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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性理论起源
(一)五味说
《周礼》记载“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还说:“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
药理学说是针对病理变化而形成的,如有了虚实寒热的病理变化,才能有补虚、泻实、清热、温寒的药理学说等。《内经》的药理学说,主要是所 谓五味说,五味说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针对病性的,即五味所主;一是针对病位的,即五味所入。
1. 五味所主 《素问·脏气法时论》说:“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并明确指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这些认识和后世所说辛主发散、酸主收敛、甘能缓中、苦能燥湿、咸能软坚是完全一致的,可见此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此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还有关于五味阴阳属性的归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味厚 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 泄,厚则发热,”这种气味阴阳的论述,对于解释药物的作用机制也是很有帮助的。最后,《内经》中还有两条专记“甘药”的零散材料,《灵枢·终始》篇治疗少气“可将以甘药”,《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治“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这里明确指出了“甘药”的调补作用。
2. 五味所入 《素问·宣明五气篇》云:“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灵枢·九针论》则说:“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血,咸走 骨,甘走肉”,并增加了一个“淡入胃”,这些显然都是从五行学说推衍而 来。《素问·脏气法时论》还有进一步的记载:“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等,又说:“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等,这就打破了五味与五脏的机械关系,可以根据五脏苦欲而灵活运用了。此外,在其它篇章里还有一些关于五味宜忌、五味所伤的记载。需要说明的是,《内经》关于五味的记述是包括食物在内的,所谓宜忌和所伤,大部分指的是患病时食物的宜忌和饮食过度时的所伤,这是应该注意的。总之,《内经》的五味所主说多从经验而来,五味所入说则多由五行学说推衍而来,因此五味所主的实践意义就重要一些。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内经》还提出许多针对病理变化的治疗原则,其中谈的最多的是补虚泻实。如《灵枢·脉度》篇说:“盛者泻之,虚者饮药以补之”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更具体地指出:“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 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镖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这些原则,在《内经》时代虽还不可能指出具体的药物,但随着药物实践知识的不断丰富,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结合,这些原则就自然成为中医药理学说的基本内容了。总之,战国时期一方面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中药应用知识,另一方面病理学说的形成,又给总结药物作用提供了理论根据。由于有了这两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到了《内经》时代,才初步总结出五味说、气味阴阳说和补虚泻实说等,为中医药理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四气说的建立
五味四气是中医药性说的主要内容,五味说出现较早,四气说则始见于《本经》,《本经》不但明确指出“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而且明确 了“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的基本原则。在具体药物记述中,几乎每种药都有寒热温凉的记述,并且分出了寒、小寒、微寒、大热、温、微温、平 等七种不同的程度,可见对药物四气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样就便于针对病理变化的寒热加以应用,使病理学说和药理学说开始结合起来。《伤寒杂病论》虽很少谈药性,但从其方药运用中可看出其对药性寒热的深刻认识,如白虎汤用石膏、知母以清热,四逆汤用附子、干姜温寒救逆等,还有“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等具体记载,说明东汉时四气说也已经普及了。
由于四气说主要是从实际用药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和五味说部分来源 于五行推衍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在其后的临床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其它针时病理的药理学说
