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青囊志异，2023-02-2 12:12 广东

01  一条道路和一个目标

民国时期，中医界在与西医及新文化界多年的反复激烈论争后，最后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一条中医科学化的道路和创造一个新医学的远景目标。这一共识基本百年未变，新中国成立后，这也是新政府中医政策的一贯基本学术要求。

中医科学化的一个最重要措施，就是中医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是中西医兼授的，且基础课程基本是先西后中的修业模式，民国以来一直如此。虽然中医学校教育关于中西课程比例的争论和拉锯调整数十年来断断续续时有发生，但民国中医奠定的中西医兼授的基调始终无法动摇，这种课程设置基本能保证传统医学学术与人才的与时俱进。不但中医如此，其实印韩等各国传统医学的现代学校课程设置基本类似。

固守传统显然没有未来，而中医具体怎样科学化，其实医界内部一直并没有共识定论，保守派一定要保存国粹；改良派坚持要中体西用；而革新派认为只要真能治病救人，西体中用也无所谓；还有的人认为，中医不可能真正科学化，真科学化了，其实就是“完了”。百年间，在争争吵吵犹犹豫豫各种纠结和挣扎中，中医学在历史大潮的裹挟下一路前行。中医科学化说白了其实就是迟早要内核革命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这大概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宿命。

02  生理学革命

民国时期，面对反中医人士对中医的传统人体生理错误结构的批判，恽铁樵提出了“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的观点，这种五脏虚化说虽然在医界有一定影响，但其实并未得到中医界的普遍共识，革新派大多也不接受这种观点，毕竟没有实体结构，何来功能？中医界基本上还是普遍接受了“现代”科学有关人体形态、解剖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具体体现就是民国以来几乎所有中医学校教育的基础课程都要学《生理学》。中医的“气化”之说也是日渐衰微。

中医界寄予厚望的经络实质研究，历经几十年，并未能证实经络系统的实质存在。学界依然陷于经络实质是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还是未知结构的已知功能的争论中。大多中医内史学者倾向于认为，经络是古人在血管、神经和天人相应理论的基础上，“虚构”出的亦实亦虚的人体整体观。经脉“行气血”是古人医学常识，今人若找到某种新“经脉”生理结构，而无“行气血”功能，也不是古人认为的“经脉”。

03  五行、运气学说的失势

清末以来，中医的一些基础理论如五行、五运六气之类深受新文化人士的不断批判和攻击，中医界无法合理回应，难以招架；革新派主张扬弃，而保守派为避免受到攻击也基本是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清末唐宗海仍认为阴阳、五行、运气等可以包含一切道理，到民国恽铁樵已经持怀疑态度，再到陆渊雷、杨则民等，则认为可以一刀切去，无损中医实效。民国中后期，这类理论在医界就渐渐失去人气了。

现代中医界，五行学说基本属于名存实亡，教材中虽还有理论地位，但在临床辨证中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赵洪钧认为五行学说应该被当代系统论、控制论取代。就连提倡“铁杆中医”的邓铁涛，也提出应以“五脏相关学说”取代传统“五行学说”，实现此学说的现代化质变。

04  八纲成为中医的辨证纲领

民国以来，中医界学术上能达成普遍共识的中医理论很少，“八纲”算得上一个。辩证阴阳寒热表里虚实之论，宋代就有，历代也多有论述，此说原本主要流传于伤寒学术一系，属于中医传统学术归纳性的理论，一般用于指导辨证，古时多称为“总要”“八要”“八字”“两纲六变”。民国中医因为要整理国故，使中医传统学术系统化，“八纲”这种概括性的辨证理论自然受到了高度关注，不仅伤寒学术界内六经实为八纲说流行，其他中医论及八纲的人也很多。1921年初版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中还没有“八纲”一词。一般医史界认为最早将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概称为“八纲”的是祝味菊先生，其《伤寒质难》（1944年）云“病因多端，而病变不出八纲，信哉言乎！”现在我更正一下，祝氏并非最早提及“八纲”一词，叶橘泉先生早在1927年发表的《中西病理论不同之沟通》一文中就提及了“八纲”：“故诊断务明其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之八纲。治法须辨其宜汗、吐、下、温、清、和、补之七法。”其实我怀疑还有更早的，有待考证。但祝氏《伤寒质难》一书在医界影响很大，使“八纲”一词得以广为传播。

新中国建立后，1955年，《伤寒质难》的作者陈苏生在中医研究院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西学中班任首席教授，其讲学就倡导整体观念下的八纲辨证。1955年2月任应秋在《伟大的祖国医学成就》中也说“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论治方法，是祖国医学在治疗上的最重要关键。”1958年的《中医诊断学》（7月）、《中医学概论》（9月）中，就开始编入八纲的内容。二版教材《中医诊断学》（1964年）正式将其专章论述，八纲辨证上升为中医的辩证纲领。

