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关于南方科大的两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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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科学网连续刊登了几则关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博文，很多学者对即将建立的这所全新的大学以及一个月前上任的校长朱清时教授充满了期待，但科学网的博主们也提出了一堆问题。阅读完这几篇博文后我感觉这些问题提得很到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问题其实也是考题，对它们的解答也将逐步勾勒出新校长和未来班子对新大学的“顶层设计”方案。我在这里也凑个热闹，提供两个具体的“施政”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
在如何实施先进的办学机制方面，建议考虑与国际一流高校共建两个新学院，并以此为第一批招生单位，然后以这两个学院为支点再陆续建立其他学院。目前欧美高校开始全球布局，不少学校已经有实际动作。如北卡的杜克大学在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一个医学院（Duke-NUS），由新方提供经济资源和基础设施，杜克本部提供师资和管理模式,（杜克的副校长 R. Sanders Williams 曾跟我详细介绍过他的这个成功案例），我觉得这个模式也可以在中国有条件的地方试行。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杨福家校长的推动下最近在浙江宁波建立了诺丁汉大学分校。另外，国内其他高校也有与国外高校共建的学院和系，如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共建的“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联合学院”。这种中外共建的学院有两种类型，一是以外方为主来管理和运行，另一是双方共同管理。两种学院都实行董事会/理事会领导制，具有相对独立的聘用、财务运作、教学管理等权利。
一个新创立的学校要得到社会的认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要吸引外国的孩子来学校读书更需要时间。但国际化的学院可以迅速提升新大学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让学生能够直接进入具有国际知名品牌的学院，部分学生还将有机会获得境外校园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并申请双学位。
据我所知，希望来中国建立分校和机构的国际高校恐怕为数不少，关键是我们的“顶层设计者”要有战略眼光，要抓住当前国际经济重新洗牌、中国国际地位显著上升的大好时机主动出击，找到好的合作办学伙伴。建议欧美高校可以一起谈，最后各落实一家，这样欧洲和北美的校园文化可以在新大学的“地盘”里分别试点运行、开花。建立“国际化”的新学院既可以走出创新的办学路子，引入不同的文化，尝试和学习不同的机制，又可以吸引优秀生源，将对新大学的发展有事半功倍的促进作用。
另一个讨论最热烈的问题是如何“去行政化”上，网友们认为“理事会领导、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是个办法，可以内行管理内行，轮流执政，就不会出现科研腐败等现象。我想高校内能否真正实现学术与行政分权的关键不在制度本身，而在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上。我们不是要用强硬的手段在大学去“拆开”学术和行政，而是要在理念上把学术和行政上区分开来。我个人的建议是新大学需要自上而下地实行明晰的“岗位时间”的界定，明确校长、校级领导、和正院长一级的管理层的“全日制”工作职责中将不包括个人学术研究。作为管理工作的补偿，他们的薪资将高过普通的教授，但个人不能做科研，不能申请科研经费 – 因为没有“合法”的工作时间从事项目研究和指导学生；而副院长和系主任一级的管理人员在工作职责中其个人的教学和科研时间将被规定到一个额度，如30%以下。由于“岗位时间”和“分配”上的游戏规则，教授担任学校和正院级领导将意味着他们自动放弃学术岗位，担任其他行政职务也将大大削弱其学术能力，这样也就没有太多的科学家想当“官”了，而当上了“官”的也不太可能为自己的学术拉资源了。我们现在高校的学术腐败已根深蒂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高校从校级领导开始就没有搞清“岗位时间”（1年只有12个月）这个再简单不过的概念！不少人官做得越大，科研地盘也越大，其工资和其他收入的“份数”也越多。试想如果从高校的领导和院士们开始就缺乏“职业操守”，那么我们还奢谈什么教书育人？事实上国外高校有非常明确的游戏规则，你一旦签约上岗，再做第二份工作就意味着与第一份工作有（时间上以及内容上的）冲突，如果拿第二份全日制的薪水的话则就是违法行为了。当然建立国际化的学院将有助于从一开始就梳理清楚中国高校盘根错节的“职业操守”上的头绪，做到正本清源。这个“岗位时间”的界定应该在新的大学作为重点来解决，如果它解决了，行政和学术将回归应有的位置和面目，“去行政化”也就有了成功的基础。
很多体制和机制上的“革命”，最容易的是在一个全新的机构来实施。80多年前在广州市的长洲岛兴办的新式军校 –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一扫旧军队和旧军阀的作风，为后来国共两党参与的北伐提供了强大的军事支撑。当年的黄埔军校也是大胆借鉴了国外（苏联红军）的先进经验并融入了不同党派的多元文化。我们希望新的南方科大能在办学伊始就能找到好的策略和“支点”，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中国高校中脱颖而出，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出现精彩和辉煌。
