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陈媛，黄忠廉. 李照国中医外译理念研究.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21，41（1）：112-115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统称中医学四大经典，国内同时完成四部典籍英译者是李照国教授，他是中医典籍外译的杰出译者，在中医外译研究方面成绩斐然。30 多年来，他翻译中医典籍数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参与中医名词术语外译国际标准制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和翻译思想。从中医典籍外译到中医外译研究，再到文化主权保护，这是从实践到研究、再到文化保护的逐层提升。

对中医外译领域杰出代表的思想总结和研究可为中医外译实践和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因此，笔者以李照国中医外译思想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在中医外译方法、术语标准化等方面的思想流变。

1 译典籍，自成翻译风格

中医翻译方法和策略是中医翻译研究的热门主题之一 [1]。李照国教授从事中医典籍英译多年，翻译风格自成一体，梅德明为其《简明汉英黄帝内经词典》作序，将其译法总结为“音译为主、意译为辅”[2]。李照国教授针对中医术语的“不可译性”，借鉴前人经验，在实践中反复思考、验证、总结，提出自己的主张，成为中医翻译学界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1.1  中医外译的“不可译”  “可译性”指原语不做根本性改变就能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意义[3]。“不可译性”意为“译文不可能准确、完整地再现原文”[4]，即原语意义无法以译语为载体传达，即便可以传达，也要做出很大变动。

中医外译之“不可译”大都属于文化不可译性，主要源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Catford J[5]将文化的不可译性归因于“译语文化中不存在与原语文本功学中医必须明白的几个关键问题能相关的语境特征”。中医学思维与中国古人的认知方式一致，却与西方不同，因而中医文本的“不可译”情况较多。中医术语外译是用译语表达仅存于原语世界的概念，译语能指与原语所指不可能完全对应，只能追求“信息量近似”，最好是“极似”。该过程在译语体系中创造出中医概念，是中医术语的二次称名，中医翻译界人士为此做了诸多探索。

1.2 从词素法到音释结合  词素翻译法源于李约瑟的翻译主张之一“组合词素构建新词”，即用西方读者能理解的词根创建新词，使中医学用语达到西方语言体系的精确[6]。德国中医汉学家满晰博主张将中医翻译拉丁化，国内支持用希腊语、拉丁语翻译中医术语的也有一批学者，如蒙述尧[7]建议将“心主神明”译为 cardiac psycho-control（cardiac“心的”，psycho-“神明”，control“控制”）。李照国教授早期赞同此法，并在论文中多次提及[8，9]，认为该法有利于中医学用语翻译的标准化和学术化。

然而，有学者认为：词素法强调西式构词形式胜过中医学概念的有效表达 [10]。之后，李照国教授放弃了词素法，因为读者很难从词素构成的新词辨析其内涵及代表的思想，而且新词与中医学的古老性、传统性和民族性格格不入[11]。词素法构成的新词是生造词，既无文化根源，又缺乏译语认知基础。

放弃词素法后，李照国教授在中医典籍英译实践中不断探索，2005 年出版的《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反映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即音译为主、释义为辅的译法。如：“肾气”译为Shenqi（Kidney-qi），“三焦”译为Sanjiao （Triple-Energizer），等。音译中医术语，在括号中加入意义阐释，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翻译某些术语时，他将音译和释义巧妙地融为一体，如“五脏”译为 five zang-organs，“六腑”为six fu-organs，“脏腑”即为 zang-fu organs，保留了“脏”和“腑”的音，并释义为 organ（器官）。此外，他还使用了大量注释，既解释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又不影响译文的可读性。例如，“虚邪贼风”译为Xuxie（Deficiency-Evil）and Zeifeng（Thief-Wind），译文后的注解为 all abnormal climatic changes and exogenous pathogenic factors，并引用高士宗和王冰的加注来补充说明。

李照国教授以音译为主，源于玄奘“五不翻”原则，即秘密故不翻、多含故不翻、此无故不翻、顺古故不翻、生善故不翻[12]。中医翻译诸多概念涉及“多含”（一词多义）、“此无”（译语无对应物），也有“顺古”（约定俗成）、“生善”（特殊意义、以示尊崇），音译是恰当之选。以此为基，加入解释或补充说明，达到保留中医文化内涵、语义易于理解的双重效果。

1.3 译法评析  音译加意译的雏形出现于中医外译早期北京译者的主张 [13]。李照国教授从文化保留角度将其进一步发展为“音译+释义”的方式，释义形式表现在词内、文内和文外。与威斯“借用”（归化）西医术语翻译《黄帝内经·素问》不同，李照国教授选择“还原”（异化）为主的方式音译，音译是表面指称的直接转化，读音不变保全了原概念的语音外壳。

但单纯的音译可能增加读者理解文本的难度，使译文产生“支离感”，甚至有“未译”之嫌。释义是在译语体系和认知世界中找到近似的实际指称，做出近似的解释，它是音译的补充。所以，“音译 + 释义”实则是一种“双保险”，锁住了原语的音、保留原语的文化外壳，确定近似的义、借用译语的语义外壳，组合成一个既接近作者意图、又能被读者理解的翻译形式。