当然对于阴阳寒热表里虚实“八纲”，也有不少名家认为并不完善。如千祖望提出十纲辨证，即表、里、寒、热、虚、实、标、本、体、用十纲，阴阳单列为总纲。施今墨也提出十纲辨证，即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新八纲，其实早在明代孙一奎《赤水玄珠》（1584年）中就有与施氏相同的“八纲”。赵洪钧《医学真传》中，也认为如果想保持“八纲”说，最好把八纲改为虚实寒热表里气血，因为这些是中医最基本的病理概念。赵氏认为中医辨证论治的纲领是“虚、实、寒、热”四字，他认为阴阳、表里、气血、脏腑、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等等都可以不辨，但虚实寒热非辨不可。

05  民国医家已经意识到中医诊疗具有整体观

所谓整体观念，简单来说，就不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那种诊疗。对于中医具有整体观的特点，民国中医在中西医的比较中已经有普遍的认识。如杨则民《内经之哲学的检讨》（1933年春）就明确指出“中医诊病为综合的统一观察，故重证候（全身）”，“外医为分析的局部的观察，故重病所（局部）而轻言证候”。祝味菊《伤寒质难》（1944年）认为中医是扶持、调整人体正气抗病的“本体疗法”，中医是“治人”，西医是“治病”。此书最末部分指出“吾人须当把握整体，认识全人，以求其矛盾之统一。”显然“本体疗法”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特色。

任应秋《伟大的祖国医学的成就》（1955年2月）一文分十部分论述，其第五部分所用的标题就是“辨证论治的整体观念”，后来中医的两大特色概念词都出现了。“整体观念”这一概念很快也在医界流行起来。如1955年3月承淡安先生《<经络之研究>译本自序》就提到：“所以十二经络学说，实是古代医学生理病理之基础，也是从整体观念出现的治疗准则。”

新中国建国后提倡整体观念，与民国时期有两点不同，一是新时期的“整体观念”不仅仅是指人体本身的整体性，还包括了人与环境的统一性。二是新中国初期提倡整体观念，除了表明中医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具有“科学性”外，其实还有向现代医学整体观看齐的原因，这与一般认为中医“整体观念”的提出仅是为了显示“特色”的说法正好相反。

如任应秋《伟大的祖国医学的成就》（1955年2月）是这么说的：“我们认为这种辨证论治的整体体系，是和现在苏联先进医学主张：‘我们不是治疗某一病患，而是治疗病人，于治疗时应当注意病人身上发生的变化组合，在看护病人时，必须考虑整个病人，而不单注意于罹患器官’的理论是殊途同归的。”

任应秋先生

又如杨安时《从内经中来探讨中医论“天人合一”与“形神合一”的观点和应用》（1958年9月）也说：“祖国医学内容，是极其丰富而多彩的，不仅在疾病疗效上，有着实践的作用；并且在理论体系中，有着辩证唯物的基础。所谓’天人合一’与’形神合一’的论说，即为中医学术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具有高度的整体观念，将人体作为统一的整体来加以认识，认为人体与自然环境之间，形体与神明（当时所指的神经中枢）与精神之间，是相互密切联结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称为天人与形神是合一的，与现代的病理生理学的整体观，基本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现代的病理生理学”是指苏联巴甫洛夫神经论学说与内分泌理论合流而成的神经—内分泌—体液学说，这显然是一种具备人体整体观念的病理生理学说。

西学中的徐惠民《论中医脏府的整体观念》（1959年）则说：“整体观念，是祖国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它对许多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认识的，而是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观点出发，将人体作为统一整体的有机联系来加以认识的。这种有机的联系不仅表现在脏与脏、腑与腑之间，同时还表现体内的脏腑和体表组织器官，以及自然界外在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现代科学证明，动物机体是一种复杂的、与变化着的外界条件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高度完善的有机体。”

1955年2月，任应秋《伟大的祖国医学的成就》一文中，“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这后来的中医两大基本特点概念词都出现了。秦伯未《中医入门》（1958年9月）第一章第一节就将“整体观念”列为中医的两个基本特点之一。1958年南京中医学院编著的《中医学概论》内容上虽然论及中医诊疗的整体性，但并没有提出“整体观”或“整体观念”这一概念名词。1960年北京中医学院的《内经讲义》，就已经正式将“整体观念”作为中医特色写进教科书。