一流大学之路
https://m.sciencenet.cn/blog-265898-259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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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实施先进的办学机制方面，建议考虑与国际一流高校共建两个新学院，并以此为第一批招生单位，然后以这两个学院为支点再陆续建立其他学院。目前欧美高校开始全球布局，不少学校已经有实际动作。如北卡的杜克大学在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一个医学院（Duke-NUS），由新方提供经济资源和基础设施，杜克本部提供师资和管理模式,（杜克的副校长 R. Sanders Williams 曾跟我详细介绍过他的这个成功案例），我觉得这个模式也可以在中国有条件的地方试行。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杨福家校长的推动下最近在浙江宁波建立了诺丁汉大学分校。另外，国内其他高校也有与国外高校共建的学院和系，如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共建的“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联合学院”。这种中外共建的学院有两种类型，一是以外方为主来管理和运行，另一是双方共同管理。两种学院都实行董事会/理事会领导制，具有相对独立的聘用、财务运作、教学管理等权利。
一个新创立的学校要得到社会的认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要吸引外国的孩子来学校读书更需要时间。但国际化的学院可以迅速提升新大学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让学生能够直接进入具有国际知名品牌的学院，部分学生还将有机会获得境外校园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并申请双学位。
据我所知，希望来中国建立分校和机构的国际高校恐怕为数不少，关键是我们的“顶层设计者”要有战略眼光，要抓住当前国际经济重新洗牌、中国国际地位显著上升的大好时机主动出击，找到好的合作办学伙伴。建议欧美高校可以一起谈，最后各落实一家，这样欧洲和北美的校园文化可以在新大学的“地盘”里分别试点运行、开花。建立“国际化”的新学院既可以走出创新的办学路子，引入不同的文化，尝试和学习不同的机制，又可以吸引优秀生源，将对新大学的发展有事半功倍的促进作用。
另一个讨论最热烈的问题是如何“去行政化”上，网友们认为“理事会领导、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是个办法，可以内行管理内行，轮流执政，就不会出现科研腐败等现象。我想高校内能否真正实现学术与行政分权的关键不在制度本身，而在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上。我们不是要用强硬的手段在大学去“拆开”学术和行政，而是要在理念上把学术和行政上区分开来。我个人的建议是新大学需要自上而下地实行明晰的“岗位时间”的界定，明确校长、校级领导、和正院长一级的管理层的“全日制”工作职责中将不包括个人学术研究。作为管理工作的补偿，他们的薪资将高过普通的教授，但个人不能做科研，不能申请科研经费 – 因为没有“合法”的工作时间从事项目研究和指导学生；而副院长和系主任一级的管理人员在工作职责中其个人的教学和科研时间将被规定到一个额度，如30%以下。由于“岗位时间”和“分配”上的游戏规则，教授担任学校和正院级领导将意味着他们自动放弃学术岗位，担任其他行政职务也将大大削弱其学术能力，这样也就没有太多的科学家想当“官”了，而当上了“官”的也不太可能为自己的学术拉资源了。我们现在高校的学术腐败已根深蒂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高校从校级领导开始就没有搞清“岗位时间”（1年只有12个月）这个再简单不过的概念！不少人官做得越大，科研地盘也越大，其工资和其他收入的“份数”也越多。试想如果从高校的领导和院士们开始就缺乏“职业操守”，那么我们还奢谈什么教书育人？事实上国外高校有非常明确的游戏规则，你一旦签约上岗，再做第二份工作就意味着与第一份工作有（时间上以及内容上的）冲突，如果拿第二份全日制的薪水的话则就是违法行为了。当然建立国际化的学院将有助于从一开始就梳理清楚中国高校盘根错节的“职业操守”上的头绪，做到正本清源。这个“岗位时间”的界定应该在新的大学作为重点来解决，如果它解决了，行政和学术将回归应有的位置和面目，“去行政化”也就有了成功的基础。
很多体制和机制上的“革命”，最容易的是在一个全新的机构来实施。80多年前在广州市的长洲岛兴办的新式军校 –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一扫旧军队和旧军阀的作风，为后来国共两党参与的北伐提供了强大的军事支撑。当年的黄埔军校也是大胆借鉴了国外（苏联红军）的先进经验并融入了不同党派的多元文化。我们希望新的南方科大能在办学伊始就能找到好的策略和“支点”，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中国高校中脱颖而出，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出现精彩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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