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唯物主义运动将科学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极为讽刺的是，它的胜利却又就地竖起了自己的宗教。在这个宗教里，知识巨人取代了圣人，尸体解剖取代了临终祈祷，脑成了圣物，脑研究则提供了圣徒的行传。

对普通大众而言，仅仅崇敬一个阿基米德，一个牛顿，一个高斯或一个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是不够的；大家希望知道这些高智商的人怎么能够取得智力上的非凡成就，是什么赋予他们可以说是“不费力”就做大事的能力。进一步的，人们好奇，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成为天才或罪犯，对此存在一个物质的解释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吸引了无数优秀的研究者投身于人脑的研究。数百年来，伴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围绕着人脑，这个宇宙中最复杂之物，从宏观到微观，展开过各种各样有趣的研究。19世纪风靡欧美，并拥有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美国诗人惠特曼等众多信奉者的颅相学也是其中之一。

研究的方式多种多样，高斯和爱因斯坦这两位科学巨人的比较研究也特别有意思。两人的相似之处很多，都在20岁出头发表了突破性的博士论文，确立了自己世界级科学家的地位，然后继续做出一个接一个的重要发现。在学术生涯的中期，两人也都在卓有声望的大学城安顿下来，高斯在德国格丁根，爱因斯坦在新泽西普林斯顿。他们的生年也差不多隔了一个世纪，高斯1777年，爱因斯坦1875年；去世也相隔1个世纪，高斯1855年，爱因斯坦1955年。特别是，在死后，两人的脑都以科学研究的名义被取出并保存。

高斯在19岁那年解决了一个两千多年来几何学家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用尺规做出正十七边形。24岁发表的《算术研究》，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起成为数学文献的经典著作。虽然他被誉为数学精英，但使他名扬天下的是其天文学发现，他正确预测了谷神星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高斯的一生，广泛涉猎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统计学、测地学等领域。在进入的每一个领域，他都决不是业余玩家，都做出了原创性、开拓性的贡献，而且他一直源源不断地出成果，直至年老。很自然的，对于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如果真的存在天才脑的话，那么在他的脑里应该能够发现点什么吧？

高斯的脑据说是第一个经由高资历的专家检查，并与一些杰出的脑做过对比研究的脑。今天，他的脑被安放在格丁根大学校园里的医学伦理和医药史研究所地下室的一个标本柜里，研究者对其脑重、脑的尺寸、外表的复杂性、脑的表面积做过研究，也有人对它做了磁共振成像，但都没有就脑与智力品质之间的关联得到多少有价值的结论。

实际上，爱因斯坦脑的研究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爱因斯坦生前明确表示，自己的遗体要火化，秘密撒掉骨灰以阻止偶像崇拜，但是他的脑最终还是被病理学家哈维取出并制成了标本供研究。几十年来，人们对其脑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戴蒙德、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维特森，都曾发表过以爱因斯坦的脑研究为主题的研究论文。但公正的说，到目前为止，除了“爱因斯坦”这个大众文化符号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以外，爱因斯坦脑研究本身还没有得到真正有价值的结论。

       20世纪以来，相比于脑病理学、神经化学、神经外科、肿瘤治疗领域的飞速进展，智力的解剖学基础的探求令人沮丧。今天，脑科学家不但未能定位高级思维过程，而且仍然无法把一个高斯或者一个爱因斯坦与一个邪恶的罪犯的脑分开。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平克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人能够宣称已解释了爱因斯坦的天才，我们都知道，一个拥有巨大下顶叶的人，同样很容易成为一名极好的房屋建筑商或者台球高手。”从一开始，搜寻天才和特殊才能的解剖学基础就被下面的问题所困扰：过度简化引起的误差，赋予不寻常案例过多显著性引起的误差，研究者的个人因素带来的误差，语言不恰当导致的误差，服从于思想学派（如颅相学、实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笛卡儿二元论、生物决定论）而引起的误差。这是一个大赌注、高风险的游戏。同时，抬高某人的脑总是意味着贬低其他人的脑。说爱因斯坦是“有记录历史以来的智力巨人之一”，这就使他的脑成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思考工具之一。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讲高斯，甚至更有道理。

    也许到今天，最安全的结论还是，“所有的脑看起来基本是相似的”。当然，不同也的确存在，然而这些不同还没有达到足以证明一种脑形状或细胞结构学分区图比其他更好。唯一合理的假设是，在生命的开端，任何健康的脑都拥有实质上无限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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