《本经》除提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的原则外,还认识到一些针对病理起作用的药物功效,如干姜、附子、吴茱英等能“温中”,元参、粟米等能“养肾气”,麻黄有“发表出汗”的功效,海藻有“破散结气”的作用等。对个别药物的功效认识已经比较全面,如大枣能“安中养脾,助十 二经,平胃气,……补少气,……和百药”,大黄有“破癥瘕结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的功效等。
这些认识大多数是正确的,只是类似这样的记述还很少。当然,由于实践经验不足,病理学说还比较粗略,在这方面的认识也就受到限制,因而 《本经》里出现一些不准确的记载也是难免的。如它认为可以益气,补五脏(包括补虚赢、补中、益气力等)的药物有数十种,实际上除了人参、薯蓣等确实有补益作用外,其余大多数药物如枳实、竹叶、茅根、紫草、桑根白皮等并没有这方面的功效。又如它记载能下血或破除疮疡、积聚、恶血、血闭的药物约90种,今天看来除牛膝、丹参、川芎、凌霄花、大黄、桃仁等不足l/3的药物确实有活血消癥的作用外,其余2/3的药物都没有这方面的功效,而当归、泽兰、益母草等《本经》虽已收载,但还没有认识到活血化瘀是它们的主要功效。这说明药物功效的认识是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经验积累的。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本经》有关药物主治的记述丰富而具体,但主治对象绝大部分是病名或症状,还没有和虚实寒热等病理变化联系起来。如厚朴“主中风,伤寒,头痛,寒热,惊悸,气血痹,死肌”。贝母“主伤寒烦热,淋沥邪气,疝瘕,喉痹,乳难,金创,风痉”等。此外,对某些疾病或症状的特效药也有了一定认识,如常山治疟,黄连治痢,水银治疥疮,海藻治瘿瘤,雷丸、芜痍可杀虫,麻黄平喘,牛膝可堕胎等。这些情况都反映出当时在实践 中虽然认识到许多有效药物,但还不可能更多地把病理和药理联系起来进行考虑。
《伤寒杂病论》关于方剂的加减也主要是针对症状,如小柴胡汤、小青龙汤、真武汤等,根据病理进行加减的记述全书只有几处,如防己黄芪汤“下有陈寒加细辛”桂苓五味甘草汤解释不用麻黄的原因是“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等,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
(四)药物的配伍和分类
《本经·序例》云:“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华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之时,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不尔,勿合用也。”这说明《本经》时代,对药物配伍的相互作用已经有了一定认识,而且形成了初步的配伍理论。
关于分类,《本经》将365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有毒无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蔽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左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这种分类法认为上品药养命,中品药养性,下品药才治病,是受了当时特重养生的影响,至于把一些有毒的矿物药列在上品药的最前边,认为可以久服,不老延年,显然是当时道家炼丹服石思想的反映。李时珍已指出其不合理,这就需要我们作具体分析了。
总之,这一时期由于实践医学的发展,在药物运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于是就有可能使药物作用和病理变化开始联系起来,形成初步的药理学说,四气五味说的普及和具体化,某些针对病理变化的药理作用认识等,就都反映了这种情况。
二、 药性理论的发展概况
药性理论自《本经》形成体系后,得到后世医家的不断发展。东晋葛洪所著的《抱扑子内篇》虽然以养生修性为主,但其中提到的“以类求性”、“服食节度”、“五味偏伤”等内容,对于药性探讨也有一定意义。
南北朝齐梁之际,陶弘景通过对《本经》和《名医别录》的整理,并总结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药学成就,著成《本草经集注》。对《本经》的药性理论作了全面阐述,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药性内容,但对药性理论并无扩展。
唐代,虽然苏敬等著《新修本草》,在药性理论方面也没有新增内容。但在陈藏器所著《本草拾遗》中,按药性分成十类,谓“诸药有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此十种者,是药之大体”,谓之十剂。陈氏虽然称之为“十剂”,又谓是“药之大体”,实际是从《内经》中五味药性等总结而成,用以概括药性。十剂中的补泻、轻重、燥湿等内容对后世药性研究药性影响较深。如宋代的寇宗奭以此为基础,再加上四气中的“寒、热”二剂,谓之十二剂,明清医家讨论的更多达十余家,扩展了药性理论的探讨。对于十剂理论的提出,寇宗奭把它称之为陶隐居,明清医家如李时珍等多称为徐之才,据日人丹波元简考正为《本草拾遗》所述,今检《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证之,丹波元简所言极是。
宋代最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领衔所撰的《圣济经》,书凡十篇。其中卷六食颐篇(论饮食调济)、卷九药理篇(专论药性)、卷十审剂篇(用药理论),多据《本经》、《内经》所言药性,旁征博引,加以诠释。其中尤其推崇法象、象数、性理诸法,来论述药性,对刘完素、张元素等人的影响甚深。
金元医家如刘完素、张元素、李东垣等,深入探索《内经》奥旨,密切结合临床实践,总结了一些新的药性理论。刘完素论述药性,推崇性理、法象诸法 。谓“夫物各有性,制而用之”,又谓“形色自然,皆有法象”。是法象药理的极力推广者。