秦伯未先生

06  顺势利导协正祛邪是民国中医的一种重要治疗观念

中医所谓“顺势利导”，即中医治疗是协助人体自然疗能之趋势，合理调整人体抗病力的太过或不及，助其尽快愈病。祝味菊也称之为“本体疗法”。“顺势利导”作为一种中医药之所以能治病的解释理论，在民国以来其实很受中医界的重视。这一重要的治疗观念后来没能跻身成为中医的基本特点之一，颇为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顺势利导”与中医治疗传统“以偏纠偏”的观念差异较大的缘故。

恽铁樵称人体的自然疗能为人体的“救济功能”（1925年《生理新语》），认为利用它是中医药之所以能治病的关键。

陆渊雷《伤寒论今释》（1931年）：“……故观察证候，可以测知正气抗病之趋势。于是选用方药，以利导匡救，而达治疗之目的。”1940年《伤寒论概要》：“中医方剂治病之所以有效，此无他，其药法实暗合人体抗病力之趋势故也。”

祝味菊《伤寒方解》（1932年）：“盖仲景大法全在审视病理与自然疗能之趋势是否相合而已。”《伤寒质难》（1944年）：“邪正相搏，吾人审察其进退消长之趋势，而予以匡扶之道，此协助自然之疗法也。”“医之任务，协正以祛邪也。”“病原疗法仅能适用于狭义之病原，而本体疗法则应用无穷，历万古而不变者也。”

民国中医的这种“顺势利导”的思想源于何处？我考察之后发现，居然可能是因为受到西医的启发。这在《伤寒质难》中就可以看出来，陈苏生质难祝味菊，认为本体疗法在西医是中古产物，如今已为陈迹。祝味菊对此给予了解释，并谓“学说无新旧，求是而已”。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就认为人体会自疗，医生的任务就是为这个自然疗程协助一臂之力。民国西医病理学依然有此类理论，樊子文《六经之新解释》中说：“不意科学医之病理学，却具有此一贯之说在焉，其发病论有言曰：‘凡外因概能使身体组织起障碍，然身体组织有除去外来害物或使其为无害的防御机能与反抗机能及适合性能，若外因之作用强剧，则身体组织之防御机能与反抗机能不克战胜，则局部或全身遂陷于死亡。但胜败之间，有许多阶级。’”

战国兵家孙膑有云：“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这是成语“因势利导”的由来。“顺势利导”与“因势利导”意思是一样的，只是文字更现代简白。中医传统经典理论中，明确施治要顺应人体抗病反应之欲的论述不多，《内经》中比较贴近“顺势利导”之意的论述有一些，如“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因”是循、顺的意思；“引”是引导的意思。还有“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也，夫惟顺而已也”。民国之前治疗有“顺势利导”之论的医家也很罕见，周学海《读医随笔》（1891年）有云“此顺乎病之势而利导之治也。”这已经是近代之论了。

解放后，中医治疗“顺势利导”之论还是很受学界重视的。如岳美中说：“辨证论治，浅言之，‘因势利导’而已。‘因势’，概括辨证；‘利导’，概括论治。”胡希恕：“这是中医治病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要顺势利导，就是要适应生理的这种机能。古人就是利用生理的这种规律，顺势利导来治病，这很好。我们在临床治疗上不是对一种病适用这种原则，万病都适用这个原理。”郭生白有《本能论》，认为顺势利导是中医最基本的理念，《伤寒杂病论》是本能方法系统。仝小林：“因势利导，是重要的治则。它的指导思想是给邪出路，顺势而为；它的疗效特点是四两拨千斤，事半功倍。”黄煌：“中医非常重视保护和利用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因势利导，这个势，就是抗病的趋向，或汗，或吐，或下，或进食，或睡眠，等等。”“顺势利导”也进入教材的，我见“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的“治则思维”中就有“顺势利导”部分。

现代针灸理论认为，针灸临床治疗大多是为人体自疗提供顺势利导的扶助，人体本身具有丰富的天然抗病物质（内源性药物），可以治愈很多疾病，它们比外源性药物更安全更广谱，有极大的应用前景，针刺镇痛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针灸应该深入研究如何刺激人体产生特定治疗“药物”的方法，找到打开人体内部药物宝库的钥匙和控制器。从中医针灸治疗的角度而言，“本体疗法”一词大概比“顺势利导”更贴切。

07  民国中医已经意识到“辨证”施治是中医的一大特点，也已经有人在提倡“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

（此部分论述颇长，另作长文论说，此略。）

新中国建国后中医界提倡“辨证论治”，强调“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基本原则和基本特色，此非突然而起，凭空创造，而是有前人长久的历史铺垫，民国时期，医界就普遍认识到“辨证”施治是中医区别于西医的基本特点，也有一些医家一直在提倡“辨证论（施）治”，所以建国后整理学术的中医学者提倡“辨证论治”其实是对民国医学思想的承继和提炼，是一种自然的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