
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在迁飞研究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我一直在收集1950～1960年代粘虫迁飞研究的历史遗存，想在适当的时候写一部中国粘虫迁飞研究史，以告慰那些已故的英灵们，为自己也为后人留下他们无价的精神财富。我一直在努力着，已经搜集了相当一部分资料和照片，但还有更多的历史资料有待抢救。
2001年8月在陈永林先生的办公室翻看当年的历史文档
想想那次和李先生的长谈，仅仅半年后人就去了，真为那些口述历史资料感到庆幸。而我一直以为陈先生就在自己身边，反而很少去和先生聊过去的事情，待到1995年陈先生英年早逝，才真正让我感到痛惜不已！陈先生为人谦和、与世无争，很多事情他从来不说，很多委屈都埋在自己心里。他老人家一去，那么多的故事也永远淹没掉了。痛哉痛哉！还有林昌善先生，当我风尘仆仆赶去拜见他时，他已处于中风之后的半失忆状态。好在那天林先生的女弟子孙金如先生正好也来看望林先生，才让我从孙先生口中抢救了一些故事。还有一些老前辈我还没见到呢，如大连农科所的邓小山先生，他是当年渤海捕蛾的主将，他那里肯定有好多故事，但我还一直没有机会去拜访。
2006-08-20_福州_与师母在一起_左为陈先生的三公子
去年到福建开会，专程拜见了退休在家的谢淑仪师母，请她帮我把还能找到的陈先生遗留的文字和照片整理一下。前些时她打来电话说整好了，但我一直还没顾上去取。待忙过这一阵子吧。
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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