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等人精研《内经》,并以之指导药性理论的研究。在王好古的《汤液本草》中充分反应了他们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据《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的论述,全面阐明了《内经》“气味阴阳理论”。药物的气味阴阳,是药物具有各种功能的基础。《汤液本草》对《内经》有关阴阳、气味理论的论述,进行了全面归纳阐述。他通过天地阴阳,气味厚薄等分析,用以说明药物的气味阴阳与天地之间的阴阳是相应的,药物禀受天地阴阳之气不同,其所具之性味亦各异。进而指出,气味有厚薄,阴阳有清浊,禀质不同,其功亦异。进一步指出就具体药物而言,气味阴阳并非孤立,必须合而视之。故其论述药性,重视气味合参。这样,既阐述了《内经》蕴义,又发展了《本经》的四气五味,为总结了药性功能提供了较全面的基础理论。《汤液本草》探讨的药性,尤重《内经》五味之论,对其五味宜忌偏胜之说。皆予全面总结,从而充实了和阐发了《本经》的五味理论。
(二)根据《内经·脏气法时论》的内容,详述了五脏苦欲补泻。药物的补泻性质,是辨证用药的依据之一。《汤液本草》总结补泻药性,以《脏气法时论》“五脏苦欲”之说为据,采四时五行生克之法,概括药物对五脏的补泻之作用。《汤液本草》言补泻,虽以五脏对五味的苦欲为主,但在药性中亦兼提及“四气”的补泻,对机体方面也论及六腑的补泻,并未超出四时五行的行克之法。这种补泻理论,虽与后世单指扶正与祛邪药性有所不同,但把补泻性能作为药性基本理论概括,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且后世不少治则制方,均以此立法。
(三)根据《内经·六微旨大论》有关气机升降出入的论述,阐发了升降浮沉(药类法象)理论。《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旨承《内经》,以药物气味法天地四时之象。即以气味之厚薄,法天地阴阳之象;以气味性能,法四时万物变化之象;参合气味厚薄与天地阴阳,而研得药性之要旨,是谓“升降”。《汤液本草》认为药具升降之在由其气味参合而定。所谓“升降者,天地之气交”是也。其《药类法象》一节中,据药物气味厚薄阴阳的不同,以四时六气为纲,配以药性的升生、浮长、化成、降收、沉藏等特点,将102种药物归纳成五类。形成了以“升降浮沉”为中心的“药类法象”理论。《汤液本草》所总结的“升降浮沉”之说,用以概括药物作用的基本形状,对发展药性理论,是一大贡献。且对推动药性理论研究,亦起了促进作用。此药性理论一经创立,即得到医家普遍重视和广泛作用,后世一些治则、处方,亦多以此为据。
(四)根据《内经》中有关五脏与五味的关系以及“五宜”、“五走”、“五入”的论述,创立了归经理论的雏形。药物作用的发挥,除与本身所具气味阴阳等特性有关外,且与机体脏腑经络之生理、病理状况有密切联系。《内经》概括药性,重视性味与脏腑的关系,如“五脏苦欲”之说便是一例。它如“五宜”、“五走”、“五入”之论,亦在说明此种关系。张洁古、李东垣据《内经》将药物性味与脏腑间的关系和脏腑、六经辨证的治验结合起来,以阐明药物作用与脏腑经络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归经学说。在《汤液本草》中,王氏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将每脏的苦欲药味都补上了具体药物,并总结了脏腑泻火药,录入东垣报使、诸经向导等,丰富了归经内容。在各药性理论,这也是它对《内经》中气味与脏腑关系的阐发,对药性理论发展的一大贡献。
明代,对药性理论整理最全面的,首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他在在全面继承和系统整理历代本草的同时,在中药基本理论的整理和发展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成就。李氏《纲目》既重视药物疗效、主治的整理,更重视药性理论的归纳总结。在《纲目》的序例中,把历代本草、医籍中的药性理论,融汇贯通,聚集成一个整体,增强了药性理论的系统性。
他全面地继承了《本经》、《内经》的药性理论。并将《本经》、《内经》原文作为“纲”,把后世医家相应的论述作为“目”,将后世医家的不同认识,分别归纳于原文之下,既阐述了《本经》、《内经》的蕴义,又把后世医家所发挥的药性理论加以归纳,形成一个整体。
李氏不仅全面继承了金元医家的药性理论,而且更有许多的发挥。如在药物归经的基础上,还指出其有治“本病”、“经病”、“窍病”的不同;同时还有入气分、血分之异。使归经理论更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李时珍不仅重视药性理论的全面总结,而且在每个药物的编辑中也单列了“气味”一项,高度概括各种药性理论内容。
清代以来,本草众多,对于药性理论多为补充完善。如归经理论的命名,出于沈金鰲的《要药分剂》;润燥理论的推广,出自于石寿棠的《医原》;尤其多位医家对“十剂”的阐释,丰富了药性的探讨。但清代也有一些新药性理论提出,如景日珍的《嵩涯尊生书》总结的“药性皆偏论”;张志聰在《侣山堂类辨》中提出的“药性形名论”;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提出的“药性专长论”和“药性变迁论”等。这些论述对于药性发展也有一定意义。
三、建国以来对药性理论的整理和展望
(一)对药性理论的整理
20世纪以来,随着全国各地开始兴办中医教育,早年多选用《神农本草经》作为中药教材。建国后举办的中医进修班,也多以它作教材的,后来有用南京中医学院编的《中药学概要》。上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中医高等教育的开设,中药学成为学习中医的主干课程,开始编写了《中药学》教材,在其上编·总论中,编有“药物的性能”一章,简要地总结为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有毒无毒等内容,基本形成了理论体系。后来各版教材,也有把它称为“中药的性能”或“药性理论”者,其内容略有增减,但基本范畴没有多大变化。上世纪末的《中华本草》算是对二十世纪以前的大总结,但在药性理论方面,也过于简略。此外,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一些探讨,最全面的要数高晓山主编的《中药药性论》,它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中药基本理论。但就药性理论而言,倒觉有些不足,仍有待加强探索和研究整理。