音释结合也可减少因存在文本间距造成的译文意义的偏离，即文本的间距化（distanciation），它指“文本因脱离文本的创造者以及产生这一文本的文化条件而造成的远离效用”[14]。术语翻译受到认知主体（即译者）的影响，译者兼有读者身份，先理解再翻译，译时已加入自我认识。文本产生于一定历史文化语境，要跨越时代背景和文化差异到达作者原意并非易事。译者只有尽力回归原文本语境（时间、空间、文化等），避免文本间距产生的疏离，才能保住作者意图。它立足于作者与读者之间，力求在其中找到平衡点，保留原语之形、疏通译文之义，以求信为先，回归原文本环境。李照国教授一向看重中医文化根源，翻译《黄帝内经》时，他以“原汁原味”为目标、“译古如古”为原则，这是其力求回归原文本原生环境的明证。该译法看似累赘，实际是译名如一、便于统一，“向读者传递来自远古的原质信息”[15]。随着传播广度和深度的增加，中医文化在译语环境逐渐被认可，译语受众逐渐熟悉中医学核心概念，音译会越来越为译语读者接受，这将成为一种趋势。

2 研理论，推动标准化和学科建设

李照国教授是较早将中医外译实践提至学术研究的学者，他于1993年出版了国内首部中医学翻译研究专著《中医翻译导论》；他将热力学概念“熵”引入译学研究提出熵化—耗散—重构理论 [16]。然而，他的突出贡献更在于推动中医术语国际标准化进程和学科建设。老一代中医人致力于中医外译标准化事业：欧明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香港和内地出版中医双语词典，并在《新中医》撰文讨论术语译法；谢竹藩主编了《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汉英中医药分类辞典》等。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中联）、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先后制定了中医名词术语国际标准，WHO于2018 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0 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0th Revision，ICD-10），增加了传统医学的章节。

2.1 中医外译标准化主张  李照国教授是国内最早提出中医术语标准化主张的学者之一。因其在中医翻译领域的可贵探索和卓著成绩，被《中国科学翻译史》列为“科学翻译学应用学科的重要代表人物”[17]。李照国教授中医外译标准化主张主要包括 3 个方面：

第一，将标准化工作分为初步和更高一级两个层次。他认为，中医翻译起步晚，“未形成一套指导其发展的理论体系”，初步标准化应是中医名词术语的标准化，要统一的是核心概念的译法，而“更高一级的标准化只有在中医翻译的理论体系确立之后才能实现”[8]。他重视理论研究，提出加快中医翻译学建设，强调学科的创立要有三“专”，即专家（高层次研究人员）、专著（高水平理论研究著作）、专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8]。

第二，于 1992 年提出中医外译标准化原则并不断调整和完善，确定为自然性、简洁性、民族性、回译性和规定性五大原则[19]。其中，他力求保持民族特色，音译“阴”“阳”“气”等中医特有概念。为了使术语简洁又达意，他主张增加注解，如“入水伤心”译为 damage of heart by water，注解为 If a person immerses himself in water when sweating，his heart will inevitably be damaged，这与他释义的翻译主张一致。

第三，始终强调保持中医文化意涵。1991年WHO 主持的针灸经穴名称国际标准采用“字母 +数字代码”方式，即经脉名称对应词的首字母加上数字编码，如膀胱经第一穴位“睛明”译为 BL1。西方针灸师只记数字编码，淡化拼音成分，逐渐模糊甚至舍弃中医文化内涵。中医穴位的归经和名称包含了深厚的中医文化，而数字编码只能代表对应的位置，如同把穴位分割成独立的点，不能形成经穴体系，临床使用非常有限，更不利于中医文化的完整传播。李照国教授认为经穴名称反映了穴位的主治特点和用法要求，代码使其包含的中医文化损失殆尽，中国译者不得不通过有限的补救措施帮助西方人了解穴位的中医学内涵[20]。世中联主持出版的《汉英中医基本名词术语国际标准》（李振吉主编）也采用“字母 + 数字代码”的形式表示经穴名称，但增加了“拼音名”一栏，意在保留穴位的中医学内涵。

2.2 标准化制订实践  李照国教授在从事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研究的同时，亲身参与了国内国际标准化实践工作。他作为世中联翻译委员会会长、ICD-11传统医学部分术语工作组专家以及 ISO 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术语专家，参与了国内中医术语标准的翻译和制订，以及中医外译国际标准的制定和谈判工作。

WHO主持制订《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期间，李照国教授参加了2005 年 8 月召开的第一次审定会议，主张中西方研究人员合作、共同制定国际标准。一直以来，有少数西方研究者极力排斥中国人参与中医国际标准工作，他在2004年 11 月召开的国际中医药博览会上反驳一位西方翻译家：文化遗传基因决定了中国学者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理解更深入、系统，排斥中国人参与中医国际标准的制定是无理的！