中药的药性理论,来自历代医家用药实践的总结。今天整理和研究药性理论,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实践,故在整理和研究药性理论时,也必须紧密联系临床实践。为此,必须对本草诸多药性理论内容进行分析,哪些药性理论与中医临床用药密切相关,或属一般联系,或只是偶而相关。把最关键的重要的优先研究,其他相关内容放后或顺带研究,将现有本草中提到的药性知识作一下归纳:在《中药学》总论的“药性理论”中有偏性、阴阳、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毒性等项,在这些药性内容中也经常提及补泻、润燥(刚柔)、缓急、轻重等。而其他五色、五臭、药类法象、性理等内容,多在解释单个药物时偶而提及,很少把它们作为药性理论论述,而只视为药性的说理工具。
展望未来,药性理论内容广泛,如何整理和研究,首先应该对其作进一步分析:偏性、阴阳理论,内容甚泛,属于哲理范畴的层面;五味(包括五色、五臭及形质)属于物质(特性)层面;四气、升降浮沉、补泻、润燥(刚柔)、缓急、轻重,属于功能性质层面;归经理论,重点在于把上述药性与脏腑、经络理论联接起来,是一种综合药性理论。
基于上述分析,整理研究药性理论,应该把五味理论摆在首要位置,并把它作为研究其他药性理论的基础;把四气、升降浮沉、补泻、润燥(刚柔)、升降浮沉等药性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四气(寒、热)、补泻是针对八纲中寒、热、虚、实四纲论治的主要药性;四气(寒、热)、润燥是针对六淫中寒、热、燥、湿四类病症论治的主要药性(四气中的寒热,及燥、湿,既是药性,又是病邪,也是病证)。升降浮沉药性,一般称为药势,应结合临床进行整理。归经药性为综合药性,最好结合脏腑辨证,综合整理。缓急、轻重及其他药性则可结合前面药性进行整理研究,但也单独列项整理研究。但这些整理研究都必须紧密结合中医临床,从而使药性理论的整理研究有序进行,更好地为中医临床服务。
(二)中药药理学发展
中药的使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药的“药理”一词,在古代中医药书籍已出现,如宋代的《圣济经》中,就有“药理篇”,但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作用,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用实验药理学进行中药药理研究。
步入21世纪,中药药理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各地大力加强规范化药理实验室的建设,尤其是国家科技部在中药现代化项目中启动了规范化中药药理实验室建设专项,在规范化建设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方法、新的模型,保证数据客观准确,提高中药研究的整体水平。现代化的中药药理研究表现为多学科的配合,从数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现代心理学等学科角度研究中药作用机理,用现代科技术语阐明中药方药的传统功效。许多创新性关键技术被陆续应用于中药药理研究中,许多实验室可以在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上以及系统调控等方面,进行中药药理研究。
麻黄中药药理学的发展最早始于陈克恢先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进行的麻黄碱拟肾上腺素作用研究。陈克恢从麻黄中提取出麻黄碱,发现有拟交感神经作用。上世纪70年代,中国药理学家周金黄 教授提出“向中西医结合的药理学前进”的口号,呼吁创立中西医结合药理学,指出要从中医中药理论出发,研究和阐明中药药理作用的思想,此时中国在单味中药的药理研究方面已积累了大量的知识。1982年国家组织编写了《中药药理学》教科书,把中药药理学正式列为一门重要专业课程,推动了学科的发展。1985年10 月,中国药理学会的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同时确立了中药药理研究的方向,1985年王筠默编著《中药药理学》,标志中药药理学科正式形成。
自1985年,中药复方药理的研究就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医药界展开,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并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在1996年10月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中药复方的研究被列入21世纪中医药理论研究的难关和突破口之一。“九五”期间中国制定了中药现代化的战略规划,重点之一是中药复方的现代研究,其中阐明中药复方药效的物质基础和作用原理是主要攻关目标。先后设立了多项重大或重点项目用于支持中药现代化有关科学问题的研究,如1998年启动了“九五” 国家攀登计划预选项目“中药现代化关键问题的基础研究”;1999年科技部又启动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项目)“方剂关键问题的基础研究——原理、方法、创新”,这在中国中药研究领域中是前所未有的,大大推动了中药复方药理学的研究,使中国中药药理学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中药药理学的研究始于单味中药,其中最著名的发现是麻黄碱、青蒿素、喜树碱和羟基喜树碱等。中药复方的研究,中国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传统古方研究、现代经验方研究和复方配伍关系研究,研究较多的如四物汤、六味地黄汤等。因此现代复方中药药理学的研究从简单的药效学研究,发展到作用机制、方剂组成、配伍规律的综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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