2008 年，WHO 决定对 ICD-10 进行修订，增设传统医学一章。李照国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了2008年和2010年在日内瓦的两次非正式会议以及 2009年和2010年在香港召开的两次正式会议，亲历术语组相关问题的争论和协商。为了配合WHO的工作，他带领的课题组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任务后，将 1995 年和1997年中医国家标准译成英文，经审定后于2010 年 9 月上交WHO。课题组将研究总结的理论体系、翻译原则和方法应用到翻译实践，把标准化研究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

李照国教授带领的课题组对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对WHO和世中联两大标准体系在理论、实践和方法等方面做了比较和分析，出版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研究》。他参与的标准化工作不仅涉及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更是面对某些国家“去中国化”的暗流，他本着守护民族文化之心，在谈判桌上辩论与坚持。

2.3 学科建设前瞻  随着身份的多元化，李照国教授在标准化领域从翻译实践和研究转向了国际标准制定等工作。总体而言，中医翻译学界重翻译实践、轻理论构建和学科建设，因此，中医翻译“有思想、无体系”的局面给标准化体系建设造成了发展障碍。

李照国教授中医外译标准化主张来源于大量的翻译实践与理性思考，以中医翻译理论体系为基础、以学科建设和发展为依托，根基牢固、符合翻译实践规律、利于向外传播，合理建构、利于健康发展。他重视理论，将中医翻译实践提升到学术研究层面；他有国际视野，其标准化主张与国际接轨，并上升到维护民族文化主权；他强调学科建设，20 年前就强调了中医翻译学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他的学科建设主张未进一步发展和深入。中医药翻译研究发展几十年来，研究成果数量逐年上升，研究视野不断扩大，文化外译的时代要求促使中医外译学的构建成为必然趋势。它将拓展中医翻译学的范围和视野，为中医文献外译实践提供理论基础，使外译活动更有效、更科学地开展。

3 译文化，开启国学寻根

翻译要解决语言文化异质性问题，不同文化源流是语言文化异质性最初的滥觞[21]。因而，要处理好中医外译的语言文化异质性，需要追溯到中医文化根源，它与中医文本特点、中医文化的民族性关系密切，也影响到译法、术语标准化主张，乃至理论体系建构，是中医外译和研究的根基。近年来，李照国教授从译论研究逐渐转向中医文化溯源，从文化本源探讨中医外译问题。

翻译包括理解、变通或转化、表达 3 个部分，中医典籍的文化解读是翻译过程中艰难而又关键的第一步。解读文本的基本依据是理解“文本本身”，“对文本本身的理解和解码应该恪守取证定夺的原则”[21]。李照国教授强调原文本的理解，尤其是中医文化的正确解读，他主张结合典籍校注把握原义。他以《灵枢·师传》中“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为例[22]，指出：“百姓”意为百官（all the officials），而有译者误译为 masses，是与“百姓”的今义混同。

文化具有流变性，中医典籍成书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与现代中国人、西方人有明显差异。现代人读不懂中医典籍，主要缘于文化流变，即文化发展过程中原有的文化序列中断造成原文本意义难以理解。除了流变性，文化还具有传承性（或延续性）、兼容性等特征。文化的流变性、科技发展、社会变迁等综合因素造成人们对中医文化的疏离，而文化的传承性和延续性能为文本的语义解码提供关键线索。李照国教授正是抓住中医文化的传承性，追根溯源，从中华传统文化根源寻找文本的正确解读方式，悟出文本原意，避免误译。

中医学是中国古人在日常生活劳作、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完善的传统医学体系。它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融合诸子学说和百家之论，反映中国古人认知方式、思辨模式、养生方法和诊疗手段。中国社会经历 2 000 多年的变迁，传统医学也随之发展，相对恒定的中医语言和逐渐完善的中医体系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是母子关系，传统文化是中医学的原生土壤，是中医学的根。中医学在中华文化深厚的土壤中吸取各家学说、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因素逐步发展起来。所以，中医学就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活化石，反映了中国古人的生活方式、对自然界的认知、对疾病的诊治等。

对中医文化的珍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李照国教授曾言，“中医翻译很重要，国际标准紧迫，但我们在全力推进这两项工程时，更重要的却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把握”[23]。他翻译中医典籍、形成自己的翻译主张和思想的过程，也是他解读中医学文本的文化寻根历程。

4 结语

李照国教授从事中医外译实践30余年，翻译风格鲜明，译法和标准化主张切合实际、富有远见。从译法到译论，再到学科建设，研究层次逐步上升，但始终不离中华传统文化本源，以中华文化传播为目的进行中医外译实践与研究。此外，他在中医外译标准化领域做出的努力，对中医文化传播和民族文化守护做出的贡献，受到学界、业界人士的称赞和敬仰。

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中医文化为典型代表，此时，中医外译学科建设尤为重要。中医外译学科发展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需求，是中医外译人才培养的助推器，更是中医外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的指引。中医外译学科建设任重道远，中医外译学的理论体系建设需以中医外译实践为基础，遵循翻译学规律，辨清中医外译的共性与特性，结合中华文化和中医文本特点，更加理性、细化、务实，使之成为指导中医外译活动的理论体系，为译者和研究者提供更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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